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勇 席新蕾
世界发展难以预料。就像10年、5年，甚至3年之前，谁都无法想到世界和我们的生活会有现在这样的变化：全球疫情、国际冲突、地域纷争、公共事件……渊远流长的人类文明发展史，并不鲜见危及人类全体的危机，而每一次危机也似乎总能带来某种程度的文明嬗变甚至新生，那么今天的危机于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危机总是伴随着冲突，或者说本就起源于冲突。而危机的化解，势必需要共识的达成。人文社会科学，恰是一种有着某种共同性的价值理念甚至精神信仰的“知识”，这种致力于关心人、了解人、服务人的“知识”，以其“人”的基点，成为实现人类精神对话的基础。这其中的人文之学，在融合差异、形成共识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这其中，各个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作为世界文明的子体，既有着化解人类危机的共同使命，也在危机面前显现着自己的特性、价值，并以自身特有的方式回答着历史的考验。肇始于“五四”的中国新文学，其百年的发展主要回应的是现代性的历史召唤，而及至眼下，随着世界性变局和困局的出现，它是否也面临自己新的使命？
当我们从文学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角度去审视和要求文学的时候，往往会觉出文学的有限。“文以载道”“为人生”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最为人称道的文学传统，而“启蒙”“救亡”“革命”的召唤，确实也带来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和新生。但是这些外部性的召唤和吁求，在某些时候也导致了歧路和偏向，有时甚至触目惊心、代价惨重。而每每于穷途末路之际爆发出来的反思和反拨中，“向内转”“为文学松绑”这样的缓和甚至拆解文学与社会历史关联的呼声，又总是成为拨乱反正运动中最响亮的口号。
纵观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新时期（1976—）以来的文学反思一个最直接的结果，便是20世纪80年代对“纯文学”的热切呼唤与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并不持久，大概从80年代末对纯文学的批评和反思便开始了。而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大概以“先锋转向”为标志，文学与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关联重新被突出和强调，写实的、关怀社会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遂成为文坛主潮。
近30年的文学发展，以现实主义文学重振进行概括和描述当不为过。所谓“重振”，当需结合更久远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渐趋非常态化的发展来看，正是这种非常态化的发展，使得经典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遭到排斥和抑制，以至于新时期之后，伴随着国家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调整，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得以复苏和抬头。如果再将目光拉长至现代文学时期，以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当时也只是众多文学思潮之一脉。尽管它在某些历史时期、某些地域也许有过壮大和发展，但应该说直到新时期之后，尤其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才逐渐有了一种较为持久且覆盖弥广的发展态势。
然而，这样一种概括仍然是笼统的。“现实主义”在当下语境中往往是很含混地被使用的。而观察近三十年文学的发展风貌，如果确实要用“现实主义”来概括的话，那么这里的“现实主义”可能更多地还是侧重于一种主体性的精神立场和精神姿态，即作家对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一种关切态度。至于这种关切是否使用了“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以传达，倒在其次。
中国当代文学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现代主义文学冲击和洗礼后，新一代写作者——哪怕是“现实主义”的拥趸——是否还会青睐19世纪欧美经典现实主义的写作方式，确实是让人怀疑的。在经过了社会历史（包括文学史）的发展变化之后，今天的所谓现实主义文学可能早已无法保持其原本的那种纯粹性。也就是说，对近30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呼声其实并不能太较真，它更多地只是在热切召唤一种关注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姿态罢了。
