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利， 马欢欢
(辽宁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81)
辽宁地区青铜文化内涵丰富、特征鲜明，是中国青铜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东北亚地区青铜文化发展进程及交流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的不断丰富，目前学界已经大致构建出东北地区青铜时代的编年框架和谱系结构，为深入考察东北地区青铜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就窖藏青铜器研究而言，目前学界或论述青铜器出土情况，或就其铭文内容进行分析与考察进而分析窖藏原因；
而从整体上将二者结合起来讨论，或从文化交流视角对其进行分析的研究则稍显逊色。基于此，本文拟结合相关论述就此问题进行讨论，不揣谫陋，以就正于学界方家。
辽宁地区出土的西周时期窖藏青铜器多分布在辽西地区，主要有十处窖藏。
(一)喀左县小城子乡洞上村窖藏
1941年，在喀左地区喀喇沁左旗小城村洞上甲南沟屯第一次出土铜鼎一件，为当地农民修路时发现。铜鼎高“一尺九寸”、约63.3 cm，口径56.64 cm，全重75 kg，有铭文但内容不详(见图1)。陈梦家先生在《西周铜器断代(二)》中认为此鼎隶属于成王时期[1]。
图1 铜鼎
(二)平房子乡马厂沟组窖藏
1955年5月，在凌源县平房子乡海岛营子村马厂沟出土了十六件铜器，鼎一、尊一、壶一、盉一、盘一、盂一、簋三、甗二、卣二、簋三，可以将其大致分为四类：烹饪器三件、盛食器四件、盛酒器四件、盛水器一件，残器两件(一件用于烹饪，另一件是盛水器)，另有一壶和一鸟兽尊不属于这组完整的随葬铜器[2]，下面将对各器物进行具体介绍。
1.夔凤纹鼎。侈口，两耳三足，腹呈浅盘状，器物口外侧饰有夔凤纹，无铭文。高23.5 cm，耳高2.5 cm，口径39 cm，足高10 cm(见图2)。
图2 夔凤纹鼎
2.饕餮纹甗。联体，两耳三足，器物敞口外侧的上半部分有弦索纹，三足大体呈三角形，且饰有饕兽首三，甗内有水锈。甗高44.6 cm，耳高5.1 cm，口径31.2 cm，鬲高20 cm(见图3)。
图3 饕餮纹甗
3.弦纹甗。此器亦侈口，两耳三足，联体，束腰，装饰较之上一甗为朴素相，器物口外侧下沿饰有弦纹，无水锈痕迹。高49 cm，耳高7.7 cm，口径23 cm，鬲高较上一甗多3 cm(见图4)。
图4 弦纹甗
4.匽侯盂。朱凤瀚先生在《中国青铜器综论》一书中提到“此群最重要的是匽侯盂”，侈口圈足附耳，器物外侧饰有夔纹，在盂底有铭文五字[3]。高24 cm，口径38 cm，盂底宽23.5 cm，足高6.5 cm(见图5)。
图5 匽侯盂
5.鱼父癸簋。侈口圈足，无耳，器物外侧均匀布满九十个乳钉，外侧的口沿下饰弦纹及兽头，腹壁较直，簋底有“鱼父癸”铭文。高16.7 cm，足高4.5 cm，口径14.8 cm，簋底宽16.8 cm(见图6)。
图6 鱼父癸簋
6.蔡簋。器物侧面有两耳，耳下有勾珥，敞口圈足，口沿下饰有兽头及雷纹，底足饰有弦纹及“蔡”字铭文。高16.8 cm，口径22.6 cm，底宽17.1 cm(见图7)。
