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光 周子键
(湖北理工学院 师范学院，湖北 黄石 435003)
网络流行语是观察时代发展和大众心态的风向标，其意义生产与传播路径基于特定的规律：它们往往从新闻事件、影视作品、文化现象等领域产生，经由网民的复制和模仿得以广泛传播，部分话语被商家和官方借用，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近年来，“我爸是李刚”“躲猫猫”等流行语的盛行，不仅反讽了价值失范现象，而且从舆论上推动了社会事件的解决；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我们都是追梦人”等流行语则被运用于***总书记的新年致辞和《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其文化意义得以全面确认。
(一)网络流行语研究的几种视角
1.社会文化学视角
该视角关注网络流行语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将其视为舆情表达和文化变迁的镜像工具。如彭兰指出，网络流行语生成与流行是一种网络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综合的社会现象，是现实社会热点的体现，并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取向，对建构网络文化、作用社会现实具有长远影响[1]。“躲猫猫”等流行语在公众参与建构的社会语境下，成为冲击力巨大的公共舆论事件，推动了文本意义的延伸和舆论监督价值的实现[2]。网络流行语的实质是以娱乐方式出现的一种公共话语，它表达了网民对现实的关注，构建起了网民间的文化认同和话语共识，同时也度量了官方舆论与民间舆论之间的话语权争夺程度[3]。
2.语言学视角
该视角关注网络流行语的语义演变与语用过程，并试图与社会转型进行勾连。如“范跑跑”等网络流行语的变迁过程表明，从语义泛化到格式框填是流行语扩散的根本原因[4]。“万元户”的语用过程则反映了社会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纲”的社会转型，推动了全社会从“个人迷信”向思想解放的意识形态转型[5]。网络流行语是一种群体符号的语义共享，网民社会文化心理、技术逻辑的演变、传播环境的制约导致了其符号形式与意义的膨胀与流失[6]。
3.传播学视角
该视角关注网络流行语的模因特征与传播路径，试图将其嵌入信息结构和社会环境中进行全面审视。科尔曼(E.G.Coleman)将互联网模因定义为“在用户不断模仿、修改的情况下，在互联网上快速传播的具有感染性的图像、视频和流行语”。流行语传播中具有特定的语言模因，心理意向、语境条件、语用功能、信息表征、公众人物效应与媒体炒作等因素共同确定了一个语言信息如何成为流行语[7]。曾润喜、魏冯基于上述模因论研究发现，“你懂的”一词在社会环境、语用主体、文本内容和传播媒介等因素作用下完成了意义蜕变。语言模因的作用贯穿于网络流行语传播的始终，在语言应用中产生影响[8]。
整体看来，上述三种研究视角沿袭了传统结构主义思路，习惯于静态观察流行语现象的某一切面，对其深层传播机制和文化效能的追问略显不足，对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在关联缺乏审视。近年来有研究者指出，作为“交流工具”和“社会舆情表达”的载体，网络流行语从“文字符号意义”“产生/传播过程”“产生/传播逻辑”等维度对青少年主流意识形态认同起着促进和消解作用[9]，这为网络流行语研究拓宽了思路。
(二)第三代话语理论——网络流行语研究的新视角
话语理论主要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代话语理论依附语言学常识，关注语言因子与文本的表层关联及其应用价值；
第二代话语理论从本质主义走向结构主义，以梵·迪克(Van Dijk)、诺曼·费尔克拉夫(Norman Fairclough)为代表的学者从不同层面关注了话语在文本与社会实践的意义流通，批评性话语分析等理论得以形成。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更是将话语分析推向后结构主义，认为意义的生产并不基于稳定的结构，而是一种在博弈与商妥中包裹权力和意识形态的陈述；
第三代话语理论融合了葛兰西(Gramsci)、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等诸多文化研究学者的思想，尤其受到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等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发，“话语”被理解为所有社会现象(包括语言和非语言的社会实践)的表征，在意义结构的流动性和偶然性中，意识形态的话语斗争和话语接合实践得以形成[10]。第三代话语理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之后形成的现代话语思想，它表明：一种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并不是由少数统治者和传播者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公众认同状况决定的，只有得到大众认同并达成共识的价值观，才会最终形成这个社会的主流意识[11]。
在此基础上，拉克劳和墨菲指出：任何在各因素之间建立起关联，它们的身份认同因而得以被改造的实践是接合；
有差别的主体立场只要在话语中被接合起来就可以被称之为要素[12]。由于能指符号的漂浮不定，一个总体确定的话语形态是不存在的。拉克劳和墨菲通过领导权与政治身份的理论阐明：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争夺在开放的话语系统进行，这使得意义接合变得可能[13]。