这种热切召唤产生的背景和指向是近30年来中国社会急剧的发展变化。这种社会历史和当代生活的变化猛烈而巨大，以至于身在其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包括作家）都无法对它无动于衷。然而让人尴尬的是，文学在这样一个时代来临后的边缘化处境。当然，被边缘化的不是所有文学，而只是传统的以启蒙为鹄的纯文学（严肃文学）。
这种边缘化境地竟然是近30年来作家热切拥抱这个时代之际出现的，确实让人有些尴尬。究竟是边缘化的文学因为感到了自身被边缘化，所以才要热切地拥抱时代现实，还是因为要拥抱时代现实而不可得，所以才日渐被边缘化？这里面的情形比较复杂，非一言所能道尽。现实主义文学重振其实原本就内在于这一反思，或者说是它的结果。只是这种得以“重振”的现实主义文学，自身仍然问题重重。
近30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问题，在与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文学等思潮有关的批评中，能概略观之。这些批评涉及作家的情感、观念、写作立场，也涉及作家的语言和形式创造能力。简而言之，即作家能否以富有创造力的方式，令人满意地表现出了这个时代的现实以及更广阔的社会历史。
在这些批评中，比较有说服力的有三点。第一，社会转型带来了如此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作家是否有相应的生活经验摄取能力？这是切中要害的批评。文学源于生活，这是创作的铁律。如果从未体验过某种生活，那么要表现这种生活，要描写这种生活中的生命个体，根本无从谈起。而当今的社会发展之迅疾程度、复杂程度，远超太多人的认知力和想象力。作家的生活又相对单纯，尤其是职业化的当代中国作家，能突破自身相对狭窄的生活半径，对社会生活有更广泛涉猎的，恐怕更寥寥可数。如果作家对这些陌生的和新型的社会生活变化没有了解，文学创作势必会出问题。今天很多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不论是官方倡导“深入生活，扎根群众”，还是个体有意识的追求，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努力，但效果如何还需更仔细地考察。
第二，社会生活在今天变得如此复杂，作家能否勘破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这种怀疑主要针对的是作家的理性能力。近30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征便是对于社会转型的表现。而近30年来，对于这种社会转型的书写，虽出现了一些优秀的作品，但整体来看还是比较缺乏深度的，作家们更善于描写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表象，而对于表象背后的深层肌理却缺乏有力的探触。这样也就导致了此类写作过于感性化和表面化的弊病。高涨的道德激情，因为理性思考不足甚至缺位，从而流于空乏和偏激。这些年来像贾平凹的《秦腔》《带灯》等这样的比较优秀的书写社会转型的作品，整体还是以情感抒发和描摹社会现实表象见长，其情绪感染力、艺术审美价值不容否定，但思想力明显欠缺。这些所反映的，正是作家对于社会现实的认知和理解能力的不足。
第三，是艺术表现力或审美创造力不足。笔者以为，这是最具争议性的一点。因为审美具有主观性，所谓“艺术表现力”或“创造力”，其实很多时候都很难有效地界定和衡量。当然，首先须承认的是，近30年来的现实主义文学，确实出现了一些艺术上比较粗糙、水平较为低下的作品，但这些低劣和末流之作并不代表全部。如果仅仅是片面性地将它们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创造力不足的证据，显然不能服众。其实，讲究“理性”地描写世界，真实、客观地再现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相对于主观性和抒情性更强的浪漫主义文学，以及精心于语言和形式实验的现代主义文学，似乎先天性地便缺少一种艺术上的飞扬和自由属性，然而这种以理性见长的文学，或许有其特有的一种艺术上的创造力。这种创造力可能不是纯形式的、语言的，而是与其理性特质相应的一种艺术上的特性和魅力。
近30年的现实主义文学，虽不像有人批评的那么不堪，但它确实有一定的欠缺和不足。这种欠缺和不足有多种表现，最主要的一点，也是这种缺陷和不足最主要的根源，便是作家理性之不足。理性决定着作家对生活经验的摄取、观察、理解和运用。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生活和经验不断变迁、繁增的时代，作家摄取生活资源并不容易。作为生活中的个体，他们当然是先天地占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生活，但观察、理解这生活，并对其进行恰当的艺术表现，这才是关键。这其中，理性的作用是支配性的。艺术反映生活的方式当然是多样的，但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最关键的首先还是作家认识世界和理解世界的能力。近30年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不足，理性欠缺可谓是最突出的表现。
这种理性欠缺，在文学创作上有更具体而微观的表现，比如历史叙事的萎缩、现实书写的过度泛滥。近30年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绝大部分书写现实，较少历史书写。这些年来的文学思潮——现实主义冲击波、底层文学、非虚构写作等——多是直击时代现实的创作；
