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癑
（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埃克塞特 EX4 4GH）
在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观点与层面层出不穷。正如本雅明所说，没有一种语言是相同的[1]。因此，译文与原文之间存在差异也无可厚非。以中文为例，一个词语会有很多与之相似的近义词，更不用说在英文中去寻找它的对等词语。本文将以本雅明和其他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为指导，尝试论证导致译文与原文之间差异的因素。
基于主旨考量，本文将分为以下3 个部分：第一部分，尝试分析何为后殖民主义，何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及简单介绍本雅明的翻译理论；
第二部分，简单分析造成译文与原文不同之处的原因，主要从文化层面及译者方面入手，佐以论据与例子来支撑论点；
第三部分，对本文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假设与延伸问题，留与后续探讨。
当后殖民主义这一理念首次被提出时，人们想到的是霸权主义、强权、殖民者与被殖民者。胡作友总结到，后殖民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文化理论和文化批评话语，它将视野主要集中于殖民时期结束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新表现、宗主国与殖民地文化话语关系、种族问题、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身份、第三世界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文化角色和政治参与问题，从而揭示出了西方强势文化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不平等，也揭露出殖民主义是霸权主义对殖民地文化统治的这一实质。殖民主义的发展，是为了打破这种不平等，进行多文化研究，进而争取平等对话[2]。当然，从单一角度来分析多元概念的后殖民主义显然是不够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起源于殖民主义的末尾，涵盖了许多层面，例如文化、语言、政治、教育，及其他相关领域[3]。由于学者们对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导致了翻译理论的研究范畴也趋于多元化。
西蒙[4]曾总结，文化研究给翻译带来了各种“后”现实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翻译研究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焦点，就在于权力关系。其中，尼南贾纳对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进行了仔细地研究，并在其著作《翻译的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与殖民主义语境》一书中，将文学翻译视为“一种能使殖民统治意识形态结构中各霸权机构得以耳闻灵通的话语”。在她看来，翻译这一实践行为，造就了或在其中体现了殖民主义操纵之下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5]。道格拉斯·鲁滨孙[6]曾言，前期对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不同文化、不同社会、不同国家间的权力关系。基于此观点，笔者延伸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殖民者如何让被殖民者听从其理念与想法？第二，与之相反，被殖民者如何能够反抗殖民者的文化压迫？不同的学者会有不同的讨论及延伸出不同的研究层面。正因如此，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便是从这两个基本问题中延伸出的其中一个层面。
瓦尔特·本雅明，出生于柏林，是一位哲学家、语言学家及翻译家。他曾尝试将哲学与翻译学结合分析，提出了7 点翻译相关理论，并将它们汇总于《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本文重点分析其中一个观点。对于本雅明而言，译文与原文之间是否对等并不是十分重要，因为翻译出原文的词语与表达之间的意义应放于首位[7]。此外，本雅明也提出了“纯语言”这一理念，他主张译者应该通过译作来展现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从而才能进一步找到语言的本质——纯语言。他认为，真正的译作应该是透明的，不能去遮盖原作的光芒，而是让纯语言通过自身的媒介得以增强，从而更加充分地在原作中闪闪发亮。传统翻译理论认为原作与译作应是“模式与复制”的关系，然而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一文中认为，原作与译作应是平等互补的关系，译作应与原作享受同等的地位，原作因为译作的诞生，才在译入语的语境中得到了二次生命[8]。此外，本雅明还认为译者不需要将读者对译作的接受程度放在首位，也不需要过于考虑读者的要求。在笔者看来，译作就像是被打碎的花瓶，尽最大可能恢复原作的美貌，但仍保留着与原作之间的不同。因此，译文与原文之间有所不同也是能够理解的，毕竟这就是翻译的其中一种作用[9]。
本雅明的理论从语言与哲学层面影响了众多学者，他认为要保持原文与译文间的对等十分困难，因为语言之间存在众多差异。罗斯玛丽·阿罗约同样支持这一观点，因为语言的不稳定性，导致原文与译文的忠实是几乎不可能的[10]。原作者在写完原文之后，或许会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而对于译者而言，去正确且忠诚地转述原作者的看法是几乎不可能的。例如，中国著名作家鲁迅先生曾写过这样两句话——我家门前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11]。若采用直译的方式，这句话会被翻译为：There are two trees in front of my door.One is jujube tree,the other is also jujube tree。但是，基于作者的时代背景与情境，这句话背后的意义并不仅如此，但是就连原作者自己或许都已经忘记写这两句话的初衷。因此，原文和译文的不同是允许存在的。
正如上文所提及的，语言和译者或许是造成原文与译文不同的主要原因。语言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层面，因此两者之间的不同之处将会在文化层面和译者层面分别被讨论与研究。
3.1 文化差异
语言可以算是文化的重要代表层面[12]。因此，文化层面的原因将会从具体的语言层面讨论至宽泛的文化层面。