可见，第三代话语理论认为：话语的建构及其意义生产具有开放性。话语通过接合实践产生意义，接合的作用就是通过符号能指，使话语意义在特定背景下确定下来，“从差异性走向统一性”，这是接合实践的核心思想，也是意识形态得以建构的路径。因此，当主流意识形态“接合”了流行要素，它不仅使文本本身具有开放性和亲和力，也从意义层面上确认了不同主体在特定场域中的共识，从而促使了主流价值观在流动的话语结构中得以彰显并形成认同。
本研究采用文本分析法，对网络流行语的意义生产与话语接合实践进行分析，样本为******在2014—2021年发表的新年致辞。新年致辞是国家领导人回顾总结、鼓舞士气的话语文本,它融入了大量网络流行语，其生动的表达调和了官方话语与民间话语的距离感，兼具主流性和亲民化的特征，见表1。
表1 新年致辞(2014—2021年)中的部分流行语
(一)文本—语境分析
每一次策略性话语契入的分析都必须从历史的语境化开始[14]。新年致辞这一文本的传播对象是全球受众，其使命除了回顾往昔、畅想未来，还肩负着建构大国形象的重任。随着资本全球化和价值多元化程度的加深，这一文本被置于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交叠的文化语境中， 提升其传播效果需要“守正创新”，以增强各方认同感。因此，将网络流行语融入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并进行改造，成为文本生产者的重要策略。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流行语出自一位女教师之手，这封仅十个字的辞职信被评价为“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信，没有之一”，引发舆论关注。2016年新年致辞中的“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看到中国方案，中国不能缺席”成功化用了该流行语。******以“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的对仗修辞，描述了当前的国际局势，使核心信息准确地抵达受众。“中国不能缺席”这一要素的接合，对文本进行了定性，表明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和责任感，因此，前半句描绘的背景——“乱世”，衬托了后半句中的主体——“英雄”，一个有能力、有担当的大国形象巧妙地得以确立。这一“乱世出英雄”的修辞改变了长时间以来官方文本宏大叙事的框架，在与流行性要素接合后，它既符合娱乐化、日常化的语境，文本变得通俗易懂；
又被置于国际视野中，凸显了政治化的诉求，较好地缝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与日常生活话语的裂痕。
2017年的新年致辞“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打虎拍蝇’”使用了反腐倡廉的网络流行语“打虎拍蝇”，表达了政府对于治理腐败的“全方位”和“零容忍”。隐喻的运作生动地体现在该文本中，即当一种事物被想象和诠释为另一种事物，二者历经交互便产生了新的认知和意义。“虎”和“蝇”的隐喻形象化地表征了事物的特殊性，使符号的所指意义得以确定，并兼具了暗讽功能。彼时，全国上下的反腐行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决心早已深入人心，因此，这一流行语被融入新年致辞中，十分契合现实语境，文本生产者向世界表明了党中央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既形象又深刻。“上无禁区、下无死角、外无空白”的反腐策略，既表明“打虎拍蝇”行动是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行动，是治国理政的重要一环，又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在特定语境中诞生的流行语能迅速传播到各个场域中，并彰显核心意涵。
不难发现，新年致辞中“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硬核”“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等网络流行语的使用，无一不是与现实语境的有效契合。正如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所言：“通过不同的方式，语言里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新关系及对现存关系新的认知。”[15]意义的生产与涵化势必依附于语言在特定语境中的关系结构。如果把******的新年致辞视为一次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那么其最基本的目的是：将流行语所承载的意涵、风格与多元价值浸润下的主客体进行有机接合，以确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合法性，提升其社会认同感。显然，网络流行语成为复杂语境下调和关系的必要工具，其价值不仅仅在于语言功能的发挥，更在于其作为“意义实践体系”所带来的文化效应。
(二)接合分析
霍尔认为，一种话语的统一来自不同要素的接合。“统一”是指被链接的话语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的一种关联[16]。在拉克劳与墨菲看来，话语的建构是接合实践的结果。不同要素所代表的有差异的主体立场在接合实践中达成局部默契。接合实践便是围绕着局部固定意义的钮结点的建构而进行[17]。
