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齐洲
《汉书·艺文志》著录“说”类小说书目提要
王齐洲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史志著录小说书目始自《汉书·艺文志》。《汉志》著录之小说就其文体而言，其类有五：曰“说”，曰“子”，曰“术”，曰“事”，曰“言”。“说”类小说为《汉志》著录小说之主体，也是《汉志》小说之正格，其篇目数量最多，故有深入研究之必要。本文所撰《汉志》著录之《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5部“说”类小说提要，即是对《汉志》“说”类小说研究的初步结论，旨在为进一步研究《汉志》“说”类小说者提供参考。
《汉书·艺文志》；
“说”类小说；
说体文；
书目提要
《汉书·艺文志》（下文简称《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是史志著录小说作品之始①。这15部小说，一部分是西汉时期作品，另一部分是西汉以前作品，其定稿均在汉成帝之前。就这些作品的文体类型而言，有“说”类小说如《伊尹说》《鬻子说》等，有“子”类小说如《青史子》《务成子》等，有“术”类小说如《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有“事”类小说如《周考》《臣寿周纪》等，有“言”类小说如《百家》之类②。
“说”类小说与传统“诗”“书”相比较，是一种新型文体，它与说体文的产生和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说体文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既与礼崩乐坏、处士横议的社会环境有关，也与言说活动作为一般知识形态和重要社会手段被人们普遍认识有关。从文体的角度考察，借用《墨子》对概念（“名”）层级的划分方法：“达名”为“说”，“说”指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一切言论著述③；
“类名”为“说”，“说”指以辩说为特征的言论著述；
“私名”为“说”，“说”指以“说”名体的文字著述。说体文具有解说性、譬喻性、夸饰性、情感性和灵活性等文体特征，其要旨在于解说经典，阐释道理，而不在讲说故事，即使讲说故事，其目的也仍在说理。先秦诸子百家往往托古言道，各有经典，述而不作，如孔子“从周”，墨子“背周道而用夏政”，老子倾心于“小国寡民”，且他们都“未尝离事而言理”，皆可视为“达名”之“说”④。不过，孔子与老子时代，大家各自为说，并无党同伐异倾向，孔子学礼于老子的传说，以及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种本子均无今本《老子》否定孔子思想的言论，证明辩说之风在春秋末期还未形成。辩说之风兴起于战国，纵横家的辩说是最极端的例子。这种以“辩说”为特征的文字，即是“类名”之“说”。《庄子·外物》首次以“小说”来指称那些不能“大达”于道家学说的其他诸子学说，即指战国时期产生的这些言论著述⑤。先秦诸子在对说体文尤其是对辩说之风的认识中产生了“小说”观念，这一观念虽然主要是价值判断，但也隐含有文体判断。汉代学者对小说家的认识和关于小说的观念，既与先秦诸子的影响有关，也与汉代社会的特定文化环境和文章发展相关联。中国古代小说的思想发展和文体嬗变，可以从这里找到思想源头和文体依据⑥。而《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的《伊尹说》《鬻子说》《黄帝说》《封禅方说》《虞初周说》这些以“说”命名的作品，则是“私名”之“说”，为《汉志》小说中的正格，也是最能代表《汉志》小说文体特色的一类小说。本文将《汉志》著录的这5部“说”类小说拈出，根据笔者的初步研究结论⑦，分别撰写成书目提要，供关心“说”类小说的朋友做进一步研究时参考⑧。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伊尹说》二十七篇”，班固注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伊尹名挚，一作贽，传为商初贤臣；
