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凯桃，何文姝，赵 琳，马可哪呐
(1.重庆理工大学 会计学院， 重庆 400054；
2.西华师范大学 商学院， 四川 南充 637001；
3.交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 200120)
近年来，审计失败案例频发，传统审计报告模式暴露出报告格式固化、信息含量不足、审计结论单一等系列问题，已无法满足利益相关者信息需求。为重振资本市场对审计职能的信心，增强审计工作透明度，提高审计报告增量信息，国际审计与鉴证准则理事会(IAASB)对审计报告进行了革新，并于2015年1月颁布了《ISA701——在独立注册会计师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打破了传统审计报告模式。财政部于2016年12月发布了《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504号——在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等12项审计准则(以下简称“新审计准则”)，规定上市公司在年度审计报告中需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新审计准则自2017年1月1日起率先在A+H股和部分H股公司中执行，自2018年1月1日起在所有上市公司中实施。新审计准则明确了关键审计事项的确定、关键审计事项的沟通，以及审计工作底稿编制等事项，以提高审计工作透明度，增加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缩小传统审计报告的期望差距和信息缺口，满足资本市场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关键审计事项是注册会计师根据职业判断确定的重要的审计事项，通常涉及重大错报风险或特别风险、重大管理层判断以及本期重大交易或事项等。注册会计师将获得的重要信息作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于审计报告中，在一定程度上为财务报表使用者提供了额外信息，提高了审计报告的沟通价值[1]，从而对市场各参与主体产生不同的经济影响。
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不少学者围绕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现状、披露特征、影响因素，以及政策效应等开展了大量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这一政策出台时间虽然不长，但引起了相关学者的高度关注。鉴于此，本文分别从信息披露者(上市公司)、信息鉴证者(注册会计师)和信息使用者(投资者、分析师、银行等)等视角，对现有文献进行全面深入的梳理、评述与展望，为进一步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政策的经济后果提供思路。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盈余操纵、会计信息质量、融资行为以及资本市场表现均具有显著影响。本部分内容重点围绕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管理、会计信息质量、融资成本以及股价崩盘风险等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
(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盈余管理
现有考察关键审计事项与盈余管理的文献，研究结论较为统一，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抑制盈余管理水平，且披露不同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对盈余管理的抑制效果差异明显。从其抑制路径来看，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管理层行为产生监督效应，促使其减少盈余操纵行为，提高风险承担水平，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盈余管理水平[2]。李延喜等[3]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数量越多，其盈余管理程度越低，但该现象仅存在于应计盈余管理中，对真实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显著。部分学者除关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外，还重点考察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具体内容，如资产类关键审计事项，可显著降低应计盈余管理水平[4]；
收入类关键审计事项，通过异常现金流量和异常生产成本显著降低真实盈余管理总量[4]；
聘请“非四大”的企业披露减值类关键审计事项能显著抑制盈余管理[5]；
与其他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相比，账户层面的收入确认类事项披露，对企业盈余管理水平的抑制作用最明显[6]。部分学者将情境因素纳入考察，如注册会计师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抑制效果，在非国有企业和融资需求较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6]。同时，丁方飞等[7]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助于提高真实盈余管理与未来盈余的相关性。
(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会计信息质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高了信息披露的充分性，缓解了上市公司与利益相关者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其会计信息质量相应提升。吴溪等[8]以关键审计事项中的资产减值为考察对象，发现识别出资产减值关键审计事项的上市公司，其反映的企业经济状况更为真实，即会计信息质量更高，且该现象在小规模事务所中更为明显。Gold等[9]也证实了关键审计事项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其主要通过提高财务信息和审计工作透明度，倒逼管理层保证企业会计信息质量、避免发布高风险的财务报告内容。
会计稳健性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指标，部分学者从会计稳健性出发，探究关键审计事项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洪金明[10]、徐焕章等[11]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会计稳健性的关系，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显著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且披露数量越多，稳健性越强，但企业透明度在二者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喻凯等[12]认为，新审计准则规定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对注册会计师自身责任的进一步明确，其有助于强化注册会计师的监督职能，减少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这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有助于提高企业会计稳健性。也有学者采用不同方法实证检验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柳木华等[13]基于实地走访的经验数据，考察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应对力度的提高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该提升作用在贷款银行监督力量较弱的企业、稳健性需求较大的民营企业中更显著。王宏涛等[14]通过文本分析法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通过提高市场感知的审计质量和报表盈余的审计质量提升了企业会计稳健性，且该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净资产收益率小于6%、信息透明度较低以及审计监督效应较强的企业中更显著。