这些年来在创作上有着突出成绩的作家，如贾平凹、李佩甫、格非、李洱、邵丽、孙惠芬、陈应松、徐则臣、弋舟、石一枫、乔叶、鲁敏等，他们也基本上以现实题材的创作为主。历史题材创作，不论就量还是质而言，都无法与前者相提并论。现实书写更多地仰赖于社会生活经验，历史书写则离不开知识积累，它需要突破现实的壁垒，了解、掌握从前的生活，所以某种程度上而言，对作家的理性能力要求更高。
近30年来现实主义文学在题材方面的不均衡发展，或许和作家对“现实”和“现实主义”的片面理解有关。如果把“现实主义”理解为一种创作方法和艺术形式，那么很显然，描写现实的作品并不一定就是“现实主义”的，而符合“现实主义”艺术规范和创作特征的历史题材作品，自然也应在现实主义之列。其实，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批判现代主义文学，还是21世纪反思“纯文学”，当时提出来的口号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鼓吹所谓“现实主义”，而是试图让日益陷入“形式主义”和“观念革命”窠臼的作家们关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真正使得这种关注社会历史和时代现实的文学呼声窄化为比较单面的现实题材书写的，大约有两种力量：第一，是意识形态层面对关注“时代”和“现实”的倡导；
第二，是当代文学内部的变化，尤其是以“70后”为代表的年轻一代作家的成长。这批中青年作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长起来的，他们的成长和这30年社会急剧转型是同步的甚至一体的，由此也就在创作上无比贴近这一现实。这也许是这些年现实题材创作蓬勃兴盛的主要原因所在。
文学到底该如何更好地表现这个时代？回答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思考。
时至今日，纯文学写作者首先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可能还是自我和外部时代环境的关系问题。有人认为，边缘化是纯文学在商业化时代必然的命运，而在一个相对自由和多元的环境中，边缘化其实更能够让写作者保持清醒和独立。但事实上有多少人能真正甘于寂寞，固守清冷？作家一旦从事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写作，便不自觉地加入了中国新文学的叙事传统，这个传统自诞生以来便先天背负着家国情怀和社会使命。时至今日，中国社会、文化（包括文学）的现代性追求也并没有完结，在这个大背景下，即使最遗世独立的作家，即便“为艺术而艺术”最忠实的拥趸，其创作也脱不开民族和国家现代化这个总命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环境发生了巨变，但这种渗透在骨子里的纯文学的精神传统并未断绝，而只要有这个现代性的外向诉求在，那么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便不可能甘于向隅自守。“边缘化合理论”者试图为纯文学营造自由的生存环境这没有问题，但如果让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因此而丧失了与外部世界对话的冲动，这显然是有些得不偿失的，甚至也难于实现的。
其实，“边缘化”的判断主要是从接受和传播角度来看的。从生产的角度来看，纯文学倒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不景气。根据2017—2018年的《中国文情报告》数据分析，21世纪第二个10年长篇小说出版已经从年产千部向万部迈进。而纯文学的这种生产上的繁荣，主要还是得益于国家体制的有力支撑。如果没有这种支撑，单靠作家自发的力量或商业市场的推动，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保持这样的产出，几乎是不可能的。甚至可以说，21世纪以来体制几乎已经成为当代文学发展最具主导性的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社会发展的进一步复杂化和多样化，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一步变迁，纯文学危机日甚，在这种情况下，体制已然成了纯文学最后的、似乎也是最坚实的屏障与支撑。然而，体制的支撑对纯文学来说又是意味复杂的，它既提供支撑，又不是无条件的。在这种情况下，纯文学写作者更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在自我与时代现实（包括文学体制）的碰撞交融中，找到自己独有的表达方式。
一方面是边缘化的社会处境，一方面是体制的并非无条件的支撑，同时又身处这样一个瞬息万变的新时代，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在今天究竟该如何自处？这样的提问有些宏观，而有关于此的思考和讨论，这些年来也一直未息。这个问题很复杂，需要更严肃而认真的探讨，绝非寥寥数语所能辩清。所以，我们在此只能不无虚妄地延续着我们残存的乐观和信心来讨论纯文学或严肃文学的命运：纯文学或严肃文学写作者到底该如何面对和书写这个时代，完成自己可能无法推卸的使命？对此，我们只能做力所能及的，然而可能也不免虚妄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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