生于空桑，有莘之君命烰人养之；
长而贤；
夏桀时耕于有莘之野，汤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后肯往从汤；
相汤伐桀救民，以天下为己任；
商汤立，尊之为阿衡。一说为有莘氏媵臣，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力于王道；
汤崩，立外丙；
外丙崩，立仲壬；
仲壬崩，立太甲；
太甲暴虐，伊尹放之于桐宫，摄行当国；
三年，太甲悔过返善，伊尹乃迎太甲而授之政。一说伊尹放太甲而自立，太甲潜出桐宫，杀之。然伊尹在有商尊崇几于商王，观甲骨卜辞自知。若果真自立被杀，不当如是受崇。故此说不可信。太甲尊伊尹为保衡。沃丁时卒，沃丁以天子之礼葬之于亳。《论语》载子夏说“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孟子》亦称“伊尹，圣之任者也”，《尚书·胤征》载伊尹作有《汝鸠》《汝方》，《史记·殷本纪》说伊尹作有《女鸠》《女房》《咸有一德》《伊训》《肆命》《徂后》及《太甲》，《尚书》有《咸有一德》《伊训》《太甲》3篇，清华大学收藏的战国楚竹书有《尹诰》一篇。
《汉志》道家类著录有《伊尹》51篇，小说家有《伊尹说》27篇，均与伊尹相关。伊尹虽为先秦诸子所景仰，但儒道两家取径不同。儒家强调其积极进取的精神，如孟子只承认其“以尧舜之道要汤”，不承认其“以割烹要汤”。道家如《庄子》则强调伊尹“强力忍垢”。《吕氏春秋》《淮南子》关于伊尹的记载均有鲜明道家色彩，《汉志》道家首列《伊尹》51篇。《汉志》道家《伊尹》中是否含有《汝鸠》《汝方》《肆命》《徂后》等《尚书》未收之篇，不得而知。揆诸情理，以上诸篇当时已佚，不然应收入《尚书》。《逸周书·王会》载伊尹“四方献令”，当是伊尹传闻之遗存。战国中期以后，伊尹在儒家学者中影响力减弱，而庄子及秦汉间道家对伊尹则颇多推崇，故《汉志》所著录之道家《伊尹》，应是战国中后期以来道家所述之伊尹学说，此学说当合于“强力忍垢”之内涵，故入道家类。
《伊尹说》解说《伊尹》大义，辅以闾巷传说，实小说家之流。考《汉书·艺文志》以“说”名体者有三类。第一类为解说儒家经典“六艺”者，归入“六艺略”。如“六艺略”著录“诗”类有“《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解说《鲁诗》和《韩诗》的则有《鲁说》28卷、《韩说》41卷；
“礼”类有《明堂阴阳》33篇，解说《明堂阴阳》的则有《明堂阴阳说》5篇；
“孝经”类有《孝经》1篇，解说《孝经》的则有《长孙氏说》2篇、《江氏说》1篇、《翼氏说》1篇、《后氏说》1篇、《安昌侯说》1篇；
“论语”类有《论语》古21篇、齐21篇、鲁20篇，解说《论语》的则有《齐说》29篇、《鲁夏侯说》21篇、《鲁安昌侯说》21篇、《鲁王骏说》20篇、《燕传说》3卷。第二类为解说诸子学说者，其中解说荀子者归入儒家类，解说老子者归入道家类。如辩难《荀子》的有《虞丘说》1篇，解说《老子》的有《老子傅氏经说》37篇、《老子徐氏经说》6篇、《刘向说老子》4篇。其他诸子《汉志》未著录有解说者。第三类为解说其他道家学说者，归入小说家。如道家有《伊尹》51篇、《鬻子》22篇、《黄帝四经》4篇，小说家有《伊尹说》27篇、《鬻子说》19篇、《黄帝说》40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说受到重视，故解说儒家者入六艺或儒家类，不入小说家类。汉初推崇黄老之学，道家备受尊崇，故不独《老子》有多家解说，其他道家亦多有解说者。《老子》为可靠文献，道家尊之为《道德经》，故其解说可自成家，《汉志》仍在道家类著录。《伊尹》乃集合道家传说而成，本与儒家之说不合，亦不如《老子》有系统条理，其解说者只能是道听途说，不本经传，故《伊尹说》列入小说家类。
