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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建党节党课讲稿
七一建党节党课讲稿
七一建党节党课讲稿 2016-06-24 浏览:分享人:郝岩颖手机版
当代中共党建史,系指世纪之交前后的党建发展史,即1990 年至目前为止的当代中国政坛。差不多就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整体执政过程。综观这十多年的历史,有十件大事贯穿着当代中共党建的历史,这是因为:第一,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刻的历史背景;第二,都发生了全国范围的重大影响;第三,本身既有历史的价值,独木可见森林,又能承前启后,彼此关联,构成这段中共党史的大脉络。
1976 年,中国发生了三件震惊全球的重大事件,一是周恩来总理逝世;二是唐山大地震;三是历史巨人毛泽东与世长辞。
那个时代的很多话再听起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时报纸‚ ‛电台电视台上反复阐述的 至理名言 。
众所周知,毛泽东除了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军事家之外,还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和著名的文学家。1990 年元旦刚过,中国文坛一位可以熟练使用毛泽东诗词的青年作家,成了一次文学座谈会的中心人物。有‚人问他:
你怎么‛看正在兴起的‘毛泽东热’ ?‚他回答:
今日欢呼孙大圣,‛ ‚只缘妖雾又重来。
又有人问:
你怎么看东欧和前苏联正
在发生的逆转? ‛‚他又回答: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后来《人民文学》杂志记者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邓力群,邓力群大加赞赏:
这的确是一种很形象、贴切,也相当深刻的回答和解释,对伟人毛泽东的怀念就此可以进入宏观的历史层次,上升到了较深的理性思考。‛
1990‚ ‛年中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毛泽东热 。电影、书籍、形形色色的座谈会,全都热衷此道,毛**像章卷土重来,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向毛泽东的故居韶山。我那时也自费到了韶山,还到了刘少奇的故居花明楼。还记得那时候的《红太阳》录音带,开创了大陆歌曲磁带的销售新纪录。
那时候中国人的热情十之**投向了政治领域。反对自由化、切断通向资本主义的改革之路、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就在共产党内、私营经济是资本主义复辟的经济基础、市场化就是资本主义化……这些话现有听来恍若隔世,可都是那‚ ‛时报纸电台电视台反复阐述的 至理名言 。
‚ ‛这里的 苏东波 不是指的宋朝著名词人苏东坡,而是指的前苏联和东欧政坛巨变的冲击波。
1991‚ ‛年, 第三代领导 经历了最严重的也是惟一的一次危机。
在 90 年代开始前后的那几个星期里,从东欧那边传过来的消息,都让中国人既震惊又嗟叹不已。波兰、保加利亚、
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史、罗马尼亚的兄弟党,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社会主义的阵营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这种局面措手不及,不知如何是好。在很多中国人看来,东欧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一句半是悲壮半是幽默的话在北京‚流行起来:
过去是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是只有‛中国能够救社会主义。
只有邓小平一个人不动声色,说了 16 个字:韬光养晦,冷静思考,稳住阵脚,沉着应付。
8 月 19 日,苏联共产党为避免垮台所采取最后行动的失败,对于中国以及对于世界的含义,是无论怎么计算也不会过分的。对中国来说,这是共产党取得政权 42 年来所遇到的最惊人的变故和危机。
‚那时候有头有脸的理论家是不讲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的,也不讲发展。他们说得最起劲的是 反对和平演变 ,是一本叫《关于社会主义若干问题学习纲要》的小册子,也‚ ‛叫 十九条 ,用它来统一思想。那里面说,中国的阶级斗‚ ‛ ‚争 相当尖锐和激烈 ,不批评那些 忽视了阶‛级斗争 的‚ ‛观念 非常有害 。上海《解放日报》发表了皇甫平的文章,‚ ‛警告人们不要 陷入某种‘新的思想僵滞’ ,拐弯抹角地批评北京报纸上的那些东西:一讲市场经济就以为是资本主义,一说利用外资就以为不是自力更生的,甚至还把深化改
‚革同治理整顿对立起来,反改革之道而行之。还说:
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 ‛ ‚结果就把一声风波的 导火索 给点燃了。这就是 姓社‛姓资 的争论。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乃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
从某种程序上说,如果没有邓小平在 1992 年 1 月的南巡,就没有今天我们看到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当年邓小平走在深圳的大街上,这位 88 岁的朝气蓬勃‚的老人,带着四川乡音,掷地有声地说: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 100 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
这位老人是冲着 1989 年、1990 年和 1991 年发生的那些事情来的。
邓小平在 1989 年冬天退休的时候,显然已经想到会有深圳之‚ ‛行。然而他的 告别政治 并非没有条件。那几个月他再三说,中国近十年来所执行的方针政策以及发展战略不会变。可是他前脚刚一下台,身后就响起一片争论声。他在北京说了又说,期望能够制止,都没有用。看来仅仅私下说是不行了,有必要让所有中国人再次看到他。
他是有备而来的,所以总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一边走一边不停地说,既平和又锐利。看到深圳的外资企业,他‚就说:
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的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他还说,有些理论家、‚ ‛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 左 。右可以‚ ‛葬送社会主义, 左 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 左 。伟大人物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的进程,正是因为在他的背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芸芸众生之所以愿意跟随伟人的脚步,正是因为相信他能够满足他们的欲望。没有哪一种力量能够长时间地遏止这种欲望。