会计信息可比性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另一衡量指标，同样有学者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会计信息可比性也会产生一定影响。杨开元等[15]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向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增量信息，促使企业会计信息在各个会计期间尽可能采用相同的会计政策、会计估计，会计信息可比性随之提升；
企业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量越多，会计信息可比性越高；
考虑事务所特征后发现该效应在聘用非四大事务所的企业中更显著，说明新审计准则提高了企业的会计信息可比性，从而提升了非四大事务所的审计质量；
国有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通常会比非国有企业受到更严格的监管，因此非国有企业的监管压力更低，有更高的盈余动机，从而说明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在非国有企业中更能抑制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对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升作用更显著。
(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融资成本
1.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
新审计准则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增加了审计报告的增量信息，信息不对称程度降低，更有利于外部投资者准确掌握企业信息。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能否降低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尚无定论。阚京华等[16]将93家A+H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经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能降低企业权益融资成本，该效应在聘请“四大”所的企业中更显著。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数目越多，企业权益资本成本越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内部控制水平低、媒体环境差以及代理冲突高的公司中作用更显著[17]。但部分学者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徐展等[18]基于信息理论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感知程度，使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提高，且该影响在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多、低市场化进程区域、小规模、高成长性的公司中更显著。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来看，杨隽萍等[19]发现，只有当企业同时披露了资产减值类和收入确认类关键审计事项时，才会导致企业权益资本成本提高，若审计报告中只披露了其他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会起到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的作用。
2.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债务融资成本
与权益资本成本相类似，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同样可以通过信息传递作用，对企业债务融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一方面，从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出发，宋建波等[20]采用文本分析法计算文本相似度，研究发现以较低文本相似度代表的较高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债券投资者感知的信息不确定性更低，从而降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部分学者基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内容进行分类，发现关联交易类事项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降低作用更显著，且与资产确认与计量、重大资产交易和控制权问题相关的披露会显著降低债务融资成本，但公允价值计量相关的披露却增加了债务融资成本[21]，其潜在原因在于公允价值计量增加了资产价值的波动性，资产价值的不确定性导致债权人风险增加，债权人风险补偿要求增加，融资成本相应提高。另一方面，分析师评估的上市公司信用等级，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冯晓晴[22]基于分析师视角，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结论性评价越积极，分析师对相关会计信息可靠性的信心越强，所感知的信息不确定性越低，从而提高了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相应地降低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
通常情况下，规模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高质量审计报告的能力和动机较强，因此在聘请规模较大事务所的公司中，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债券融资成本的负向影响更显著。冯晓晴等[23]创造性地从债券限制性条款角度出发，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债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降低发债公司与外部债券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减少了公司债券契约中包含限制性条款的概率和严格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同时，也有学者从企业自身角度出发，发现对于信息环境较差、破产风险较高、规模较小以及融资约束较大的公司，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债务融资成本的降低作用更显著；
且披露的数量越多、信息越充分、应对措施越详细，越能更大程度地降低债务融资成本[21]。
(四)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