图7 蔡簋
7.饕餮纹簋。形制与蔡簋相似，侈口圈足，腹壁近直，仍耳下有兽头形珥，但器物外侧饰有饕餮纹，无铭文。高16 cm，口径22 cm，足宽5 cm(见图8)。
图8 饕餮纹簋
8.史戍卣、義卣。皆有提梁，史戍卣附盖，上有角突起，饰有夔纹夹兽首，盖与器物内部皆有铭文。高24.6 cm，带提梁高26.4 cm，口径14.3 cm，器体宽10.8 cm，底宽13 cm(见图9)。義卣无盖，较为朴素，仅前后饰有兽头，高23 cm，带提梁高32.1 cm，口径长14 cm，宽11.3 cm(见图10)。整体来看前者体形较大，提梁呈拧状，二者都有铭文。
图9 史戍卣
图10 義卣
9.贯耳壶。直口，贯耳二于器物肩部，呈长体“橄榄形”，无盖，郭宝钧先生曾言该器物有铭文，但因破损不能辨别[4]。高41.5 cm，口径9.8 cm，底径12 cm，腹宽19.8 cm(见图11)。
图11 贯耳壶
10.鸭形尊。似鸭形，昂首直立，器口在其背部，侈口，在两侧腹部刻有翼状纹，三足，两足呈鸭掌向前形，无铭文。高24.5 cm，口径12.7 cm，长约41.9 cm，重达13.2 kg(见图12)。
图12 鸭形尊
11.兽首罍两件。第一件罍低圈足，方唇，口较小，肩上有两耳，饰涡纹，呈兽首相衔形，器物腹部下部较瘦，高40.1 cm，口径18 cm，腹径31.8 cm，足宽17.9 cm(见图13)。第二件罍并无图像，其器形纹饰与前者较为相像，只有耳部有套环，底部向内凸，器物具体数值不清，因破损其铭文不能够完全辨别。
图13 兽首罍
12.蝉纹盘。侈口方唇浅腹，高圈足，无耳，颈部与足部皆蝉纹夹兽首，云雷纹衬地。盘高12.8 cm，口径16 cm，底径21.3 cm，重达3.2 kg(见图14)。
图14 蝉纹盘
13.铜器残片。有两件铜器在农民耕种时无意将其掘碎、摔碎，这些铜片后期经过修补和焊接，但仍有部分器物无法找到或匹配到这一墓葬群组(见图15)。
图15 铜器残片
(三)平房子乡北洞村窖藏
1973年，在喀左县平房子乡北洞村村南孤山西山坡顶部先后出土两处青铜器窖藏。首处是1973年3月农民在挖石头时发现的，出土的青铜器有六件，计甗一、罍五[5]，出土于同一水平面，五个罍的形制基本相同，仅二号罍较矮，以下对各器物进行分析对比。
1.一号甗。方唇，短颈，颈部有凸出的弦纹三道，圈足，足上有方孔，并饰有夔纹，圆腹，在最凸出的肩部靠下有凹槽夹圈纹环绕器物一周，腹部饰有勾连雷纹。高28.6 cm，口径27.4 cm，腹径38 cm，壁厚0.2 cm(见图16)。
图16 一号甗
2.二号罍。侈口平沿，口沿外起棱，短颈，圈足较矮，鼓肩收腹，整体较为瘦长，有两耳，呈兽首形，耳下衔圆环，肩部有凸起的圆涡纹，且肩下有凹槽环绕一周，此器物铭文在口颈部，一行六字，因其铭文也被称为“亚罍”。高41.5 cm，口径17 cm，肩宽33 cm，厚0.15 cm(见图17)。
图 17 二号罍
3.三、四号罍。形状及花纹与二号罍大致相同，但其体大于二号罍，口沿内外皆起棱，圈子足较高，向外撇幅度较大，耳部也衔有圆环(见图18-19)。
图18 三号罍
图19 四号罍
4.五、六号罍。形状及花纹与二号罍大致相同，但是耳部没有衔圆环。其中四号罍与六号罍的圈足高度较为相近，三号罍与五号罍的相近(见图20-21)。
图20 五号罍
图21 六号罍