******的新年致辞及其后续话语实践是一个整体性的意义体系，其接合的基本逻辑是：在多元价值并置的社会语境中，话语传播者试图建构某种有效的意义钮结点，以凝结差异性的主体立场，建构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此过程中，与接合实践相关的要素有：文本本身所展示的国家形象和官方话语；
远离宏大叙事的民众话语及其传播惯习；
文化工业制度下的流行符号价值与资本运营模式；
互联网语境下的娱乐化、商业化的传播生态。上述差异性要素的背后分别代表了：主流意识形态推行主体以期获取认同的官方立场；
文化产品生产者以期获取商业利益的经济立场；
受众选择性理解以期获取身份认同的文化立场。
如“硬核”，原指一种力量感强、节奏激烈的朋克摇滚音乐风格，后引申为面向核心受众、有一定难度和欣赏门槛的事物。2019年，电影《流浪地球》的热映引发了公众对“硬核科幻”的讨论，使“硬核”一词热度提升。在2020年的新年致辞中，******以“我们为共和国70年的成就喝彩，被爱国主义的硬核力量震撼”对该流行语进行借用，促使其进一步泛化为“很厉害”“很彪悍”“很刚硬”的语义。目前，“硬核”的同名歌曲和电影已出现多部。在该流行语的话语接合实践中，“有实力”成为其意义钮结点，凝结了差异化的主体。官方层面，它被接合进“共和国成就”和“爱国主义”的话语体系中，使文本所建构的国家形象极其强大，这展示了成绩卓越、充满实力的大国风采；
商业层面，“硬核”符号具有较强的流行价值，能助力于注意力经济，主打“实力”的文化产品较好地吸引了资本；
文化层面，互联网语境下的娱乐化、商业化的传播生态，使“硬核风”迅速席卷，形成了一种与“儿女情长”“无病呻吟”等“无内容”“无实力”文本相对立的流行风潮；
大众层面，在官方、商业和互联网环境的交互作用下，对于“有实力”的日常生活化的表达和精神崇拜，促使该流行语在各个场域中得以再现。可见，被链接的话语与不同社会力量之间形成了关联，不同要素在“有实力”这一意义钮结点中达成了局部的默契。在新年致辞中，“硬核”等流行语不仅接地气地打破了官方文本的严肃刻板，而且巧妙地揉合了多样化的主体立场，进而完成了身份认同的统合，确定了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召询与领导权建构。
(三)认同分析
在后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多元身份及其所代表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社会关系基础，这些身份并非来源于固有的结构位置，而是由流动性的话语认同所建构。反过来，认同也是一个话语建构的过程，对抗性的必然存在使话语结构处于开放的状态，这意味着认同是偶然的。因此，意义的统合和领导权的建构始终是在差异中寻找局部的、流动的统一。正如流行语的使用和传播总是兼具利弊的，其助力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实践必须在意义的交融中寻求统一。郭亮与王永贵指出，网络流行语的多元性、功利性、非理性和颠覆性会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要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加强对网络流行语的甄别和引导[18]。如2020年的网络流行语“凡尔赛”，一方面体现了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的“尊重与自我实现”维度，其话语流通的过程中，使用者“我很幸福”“我比你强”的欲望被激发；
另一方面则增加了社会性的怨怼情绪，当不同个体的经济实力差距拉大，“攀比”与“仇富”等集体心理也随之彰显。此外，“郭语”(快手网红“迷人的郭老师”原创话语，如“弥hotel”——猕猴桃、“集美们”——姐妹们)、“岚语”(抖音网红“五十岚上夏”原创语言，如“smager”——什么鬼、“show swollen”——笑死我了)，以及“zqsg”(真情实感)、“yyds”(永远的神)等系列流行语被创造出来，都不同程度地彰显了流行文化的解构性，使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面临挑战。
纵观******的新年致辞，传播者首先选择了“我们都是追梦人”“撸起袖子加油干”“蛮拼的”等官方与民间皆为认可的流行语，建立了共通的意义空间；
其次，其文本从亚文化话语与主流政治话语的二元对立框架中跳脱出来，通过“可能性”“有实力”等意义钮结点,有效接合了流行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既坚守了官方价值，又顺应了网络语境。正如霍尔指出，以语言符号为主要媒介的意识形态接合文化，其主要功能是抓住民众心理，使主导的思想引领社会思潮[19]。
需要强调的是：领导权的建构始终会面临着复杂接合的局面。正如“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一流行语既可以被官方改造为“世界那么大，问题那么多，国际社会期待听到中国声音”，以体现大国意志和中国担当；
又可以被网民解构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钱包那么小，哪都去不了”，以彰显无深度的自嘲心理。由于认同的偶然性与流动性，常变常新的网络流行语在接合实践中，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推行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必须顺应社会结构与文化环境的嬗变，把握流行性话语的传播规律，以互联网思维来审视文本，从而提升民众尤其是青年群体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体验与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