围绕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股价崩盘风险的文献，大多基于信号传递理论，考察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传递的信号作用，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审计报告作为注册会计师与会计信息使用者之间的沟通桥梁，发挥着重要的信息传递作用，在新审计准则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背景下，审计报告必将提供更多的增量信息。史永等[24]研究发现，“四大”所在执业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跨国网络执业优势和经验优势，使得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的信息含量更高，从而能够有效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孙再凌等[25]认为，关键审计事项在一定程度上会披露有关公司特质的信息，有助于缓解公司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降低股价崩盘发生的概率，而且披露数量越多，其降低作用越明显。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股价崩盘的影响，同样受情境因素影响，李菲等[26]实证研究发现，当企业出现研发操纵时，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会显著弱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抑制作用。也有学者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会加大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张曾莲等[27]发现，当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对公司不利时，资本市场会迅速吸收、消化不利信息，造成股价下跌，从而增加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但该公司价值越高、内部控制越有效，关键审计事项对股价崩盘风险的扩大作用就越小。
(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质量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降低了信息不对称程度，增加了审计工作透明度。根据新审计准则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需要注册会计师更加熟悉各类审计事项，与公司治理层、管理层充分沟通，并确定对审计风险、审计意见发表等重要的审计事项进行披露，必定会增加注册会计师审计过程中的审计投入，包括时间、成本等要素的增加[28]。此外，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必定促使注册会计师更加努力去厘清重要审计事项中的关键风险节点，有助于降低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29]，且披露的关键审计事项信息含量越多，审计质量越高[30]。同时，审计报告中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为信息使用者提供了额外信息，提高了审计工作透明度，具体表现为外部投资者通过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获得更为直接且丰富的企业经营信息，有利于做出更准确的投资决策[31]。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了注册会计师风险意识，提高了执业谨慎度。对低声誉注册会计师来讲，其违规成本相对较低，发生审计合谋的概率更高。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准则的出台，将促使低声誉注册会计师公开更多的审计信息，审计合谋行为被揭露的几率更大，因此，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低声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质量的提升作用更显著[30]。即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促使审计人员在审计工作过程中保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从而提高审计质量。部分学者持相反的观点，张金丹等[32]经过实证检验发现，关键审计事项对财务报告层面的审计质量并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且只有披露资产负债类的关键审计事项才会显著提高审计报告的审计质量[30]。Asbahr等[33]基于实验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后，会成为审计师放弃作出某些调整的理由，反而降低了财务报告质量。
(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定价
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增加了注册会计师工作量，提高了风险意识，将导致审计投入增加，成本提升，因此审计定价相应增长。然而，早期研究并未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影响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定价[34-36]。随着样本量的增加、研究的持续深入，不少经验证据显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注册会计师的审计定价。Gimbar等[37]发现审计师需要投入更多时间和人力来确认和沟通关键审计事项段，付出的审计成本增加，从而提高了审计收费，该结论在Guttierez等[38]的研究中得到了印证。国内学者周中胜等[39]围绕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定价开展了深入研究，分别利用一阶差分和横截面数据实证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显著增加了我国上市公司平均审计费用，但客户重要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费用的提高作用；
同时，披露不同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与审计费用之间的正相关程度有所不同，资产减值类和收入类事项是A+H股上市公司事项的重要组成部分[40]，但因减值类事项披露具有酌量性特征，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需要更为谨慎的应对态度，因此对审计费用的提升效应更明显[41]，从而验证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定价的关系。袁芳英等[42]在已有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事项类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与收入确认类、关联方交易类以及企业合并类的事项相比，资产减值类、股权质押类和资产存在类三类的关键审计事项对审计费用增长的影响更为显著。
除关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类型)外，部分学者[43]围绕客户特征，开展了相关研究，结果发现，针对不同特征的客户，注册会计师在应对审计准则变更时所作出的反应不同，也会影响审计费用的变动。即在面对高风险客户时，注册会计师通过风险溢价调整事前获得风险补偿，此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费用的提升更明显；
反之则降低了低风险客户的审计定价。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上市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越差、业务复杂度越高、分析师关注度越高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越能显著提高企业的审计收费[44-45]。此外，产权性质也会影响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审计定价的关系，吕知之等[46]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定价的提高作用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
(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注册会计师责任感知