二号坑是1973年5月北洞文物发掘小组在山顶探掘时发现的，位于一号坑东北向3.5 m，出土六件器物，包括方鼎一件、圆鼎两件(父辛鼎、兽面蝉纹鼎)、蟠龙纹盖罍一件、方座簋一件、带嘴钵形器一件，与一号坑出土器物类型一致，下面分别介绍。
1.方鼎。整体呈长方槽形，直耳方唇，折沿深腹，口略大于底部。四柱足粗而短，有浮雕兽面。器物外侧四角起棱脊，腹部雷纹衬底，饰以兽面纹，在器物四周均饰有乳钉纹，有两耳立于口沿，饰环带纹，在器物内部腹面铸有四行十二字[5]。高52 cm，口长40.6 cm、宽30.6 cm，足高19.6 cm，腹部壁厚0.6 cm，重达31 kg(见图22)。
图22 方鼎
图23 父辛鼎
3.兽面蝉纹鼎。三柱足，蹄状，靠近腹部饰有棱的兽面纹，蹄足下端有四道凸弦纹。直耳稍外张，两耳较父辛圆鼎稍薄。腹部花纹分上下两部分，兽面纹及蝉纹，亦以雷纹衬地，腹较浅。高36.5 cm，口径30 cm，腹壁厚0.15 cm，腹深17.6 cm，腹部最鼓处围长28.8 cm，重达7.61 kg(见图24)。
图24 兽面蝉纹鼎
4.蟠龙纹盖罍。束颈，盘形口，颈部有两道凸弦纹，肩部有两耳衔圆形环，耳鼻各饰一兽首。圆肩，上腹部饰兽面纹，底部饰夔纹，均以雷纹衬地。覆盆式盖，盘踞立体龙，上半身呈蹲踞状，爪形足，中心一蝉纹。高44.5 cm，口径16.5 cm，盖口径12 cm，盖高12 cm(见图25)。
图25 蟠龙纹盖罍
5.方座簋。侈口，下腹较鼓，花纹简单，颈下与圈足饰夔纹环绕一周，兽首耳下有珥，方座饰长方框，亦饰有夔纹，在器物内腹部铸有四字铭文“作宝尊彝”。高24 cm，座高10.4 cm，长、宽各18.8 cm，口径22 cm，壁厚0.15 cm(见图26)。
图26 方座簋
6.带嘴钵形器。整体呈半球形，直口，短嘴上翘，圜底，内外壁皆无纹饰，器壁较薄。高9.5 cm，口径16.5 cm，壁厚0.15 cm(见图27)。
图27 带嘴钵形器
(四)平房子乡山湾子村窖藏
1974年12月，辽宁喀左平房子乡山湾子村农民在村东北枣树台子平整土地时发现一处青铜器窖藏。此地点距离北洞孤山窖藏7 km，距离马厂沟窖藏4 km。此次共出土二十二件器物，计有方鼎一、鬲一、卣一、盂一、尊一、盘状器一、方罍一、圆罍二、甗三、簋十，其中铸有铭文的器物十五件，下面分别介绍。
1.叔尹方鼎。长方形口，四角圆弧形。圆唇，四柱足，颈部稍向内收，下腹向外凸起，双耳立于长口沿边的中间位置。在器物内部的底部铸有四字铭文。高21.4 cm，足高7.3 cm，口长17.4 cm，宽13.5 cm(见图28)。
图28 叔尹方鼎
2.铜鬲。圆唇，束颈，颈上饰有两道凸弦纹。侈口，口沿上对立两耳，稍向外撇。腹部与三足相连，袋足鼓起，足根部为实体。高17 cm，口径14.7 cm(见图29)。
图29 铜鬲
3.提梁卣。圈足，饰有凸弦纹两道。提梁两端有盘角状羊首，羊首颈下与后部相通呈中空。盖钮呈瓜棱形，四周饰有圈带纹两条，盖内铸四字铭文，通梁高34 cm，盖高12.5 cm，盖宽14 cm(见图30)。
图30 提梁卣
4.饕餮纹盂。方唇，敞口，器物两侧各凸出一耳，向上折，略成直角。高圈足，稍外撇，腹部饰有兽面纹，口沿和圈足夹杂饰有涡纹和夔纹，夔身较短。高24.5 cm，器壁较薄，仅0.1 cm(见图31)。
图31 饕餮纹盂