《伊尹说》27篇何时成书不可考。《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事颇详，并未说来自何书。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云：“《吕氏春秋·本味篇》述伊尹以至味说汤，亦云‘青鸟之所有甘栌’，说极详尽，然文丰赡而意浅薄，盖亦本《伊尹书》。”⑨实为推测之辞，并无确证。然儒家不信“割烹要汤”事，故此事当是道家所传。其事虽有道家之理，却颇多里巷之说。伊尹故事，播在人口，传闻异词，《吕氏春秋·本味篇》据以载入，其为解说《伊尹》之小说家言盖亦明矣。清人严可均云：“《吕氏春秋·本味》……此疑即小说家之一篇；
《孟子》‘伊尹以割烹要汤’，谓此篇也。”[1]观其文辞风格，洵为卓见。梁玉绳也赞成此说，他在《吕子校补》中云：“《汉·艺文志》小说家有《伊尹说》二十七篇，《司马相如传》索隐称应劭引《伊尹书》，《说文》栌字、秏字注亦引伊尹之言，岂《本味》一篇出于《伊尹说》欤？”[2]余嘉锡《小说家出于稗官说》以为：“古书所引黄帝、成汤、伊尹、师旷语，未必出于小说家。王应麟《汉志考证》，以贾谊书及《史记》所称汤曰为天乙书，殊无以见其必然也。然谓《吕氏春秋·本味篇》为出于小说家之《伊尹说》，则甚确。”[3]并详引翟灏《四书考异》以证明“王（应麟）说之确”。《伊尹说》之内容风格大略类此。以此类推，《说苑·君道》之论君主知人择士，《臣术》之论三公九卿，也许即《伊尹说》遗篇。如《说苑·臣术》载伊尹语云：“三公者，知通于大道，应变而不穷，辨于万物之情，通于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调阴阳，正四时，节风雨，如是者举以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也。九卿者，不失四时，通沟渠，修堤防，树五谷，通于地理者也。能通不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举以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在于德也。”[4]亦为有道家之理而多里巷之说，所谓“其语浅薄，似依托也”。
《伊尹说》成书年代不会太早，可能在秦汉之际。《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司马贞索隐引应劭云：“《伊尹书》曰：‘果之美者，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卢橘夏熟。’”如果《伊尹书》即《伊尹说》，则东汉后期此书仍在。今本应劭《风俗通义》不载，乃因宋以后《风俗通义》缺失太甚所致。魏晋以降，不见有人再引《伊尹说》，则小说家《伊尹说》已失传矣。清人马国翰有辑本1卷，收入《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道家类亦收入。这些佚文是道家《伊尹》还是小说家《伊尹说》，或者既有道家《伊尹》又有小说家《伊尹说》，已经无法准确判断。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鬻子说》十九篇”，班固注云：“后世所加。”
鬻子，姓芈，名熊。鬻，省作粥，故一作粥子。帝喾高辛火正祝融之后、陆终子季连之裔。相传年90见文王，文王尊为师，武王、成王皆师事之，并有所问，然未及受封而卒。至成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鬻熊子熊丽、孙熊狂均亡，封其曾孙熊绎以子男，居楚蛮之丹阳。而鬻熊被封为楚祖，为后嗣世代祭祀。唐、宋时官祠诏与文王配享。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鬻子说》19篇，注曰：“后世所加。”又有道家《鬻子》22篇，注曰：“名熊，为周师，自文王以下问焉。周封为楚祖。”如同《伊尹说》乃是对《伊尹》之解说，《鬻子说》亦当为解说《鬻子》之书，故道家之《鬻子》与小说家之《鬻子说》应是两书。然后世只传《鬻子》，或著录于道家，或著录于小说家，或著录于杂家，未见《鬻子说》。《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著录《鬻子》1卷，注云“周文王师鬻熊撰”。《旧唐书·经籍志》丙部子录小说家著录《鬻子》1卷，题鬻熊撰。《新唐书·艺文志》丙部子录道家著录《鬻子》一卷，题鬻熊撰；