——江泽民拿定主意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
新任总书记江泽民顶着急风暴雨,蹒跚而行,发表了十几次重要演说,作出几十个重要决定。1992 年春天,他已经拿定了把中国带到什么地方去的主意。他打算站出来,既是向邓小平、也是向亿万中国人表明,他是一个可以推动改革开放大业的***。
1992 年 6 月 9 日,他走进那个由灰色高墙围起来的中央党校,好几百人在等待他。他昂着宽阔的额头,开始了那次后来产生极大影响的演讲。在某些关键环节上,他不仅跟上‚了邓小平的步伐,而且还走得更远:
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总得最后确定一种大多数同志赞同的比较科学的提法,以利
于进一步统一全国的认识和行动,以利于加快新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建立。我倾向于使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
对于江泽民的讲话,邓小平不禁赞道:
‚ 这件事做得很‛ ‚ ‛有分量。
老实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一个弹性很大的词,可以最大限度地容纳意识形态的两极——既包括了共产党人的理想,也包括了经济自由化的冲动。
政府殚精竭虑 40 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 40 个月,情形就变了。
1992 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为%,比 1991 年高出 5 个百分点。现金投放从第二季度就发疯一样的膨胀起来,到年底达到 36%。中央说了无数次,希望地方官员能理解,经济过热会有麻烦,可地方官员照样我行我素。
在商品市场上,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 17%,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 40%,这预示着更猛烈的通货膨胀将接踵而至。
1993 年夏天中国最重要的事件,是江泽民与朱容基联手应对经济大局。自从进入中南海以来,朱容基是第一次真正主持中国经济,而他也真的想出了种种应急的办法。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 20%……
接下来的 1995 年里,中国经济似乎出现转折。
政府费尽心血 40 年,期望能让商店里的东西多起来,就是做不到,可市场经济才出来 40 个月,情形就变了。政府的统计报告说有 600 种商品供大于求。
到了 1996 年结束的时候,中国所有的重要的领导人都‚ ‛已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已经实现 软着陆 。
不管过去政治思想家们的教导多么宝贵,毕竟每一代人不得不用自己的智慧来生活。
1997 年 2 月 19 日,93 岁的邓小平去世。当晚京城晴空万里,皓月当空。
第二天凌晨,全世界都知道了。播音员在电台和电视上哀声宣告,一遍又一遍,几百个城市里面,哀乐一刻不停,公共汽车全都披着白花和黑色丝带。一列火车正从香港九龙出发驶往广州,忽然汽笛长鸣。
可是没有人把 1997 年和 1976 年混为一谈。毛泽东去世时,一种压倒一切的恐惧感弥漫在中国。那时候中国人心里‚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
他英明领导了那么久,现在有谁有本事来领导我们呢? ‛ 可现在,老百姓已经没有那种恐惧升起的感觉了,人们似乎挺平静,没有震动,没有抽泣,也没‚ ‛有那么多想入非非。
他走了,总会有人来的 。胆大的人这样说着。在共产党的三代领导人中,在邓小平之后接班,无疑是幸运的。正是邓小平把江泽民从他的同辈人中挑了出来,帮助他拨正航向,搬掉所有的绊脚石,为他排除了形形
色色的政治障碍,却又留下了无可估量的政治资源。就从那‚ ‛一天开始, 第三代 无所顾忌地前进了。
在经过 20 世纪最后 20 年的变革后,中国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
1999 年春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似乎到了最后关头。如果以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双边谈判作为这个进程的开端,那么它已经持续了十多年。这是国际贸易领域中‚ ‛ ‚ ‛一场真正的 马拉松 , 交战 双方不是兵戎相见,而是唇枪舌剑,而且全部面临着双重压力。
2001 年 9 月的最后一周,有 45 架跨国公司的专机停在上海浦东机场上,好几百个外国公司的大老板到这里来参加《财富》论坛,‚论坛的题目叫做:
中国——未来的 50 年‛。年底,中国和美国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终于达成协议;又过了一年七个月,中国申奥成功了;又过了五个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中国在经过了 20 世纪最后20 年的巨大变革后,正在与世界潮流合为一体。原来这世界有很多事情是有共同标准的,不分国家,地域、种族、文化、‚ ‛信仰,人人都应遵守。所谓 特殊国情 一说,就像一块遮羞布,越来越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社会结构正在从原来的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最新职业调查报告表明,职业分化越来越大。在北京,现有被记录在案的职业有 260 多种。结果证实,所有的职业
中企业董事长的年薪最高,工人最低,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足两万元。至于乡下人,收入就更加可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公报,大约为城里人的 1/3。在恩施自治州,这种悬殊就更大了。最近的《恩施日报》载:自治州人民政府正在解决‚ ‛消茅工程 (初步统计全州仍有 5784 户住茅屋和山洞的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陆学功在一番精心的研究之后认为,中国社会结构中已经出现十个阶层,又可以根据经济的情况分成上层、中层和底层。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证明,中间阶层不仅是新出现的,‚ ‛ ‚而且还是 扩张最快 的部分,所以中国社会正在 从原先‛的金字塔型逐渐向橄榄型转变 。
‚ ‛在新世纪开始的时候,中国的 有产者 越来越多,而‚ ‛无产者 则处处感觉到被漠视。钱不再是万恶之源,不再‚ ‛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当然也不再是 和平演变 的温床了。现在不仅承认中间阶层的存在,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而且还把他们视为国家进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