5.鱼尊。形近觚形，器物外侧起四脊，并不连续，略出口沿。腹部较平坦，无鼓起地方，圈足稍向外延。饰纹分成三段，以棱脊为鼻。颈部为四组倒置蕉叶兽面纹，夹以一对相向的夔龙。上腹部以云雷纹衬地，饰有两个十字形镂孔、凸弦纹两道。下腹和圈足饰以兽面纹。铭文“鱼”铸于圈足内侧，高37 cm，口径25.3 cm，底径15.5 cm，腹深27.5 cm(见图32)。
图32 鱼尊
6.盘状器。宽平沿，呈扁平状，口沿上有对称的八个小圆孔，有的孔边缘内有明显的长期穿系使用形成的磨痕，盘底略呈圆状，用途不明，直径32.5 cm(见图33)。
图33 盘状器
7.史方罍。直口方唇，上腹部鼓起，最大腹径在肩部，于肩部起两耳，各衔一圆形环，肩每侧饰涡纹两个，前后兽头各一，上下各有凸弦纹两道。颈部饰有兽面纹，浅而不清晰。高圈足，向外撇，饰有凸弦纹三道。颈内有阳文“史”字。高35.7 cm，口长14 cm、宽11.3 cm，底部长15.2 cm、宽12.5 cm(见图34)。
图34 史方罍
8.涡纹圆罍。侈口，束颈且高，圈足大，足跟处起棱。肩部鼓而圆，双耳下起一道凸棱，环绕肩部一周，棱上饰有六个涡。肩部有两耳，作牛首状，无衔环。整个器物质粗、器薄。高31.5 cm，口径16.5 cm，底径17.3 cm(见图35)。
图35 涡纹圆罍
9.牛纹圆罍。方唇内勾，圆肩，器物整体形制与涡纹圆罍相似。高颈，颈部饰有两道凸弦纹，肩部有两耳，作牛首状，其角与耳皆向上翘，耳下各有一珥，肩部每侧皆有反向的牛纹，前肢弯曲，尾部下垂，以凸弦纹为界。高29.5 cm，口径17.5 cm，底径15.2 cm(见图36)。
图36 牛纹圆罍
10.兽面纹甗。方唇，腹壁较直，束腰。三袋足，足上饰有饕餮纹，即兽面纹。侈口，口沿下方有凸弦纹二，沿上有两立耳，稍向外撇，箅上有三个十字穿孔和一纽，附半环耳(见图37)。
图37 兽面纹甗
11.子荷戈甗(何甗)。联体，方唇敞口，口沿上有两索状直耳，稍外撇，口沿下饰有饕餮纹带。器物中有箅。三袋足，柱足略长，足上亦饰有兽面纹。器物内腹部铸有六字铭文。通高41 cm，口径25.3 cm，腹深18.5 cm(见图38)。
图38 子荷戈甗
12.伯矩甗。形制、大小与甗较为相似，箅上十字穿数量与其一致。袋足较兽面纹甗稍瘦长，柱足较高，口沿下为施羽脊列旗兽面纹带，足上饰有饕餮纹。高40.8 cm，口径25.5 cm，腹深17.5 cm，器物上有六字铭文(见图39)。
图39 伯矩甗
13.兽面纹簋。侈口，口沿较薄，有破损，尖圆唇。于器物两侧起两耳，耳下有珥。颈部饰以夔纹带，上仍有夔龙卷全回首，双唇向下张开。腹部饰以饕餮纹，器物外部底下有斜方格网状纹。圈足较高，饰夔纹带，器内铭文浅而不清，只可辨别“亚”字。高15.2 cm，口径22.5 cm，底宽18 cm(见图40)。
图40 兽面纹簋
14.父乙簋。圆唇，口微侈，无较为明显的收颈，颈饰三组夔组成的兽面纹带，最上为立刀形，下两列为云雷纹。器物外侧有两兽形耳，耳下附勾状珥。圈足较高，纹饰同颈部纹饰。腹部饰斜方格雷乳纹，该簋的两耳后侧腹部饰有蝉纹。内底有铭文四字。高18.3 cm，口径25 cm，底径19.4 cm(见图41)。
图41 父乙簋
图42 父甲簋
16.庚父戊簋。圆唇，侈口，器物腹部有两耳，耳下有珥，向下垂。颈部有浮雕兽首。下腹较鼓，腹部饰裂口状的巨眉兽面纹，无地纹，外底以凸起的细线组成额头相接的兽面。高圈足，足上饰两组对称的夔龙纹。内底有铭文三字，较浅。高15.2 cm，口径22 cm，底径16.6 cm(见图43)。
图43 庚父戊簋