新审计准则通过强化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形式，明确了注册会计师的职责，使得注册会计师的责任感知成为审计领域的热点话题。从理论分析来看，一方面，与传统审计报告准则相比，在审计报告中存在对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的情况下，提升了投资者对审计报告的信赖程度，进而使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更大[47]；
另一方面，关键审计事项也可能存在重大错报，对相关信息使用者起到警示作用，从而降低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审计人员承担的法律责任也相应地降低[48-49]。为进一步探究二者关系，韩冬梅等[50]参照张继勋等[51]的研究方法，根据结论性评价的表述方法，将关键审计事项细分成三种：“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和“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发现当表述是“合理的”时，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最大；
当表述为“可以接受的”时，审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次之；
而表述为“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时，审计师的责任感知最小。尽管新审计准则未规定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是否需要带有结论性评价，但以上结论仅限于含有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的审计报告，而未指出不含有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情况下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因此，有学者开始从客户特征角度出发，发现高风险企业通常会引起注册会计师更加谨慎的态度，新准则实施后加强了审计师对高风险客户的审计责任，降低了审计师对低风险客户的审计责任[43]。
审计报告的外部信息使用者通常涉及投资者、分析师以及银行等金融机构，现有国内外文献大部分从投资者、分析师和银行视角探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所带来的经济后果。
(一)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投资者行为
自审计报告中新增关键审计事项段说明以来，投资者会对与关键审计事项相关的披露报告产生更多关注，且由于信息传递作用，可能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52]。Reid等[53]基于英国上市公司发布年报前后的股票超长交易量增长情况，证实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能够对投资者决策产生一定影响。但Lennox等[36]同样基于英国上市公司披露日前后的短窗口期间研究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并未明显导致超额累计收益和股票异常交易量的显著变化。同时，Gutierrez等[54]也证明了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段并未对投资者行为产生显著影响。王旭东等[55]开始从关键审计事项段的信息含量出发，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披露不同类型的关键审计事项的确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张继勋等[51]结合心理学理论，开创性地研究发现，审计报告中含有结论性评价时，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更高；
进一步研究中，作者根据不同表述特征将结论性评价划分为“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和“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三种后，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结论性评价表述为“合理的”，投资者判断的投资吸引力比表述为“可以接受的”和“没有发现重大问题的”更高。Khler等[56]认为，现有研究并未充分考虑投资者群体差异。众多投资者中，职业投资者才能从关键审计事项中获得相关信息，并以此做出投资决策，而对非职业投资者并非如此。
(二)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分析师行为
与注册会计师类似，作为信息中介的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中，向报告使用者传递企业信息，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问题。已有研究表明，注册会计师行为会引起分析师跟踪。新审计准则要求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改变了注册会计师审计行为，上市公司审计报告中是否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多寡，以及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内容等，都将引起分析师行为变化。赵刚等[57]发现，新审计准则实施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显著提高，反映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在个人层面上提升了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而降低了其乐观有偏预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提升了审计报告的信息使用价值，对分析师判断准确性产生一定的影响[58]。王霞等[59]也证实了，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整体上提升了分析师掌握的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准确度，显著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这充分说明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改善了分析师预测信息环境，为其提供了增量信息，同时也验证了公共信息和私有信息之间的“互补效应”。李奇凤和刘洪渭[60]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所传递的增量信息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分析师预测准确性，具体表现为披露的信息数量越多，字数越多，分析师作出准确的盈余预测的难度越大，即关键审计事项数量和篇幅与分析师预测误差显著正相关。类似地，谢华[61]利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时间的差异性，发现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数量、质量与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度存在正相关关系，这也充分说明审计报告模式改革，打破了企业公开信息同质化的局面，向外界传递出有行业特征的信息和高危信息等新增信息。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尝试挖掘不同企业特征对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分析师行为的关系，如刘圻等[62]发现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越高、盈余透明度越低，则分析师的预测准确性越高；
张卓等[58]进一步发现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和分析师预测准确性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企业和盈利水平较低的公司中更加显著；