如本雅明所言，没有语言是相同的。甚至，他曾提出，将一门外国语言系统完全引入本国语言系统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基于语言的这一特殊性来考虑，原文与译文之间存在差异是令人信服的。以下，笔者以中英互译作为举例。对于中文与英文这两种语言而言，典型的差异有很多，比如语言逻辑、语法、语型，语音等。追溯到中国历史上的1919年，当“民主”与“科学”这两词汇的定义刚传入中国时，学者们将这两个词语取了音译第一个声部加“先生”，并翻译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即回译为英文做“Mr.De”和“Mr.Sci”。在中文语境下，“德先生”和“赛先生”为“民主”与“科学”的暗喻，在当时能够轻松被学者们接受并传播给大众，以二词的含义来反抗当权对他们的不公与迫害。然而，要想在英文语境中找到完全对等的用语可谓困难重重。这一例子，则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语言是造成原文与译文差异的其中一个因素。
通常而言，如果文化单独作为一个角度去切入，那么语言则是其中一个层面。文化会影响社会和人们之间的交际，并潜移默化地对他们进行改变[13]。因此，不同的人拥有不同的文化底蕴，这也反映了不同的译者为何在翻译同一篇文章时会有不同的译本。例如《红楼梦》（A Dream of Red Mansions），其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为中国人所熟知，且也有众多英译本。然而，正是因为汉语与英语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导致书中很多内容并没有正确且忠实地被翻译到译入语。有一些译者强调运用不同的翻译理论来翻译该著作，例如“归化与异化”等翻译技巧。然而，韦努蒂[14]尖锐地指出了这一技巧的局限性，并对之后的翻译研究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从后殖民主义这一角度来看，不同的文化之间的差异是根本原因。韦努蒂[15]提出，“归化”这一翻译理念是殖民国家对被殖民国家潜移默化的文化霸权侵略，而“异化”这一翻译理念则是被殖民国家对殖民国家文化强权进行的微弱反抗。为了弱化不同文化间的不平等并进一步建立联结，将这两种翻译理念结合在一起再进行翻译活动会更加理想。
然而，文化的不可译性依然存在。一些文化的细节并没有办法被对等地翻译到译入语的文化中。以《红楼梦》中的一句表达为例，来证实翻译到英语语境中做到忠实和对等实属不易。例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16]这一句话，直译为英文是“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然而，结合汉语文化背景来分析这句话，中国读者很容易能够理解这句话为何“巧妇”没有“米”做不了饭，因为大米对于中国人来讲是非常常见的食物。但是，在英文语境下，与“米”相对应的基础食物为“bread”（面包）。因此，对于一个以英语作为母语，且受西方文化熏陶的英语读者，则不会像中国读者那般简单理解这句话的内涵。假设我们将这句话先通过理解，然后转码译成相对对等的语句——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对于英语读者而言或许会更加容易理解。但在这一翻译中对于中国文化的缺失也是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可见，文化差异确实是导致原文和译文之间差异的其中一个因素。
3.2 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诠释
除去文化差异这一因素，译者的作用也是导致原文与译文之间差异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来讲，译者对于一篇文章的不同理解与诠释，会对其译文造成很大的影响。从翻译层面来说，译者的重要性更加显著，更多的学者们将眼光放在了译者的功能及后续可能会产生的影响上。当一名译者想要试图去定义或解释原文中的一些术语时，他（她）将会积极地去寻找一些可能的措施在译语语境中来对这些术语进行完善与创造，而不是仅仅平铺直叙地直译过来。维埃拉也提道：“the "untouchability" of the original is broken”，即原文的不可触碰性已经崩溃，原文是可以被解释和改写的，而这也侧面反映了译者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译者不再是原作者的影子，他（她）的重要性已经逐渐被学者们所发掘。
那么，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诠释又是如何影响译文的？这一点则取决于译者们的不同看法。例如，在中国，泰戈尔的诗广为流传，并且出现了各种译本。然而，其中一种版本在出版之后便被学者们提出质疑。以其中一句话为例，原文中写的是“this longing is for the one who is felt in the dark,but not seen in the day”[17]。该译者将他个人的理解加入自己的译文中，并将这句话翻译为“某种渴望只为某个人，暗夜里感受到她，白昼里见不到她”[18]，这句话译为英文是“this longing is for the one,I can feel her at night,but I can"t see her in the day”。该译者的翻译与原文属实格格不入，他将自己的心理活动强加至译文中，并扩大化了原文与译文之间的差异。尽管1 000 个读者，有1 000 个哈姆雷特，但这一例子却证明了译者对原文的过度理解与诠释会对译文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从而导致原文与译文内容之间的差异。
本文的目的是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即何种因素导致了译文与原文的差异。笔者基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本雅明翻译理论的指导，归纳了两大因素，即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以及译者对原文的理解与诠释。
从文化层面来看，微观来讲，语言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的指代性，因此译文在语言上有别于原文。宏观来看，如果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将一个文化完全移植到另一个不同的文化中属实困难，翻译也是如此，它是无法做到与原文完全一致的。从译者的角度来看，译者对于原文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也会导致不同的译文诞生，而这也是造成原文与译文不甚相同的另一主要因素。
当然，如果继续探讨后殖民主义这一理论导向，其他的不同论点也将会不断被提出。例如，如果译文能够在最大程度上与原文保持一致，那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续影响？文化霸权主义或许会被考虑在内，而殖民国家与被殖民国家之间的联系也会重新被讨论和定义。进一步来讲，对被殖民国家而言，文化主权的缺失也是需要探讨和研究的重要层面。本文只是重点关注了原文和译文之间可能会存在的差异，进而归纳出了两大重要因素。望此文能够抛砖引玉，引出更多精彩优秀的论点，从而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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