17.直纹簋。圆唇，侈口，两耳立于器物外侧，靠近口沿一侧的耳与口沿相接，兽状耳下有珥，兽角向内下卷，略高出口沿。颈部饰圆涡纹和夔纹相间的条纹带，有浮雕兽首凸出。下腹较鼓起，腹部饰直棱纹，圈足较高，饰以圈涡纹间以花瓣纹四。有铭文三，但只辨别出两字。高17.5 cm，口径24.5 cm，底径19 cm(见图44)。
图44 直纹簋
18.尹簋。方唇，唇上有突脊，侈口，颈部向内凹幅度较大，饰夔凤纹。圈足，底部有阶棱，饰夔龙纹，外底有不太清晰的细凸线构成花纹。腹部最大径靠下，两耳下有珥，耳上有兽首。正中位置铭有阳文“尹”字。高15.4 cm，口径19.5 cm，底径17.8 cm(见图45)。
图45 尹簋
19.簋。圆唇，侈口，唇上有突脊，双耳下有勾状珥。颈部有一凹槽贯穿双耳中间位置，饰四瓣花纹和圆涡相间的条纹带，夹去纹地。下腹较鼓，饰斜方格雷乳钉，乳钉较为圆钝，外底有棱形网状纹。圈足较高，有阶状足跟，纹饰与腹部相同。器体由四块外范合铸而成，痕迹较为清楚。器物内底有四字铭文。高18.1 cm，口径26.6 cm，底径18.1 cm(见图46)。
图46 簋
20.无耳乳钉纹簋。折沿较平，侈口，无耳，腹壁近平，斜直。颈和圈足皆饰三组相对的夔龙纹，以雷纹衬地。夔龙纹中龙的两唇相合，龙体细长，尾巴向上卷，线条较不明显。腹部饰斜方格雷乳纹，乳钉较为细小。器物底部的沙眼有经过修补的痕迹，器壁较薄。高16.2 cm，口径24.6 cm，底径17.6 cm(见图47)。
图47 无耳乳钉纹簋
图48 倗簋
图49 伯簋
(五)喀左县小波汰窖藏
1978年9月，该窖藏被发现于喀左县坤都营子乡波汰沟村，其发掘报告缺失。1983年魏凡就其中的一鼎与四罍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器物中仅两件铸有铭文[6]；
1987年郭大顺提到“小波汰沟共出土铜器十四件”，并对器物类型进行了明确地说明，分为悬铃方座簋、铃首匕、器盖三类[7]；
1992年李恭笃、高美璇提到波汰出土器物，计有簋一、铃首匙一、盘一、鼎二、罍五，共十件[8]。基于以上四位学者提供的资料，现将器物作以下分析。
1.兽面纹大鼎。直耳方唇，三柱足，内中空，深腹，腹壁较薄。口沿下和圈中上部分饰有饕餮纹条带，兽面下有凸弦纹三道，足上有扉棱。耳、腹、足皆有烟迹。高86 cm，口径61 cm，重量不确定，约50 kg(见图50)。
图50 兽面纹大鼎
2.附耳直棱纹圆鼎。平沿，稍向上斜。三柱足，蹄状，足部有扉棱，呈钩状，饰有浮雕兽面纹，下有凸弦纹两道，足上扉棱与腹部六道钩状扉棱相连，贯通双立耳，两耳立于口沿外。鼓腹圜底，腹部纹饰分三段，一为云雷纹地夔纹，中部为直棱条纹带，三为云雷纹地蕉叶纹。高41 cm，口径32.5 cm(见图51)。
图51 附耳直棱纹圆鼎
图52 登方罍
4.父庚圆罍。方唇，口微侈。上腹圆而鼓，于肩部出两耳，耳上作兽首形，耳部饰蝉纹。圈足较短，向外撇而直。通体三组饕餮纹平夔纹，颈部和下腹部饰对夔组成的三角纹，肩部饰涡纹间夔纹，在口沿内部铸有铭文三字。高52.5 cm，足高3.8 cm，口径9.8 cm，无图。
(六)喀左县和尚沟墓地
1978年喀左县文物局清理、清查被当地群众挖掘而损毁的和尚沟墓葬，并于1979年对此地其他墓葬重又进行了发掘，有四件器物出土，计铜卣二、金臂钏一对、女性铜耳环一对，但是最后一件器物并未能在报告中找到图片，故对整理所得器物作以下简述。