但谢华[61]以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对象，考察新审计准则实施的经济后果，却发现新审计准则实施第一年分析师盈余预测准确性低于上一年，且这与分析师对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的关注度正相关。
(三)关键审计事项披露与银行信贷行为
基于银行信贷视角分析关键审计事项经济后果的文献数量并不多，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巨大的潜在研究空间。Christensen等[52]研究证实，审计报告模式的更改导致银行信贷决策更加消极，Trpeska等[63]也进一步佐证了关键审计事项段的披露与银行信贷决策存在相关关系[63]。在此基础上，涂建明等[64]基于信息传递理论研究发现，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能提供一定的增量风险信息，从而可能会对银行的信贷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具体表现为银行对上市公司的新增贷款额显著减少，并且披露数量越多，新增贷款总额就越少。也有不少学者持相反观点，Boolaky等[65]基于德国银行管理层信贷决策，研究发现审计报告模式改革后的相关使用者所感知的审计质量并未发生变化，因此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并不会对银行信贷决策产生影响。那么国内新审计准则的改革是否对银行信贷决策产生影响呢？从中国银行业2016—2018年关键审计事项实际披露情况来看，关键审计事项能够通过发挥“注意力引导”功能，促使投资者更多地注意到商业银行最为重要的业务领域状况，从而获得与商业银行经营活动、风险状况相关的更多信息[66]，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其信贷决策。
(一)对信息披露者的影响
从上市公司角度来看，主要文献集中于关键审计事项对公司管理层行为、股价崩盘风险、会计信息质量和资本成本的影响。针对关键审计事项对管理层行为产生的影响，现有大多数学者检验的是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产生影响及其影响后果如何，且普遍认为关键审计事项的披露对盈余管理行为有抑制作用，达成了较为统一的结论，但鲜有文献针对性地指明二者之间的作用机制如何。针对上市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主要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是扩大还是降低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现有文献数量较少且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对于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学者主要从会计稳健性和会计信息可比性两个层面分析关键审计事项产生的经济后果，现有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关键审计事项与这两个层面信息质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说明审计报告模式改革达到了提升审计报告沟通价值的预期效果。对于企业资本成本的影响，大量文献提出关键审计事项对上市公司资本成本产生不同影响，且其影响机制可概括为两种：第一种是关键审计事项通过提升投资者的风险感知程度，从而提高资本成本；
第二种是关键审计事项通过增量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业资本成本。
(二)对信息鉴证者的影响
从注册会计师角度来看，已有文献主要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审计质量、审计费用和审计师感知责任的影响。关于审计报告中披露关键审计事项，能否提升审计质量，尽管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审计质量的多重路径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国内外学者主要探讨新审计准则的实施是否及如何影响审计费用，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路径通常有两种：一方面需要注册会计师在执行审计工作过程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确定、沟通关键审计事项，保证审计质量，从而直接对审计费用产生影响；
另一方面确定关键审计事项需要注册会计师更加谨慎地使用职业判断，有效识别和控制审计风险，从而提升了注册会计师感知的审计责任，间接引起审计费用的变化。针对新审计准则实施后对审计师感知责任的影响，截至目前仍存在不同观点，且关键审计事项结论性评价的不同表述方法也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三)对信息使用者的影响
本文将外部信息使用者进一步细分为投资者、分析师以及银行，从不同主体视角概括关键审计事项对其产生的影响。基于投资者视角，国内外文献主要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是否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影响，审计报告模式的改革，在不同国家背景下的资本市场反应各具特色，因而未达成一致结论。基于分析师视角，关键审计事项披露对分析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分析师预测准确性方面，现有研究较为一致地认为关键审计事项披露显著提高了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并进一步分析了在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特点和企业特征情况下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作用效果。基于银行视角，部分文献主要研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通过风险信号传递效应对银行信贷决策产生影响，上市公司风险越高，获得的新增贷款额度越少，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在这方面有关的文献数量并不多，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因国际审计准则改革时间相对较早，我国新审计准则实施年限并不长，且披露关键审计事项所产生的经济后果需要经过一定时间才能逐渐显露，因此可供国内学者利用的经验数据相对有限。但在近三年内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涌现，国内不少学者对探究关键审计事项披露的经济后果表现出强烈的研究兴趣。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和评价，本文从以下几方面提出未来的研究建议：
第一，进一步拓宽研究视角。一是根据不同行业划分企业关键审计事项内容及特征，对其产生的经济影响进行横向、纵向对比分析，从而更好地发挥出关键审计事项在不同市场环境下的理想效果；
二是从不同市场主体的多层面展开研究，现有文献尚未形成系统性研究框架，日后可针对不同层面丰富关键审计事项经济后果的研究。第二，充分利用经验数据展开研究。由于可用的相关数据有限，现有文献大多以新审计准则改革实施后的前三年数据为研究样本，样本量并不多，未来可以适当拉长研究所利用的上市公司有关数据年限，使研究证据更加充分有力。再者，对现有文献进行补充证明。基于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国内外学者在企业资本成本、审计质量以及投资者投资决策等层面尚未达成一致意见，未来研究仍可以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探寻更加有力的证据，争取在以上几个层面达成一致结论。第三，探究经济后果的作用机制。目前主要文献聚焦于新审计准则实施后是否产生影响以及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而就产生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较为缺乏，因此可以进一步分析披露关键审计事项对不同主体造成影响的机制机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