1.铜卣(卣一)。侈口，两小耳立于肩侧，有提梁，有盖，扁平状。颈部饰联珠纹夹雷纹条带，正中亦饰兽首。小耳上下各一凹槽。腹圆而鼓，最大径在下腹部，腹部除外底有方格状铸纹无其他纹饰。圈足较高，向外撇，饰两道凸弦纹。高21.2 cm，带盖高28.2 cm，通梁高31.7 cm，口径长15 cm、宽11 cm，底径长18.5 cm、宽14.5 cm(见图53)。
图53 铜卣
图54 卣
3.金臂钏。金丝，呈椭圆形。有一个是连接的，另一个呈断开状，两端呈扁平三角状，重0.021 kg，直径约为8.2～8.8 cm(见图55)。
图55 金臂钏
(七)义县花尔楼窖藏
1979年4月，一鼎、二甗、一簋、一俎形器共五件器物被发现于锦州市义县北稍户营子公社花尔楼村靠近巫闾山西侧坡地上[9]，器物出现倒置、摆放杂乱等现象，下面对器物作以下简述。
1.饕餮纹鼎。侈口，方唇。两直耳，立于口沿上，稍外撇。器物颈部饰有饕餮条纹带，三柱足。高33 cm，口径25.3 cm，腹深16.2 cm，腹围83 cm，壁厚0.5 cm，重达6.9 kg(见图56)。
图56 饕餮纹鼎
2.大甗。为鬲、甑全铸体[9]，两部相连，方唇，两直耳立于口沿上，稍向内倾。颈部有凸弦纹三道环绕一周。腹壁较直，下部向内收，束腰。三柱足，略呈蹄状。高53 cm，口径31 cm，腹深22 cm，壁厚0.5 cm，重达11.7 kg(见图57)。
图57 大甗
3.小甗。形制与大甗较为相似，联体束腰，侈口，方唇，两立耳向内收，但颈部为一周饕餮条纹带。腹部较直，底部向内收。三柱足，分裆较矮，柱足较短，每足上皆有棱纹。高44 cm，口径28 cm，壁厚0.4 cm，腹深18 cm，重7.6 kg(见图58)。
图58 小甗
4.簋。侈口，尖扁唇，高圈足，无耳。器物有六扉棱平均分布在器身，每棱分三阶，分别于肩、足部断开。口沿下饰蝉纹，收颈，腹部鼓起，颈与足部皆饰兽面纹，以云雷纹衬地。高14 cm，口径19 cm，底径14.2 cm，腹深11 cm，壁厚0.3 cm，重达0.2 kg(见图59)。
图59 簋
5.俎形器。上作长方形浅槽，下为倒凹字形的四板足，空当两端饰小扁钟一个，板足饰细云雷纹，以兽面纹衬地，该兽面纹做工精巧，兽形特征明显。这是在我国出土的青铜器中较为罕见的器物(见图60)。
图60 俎形器(左为整体图、右为侧面图)
(八)朝阳两处零散出土的窖藏
1969年，辽宁省博物馆搜集朝阳出土青铜器，具体出土地点和情况不详。可知器物有鼎一，圆腹，腹壁较深且直。口沿上有两小环耳，下饰弦纹条带。三柱足，短且扁，呈锥状。此鼎体较小，铜质泛红。高15.2 cm，口径13.3 cm，重达0.86 kg。
(九)兴城市杨河村窖藏
1976年，兴城县碱厂公社杨河大队社员在东坡打石头时发现一处窖藏青铜器，出土时青铜器较为集中，共六件，分为兵器(两件，分别为銎内戈一件、戚一件)和工具(四件，分别为环首刀三件、钩形器一件)两类[10]。
1.銎内戈。弧形，向内下弯曲。中间起脊横贯器物整体。銎孔截面呈椭圆形。戈端有锋，尖部残损，两侧有凸起的棱，援后有刃，宽3.4 cm，全长18.2 cm。
2.戚。刃部有弧度，有缺损痕迹。斧身两侧向内凹，斧上端有呈椭圆形的銎孔，内部圆柱形，顶端有残缺。斧身上有一凸纽与銎管相垂直，并出斧身，纽到斧身圆穿饰三道弦纹，间以两道联珠纹，直线纹之间有乳钉两排，每排七个。圆穿附近亦饰弦纹夹联珠纹。通长14.4 cm，刃宽4 cm，銎长1.5 cm。
3.环首刀三件。第一件在柄首有三纽，作小球形凸出，刀柄和刃部有下阑，柄部饰有羽状纹；
全长23.2 cm，宽2.9 cm，背厚 0.8 cm。第二件刀柄部与刃部有下阑，在柄部与下阑处有大小椭圆形小孔各一，柄尾作环状，刀尖有残损；
通长20.8 cm，宽2.2 cm，背厚0.4 cm。第三件刀柄尾亦环状，弯曲度较低，上背部弧形，柄部与刃部的下阑较为不突出，在柄部还饰有短斜线纹；
通长20.8 cm，宽2.2 cm，背厚0.4 cm。
4.钩形器。横剖面呈略有弧度的三角形，弯曲成钩状，通长31 cm。
(十)绥中县窖藏
1987年，绥中县前卫镇冯家村村民修筑公路时在村南山坡上发现了一处窖藏青铜器，共发掘四十八件铜器[11]，主要分为工具与兵器两类，包括钺两件、铜斧十三件、銎内戈十三件、环首刀十八件与三齿器两件，是辽宁地区出土青铜器数量最多的一次。
2000年前后，绥中县东王岗台村村民在修整土地时发现一批铜器，包括铃首剑一件、环首刀四件、菌首刀一件、啄戈四件、斧十件(管銎斧三件、方銎直斧七件)、鞘一件、饰件一件，共二十二件，此批器物具有典型的“北方式青铜器”特点，形制也与在绥中县冯家村发现的兵器较为相似，其中铃首剑为在辽河流域的第一次发现。
由以上窖藏青铜器来看，辽宁地区窖藏青铜器有如下特点。
第一，窖藏青铜器的铸造时代不一致。在窖藏中既有晚商时所铸造，也有进入西周后铸造的，颇为混杂。
第二，窖藏青铜器的组合没有规律性。从二里头文化晚期开始出现的青铜器一直是以组合相配的形式出现，尽管所见组合方式呈现时代的差异性或是组合中青铜器数量不一致的特异性，但组合始终代表了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辽宁地区窖藏青铜器没有一般的鼎簋、尊卣、盘匜(或盉)类食器、酒器、水器组合，多数青铜器组合呈随意性。
第三，窖藏青铜器的形制没有规律性。一般而言，墓葬埋藏的青铜器所呈现的形制上的规律性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时代的延续性，即能从器型看出时代发展的特征，进而进行类型学分析；
另一方面是组合中的特征，既有形制的大小相次，也有组合中的器类不同而纹饰相同的特点。但辽宁地区窖藏青铜器则完全没有此类特征。
第四，窖藏青铜器多数无铭文，有者仅铭刻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可以作为判断青铜器族属的重要证据，但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诸如某一种族氏铭文在整体中所占比重要超过一定比例(某一族氏铭文所占比重要明显高于其他族氏铭文)。辽宁地区窖藏青铜器的族氏铭文均无重复，故而无法从族氏铭文角度去推测青铜器族属。
第五，窖藏青铜器没有其他旁证可以判定族属。青铜器为贵族使用，一般在青铜器发现地周围会有相应的居住地、城址，抑或是墓葬等，由此可判断青铜器的使用者所在地。辽宁地区窖藏的青铜器则没有明显得足以证明此种特点的相关材料。
学界认为辽宁地区青铜器窖藏原因一般有“祭祀埋藏说”[12]、“赏赐说”[13]、“战国末燕王喜埋藏说”[14]，这些说法目前看来均存在一定不足。徐坚认为“文化边缘地带的器物埋藏可能归属对峙的任何一方，虽然窖藏中的器物大多是中原风格铜器，但是多种风格、多种来源、多种制作铭刻的铜器的集合暗示了流通和再分配过程的存在”[15]。因此徐坚更趋向于土著说或者游牧居民说，进而推论“考古学中的此类窖藏往往标明了游牧居民势力的边缘。风格和铭文均指向中原文明的铜器群在大、小凌河的出现可能并不是中原势力北渐的证据，而是恰好相反，标明了游牧文化的南缘”[15]。笔者认为徐坚的观点令人眼前一亮，以文化人类学视角对窖藏现象进行解读不失为一条新路。
就窖藏本身而言，山湾子窖藏的窖藏坑形状不规则，器物摆放混乱；
义县花尔楼窖藏的器物出现倒置和套装的现象；
北洞窖藏的窖藏坑形状规整，器物摆放规律整齐，特殊的是铜器和坑壁间填塞大量石片(2)小波汰也有使用石块和不规则石板情况，与青铜时代草原地带的埋藏行为相类似。。因此，各窖藏均有其自身的特点，似乎不能从寻找共性特征来确定埋藏原因。从考古学角度分析，处于北方民族与西周早期燕国交接地带的青铜器窖藏分别属于土著的魏营子文化，围坊——张家园上层文化，西周燕文化[16]，那么，北洞与小波汰两处窖藏所展现的文化因素似乎与北方民族文化类似，因而比较符合徐坚所论铜器流通与再分配乃是造成窖藏青铜器杂乱特征的主要原因。但是，山湾子与花尔楼两处窖藏器物则无法用此理论解释。
此问题不妨对比其他类窖藏一窥其内涵。储藏物品是人类进入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尽管之前人们所论不多，但是考古学提供的大量证据不能忽视。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北方磁山遗址窖穴与长江流域跨湖桥遗址窖穴的功能均为储藏之用。这样的传统一直流传下来，当然这些窖穴所藏基本上是与生活息息相关的物品。与储物功能不同，窖藏还隐含人类精神层面的内容，最典型的是占卜所用的甲骨之窖藏。一般而言，甲骨在使用后会被扔入灰坑。如从出土的杂乱遗物来看，这些灰坑显然不是专门窖藏所用，而是容纳废品的垃圾坑。但是花东H3则不属于此类情况，花东H3甲骨层厚0.8 m，甲骨层以上为0.5 m的灰土，灰土之上又填0.6 m的黄土，用夯土打实，夯土之上又有0.6 m的浅灰土。坑的形制规整，坑壁整齐。这些迹象均表明此坑为埋藏甲骨有意挖造。甲骨作为占卜工具，无疑具有一定的神秘属性。花东H3甲骨乃是以“子”占卜主体的非王卜辞，这样一批甲骨有意埋藏，原因为何，学界未有一致意见。
至西周晚期的关中地区出现大量的青铜器窖藏，诸如扶风庄白村1号窖藏、扶风齐家村窖藏、扶风召陈村窖藏、扶风强家村窖藏、长安张家坡窖藏、眉县李家村窖藏、蓝田寺坡村窖藏，眉县杨家村窖藏等。学界对于关中地区青铜器窖藏的理解一般认为是周人遭犬戎之乱后为躲避灾祸藏匿宗庙重器的无奈之举。因此，可以推测此类窖藏应是遭遇重大变故的特殊历史现象。
以上种种窖藏现象大概可以归纳为储藏、祭祀、遭遇变故等几类情形，因此，笔者以为处于文化交接地带的辽宁地区窖藏青铜器不能用一种方式来解释，应该是涵盖在这几种情形之内。至于一种窖藏属于哪种情况，笔者以为带有明显北方民族特征的填塞石片的北洞与小波汰窖藏之性质易于判断，其他则没有明显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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