又录《逄行珪注鬻子》1卷，注云“郑县尉”。唐以后，逄注本《鬻子》通行，而古本《鬻子》失传。《宋史·艺文志》子部小说类著录逄行珪《鬻子注》1卷。《四库全书总目》入子部杂家类，且注云“浙江总督采进本”，而此本正是逄注本。凡此种种，说明唐以后各《史志》所著录之《鬻子》均为逄行珪注本。至于马总《意林》所引《鬻子》六篇本，《文献通考》引高似孙《子略》所收12篇本，《文献通考》称陆佃所校15篇本，皆是一书，只是归类、分合不同而已。
今传逄注本《鬻子》是《汉志》著录道家《鬻子》22篇之残篇断简，原本成书当在秦汉以前。逄注本序云：“鬻子名熊……文王师之，著书二十二篇，名曰《鬻子》。子者，男子之美称。贤不逮圣，不以为经，用题纪标子。同据刘氏九流，即道流也。遭秦暴乱，书记略尽。《鬻子》虽不预焚烧，编秩由此残缺。依《汉书·艺文志》惟有六篇，今此本乃有十四篇，未详孰是。篇或错乱，文多遗阙。至敷演大道，铨撰明史，阐域中之教化，论刑德之是非，虽卷轴不全，而其门可见。然邓林之枝，荆山之玉，君子余文，可得观矣。鬻子博怀道德，善谋政事，故使周文屈节，大圣咨询。情存帝王之道，辞多斥救之要。理致通远，旨趣恢弘，实先达之奥言，为诸子之首唱。织组仁义，经纬家邦。垂劝诚之风，陈弘济之术。王者览之，可以理国。吏者遵之，可以从政。足使贤者励志，不肖者涤心。”[5]《鬻子》一书当然不是鬻熊自撰，而是由后人根据传闻“裒集成编”。《汉志》著录之小说家《鬻子说》19篇为“后世所加”，极可能产生于汉初黄老道家盛行之时。《鬻子说》在隋唐已不传，故《隋志》小说家不载，其散佚大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
今传逄注本《鬻子》多有疑其为伪者，如宋李焘、叶梦得，明杨慎，清崔述、四库馆臣，民国姚际恒、梁启超等。考《文选》李善注多引《鬻子》，与今传逄注本《鬻子》文多相合，如《文选》江淹《恨赋》注引《鬻子》：“君王欲缘五常之道而不失，则可以长矣。”[6]与逄注本《鬻子·贵道》最末一句同，仅“长矣”逄本为“长久”。《文选》谢灵运《斋中读书》注引《鬻子》：“禹治天下，朝廷之间，可以罗雀也。”逄注本《鬻子·上禹政》为：“是以禹当朝廷间也，可以罗爵。”“爵”“雀”，古今字。《文选》王融《永明九年策秀才文》注引《鬻子》：“昔大禹治天下，以五声听治，为铭于笋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语寡人以狱者挥鼗。”逄注本《鬻子·上禹政》为：“禹之治天下也，以五声听，门悬钟、鼓、铎、磬，而置鼗，以得四海之士，为铭于簨簴曰：教寡人以道者击鼓，教寡人以义者击钟，教寡人以事者振铎，语寡人以忧者击磬，教寡人以狱讼者挥鼗。此之谓五声。”《文选》任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鬻子》：“吾闻之于政也，知善不行者谓之狂，知恶不改者谓之惑。夫狂与惑者，圣人之戒也。”逄注本《鬻子·曲阜鲁周公政甲》全同，仅前有“昔者鲁周公曰”一语。逄行珪与李善为同时人，《文选》注引《鬻子》又与逄注本《鬻子》原文略同，说明他们各有所本，且为前代所留传，不然，二人不可能同时造假而偶合。四库馆臣以《四八目》不载《鬻子》所提禹、汤七大夫，而断定“似乎六朝之末尚无此本，或唐以来好事之流依仿贾谊所引，撰为赝本，亦未可知”，纯为揣测之词，不足为据。《四库提要》云“贾谊《新书》亦引其成王问答凡五条”，亦误。其实贾谊所引为六条，其中一条与文王问答，一条与武王问答，四条与成王问答。至于谓“观其标题甲乙，故为佚脱错乱之状，而谊书所引则无一条之偶合，岂非有心相避而巧匿其文，使读者互相检验，生其信心欤”亦为勇于质疑之说。而换一角度，其文“佚脱错乱之状”，正是该书流传日久、散佚脱落之表征。说“谊书所引（与该书）则无一条之偶合”，亦不尽是事实。贾谊《新书》与今本《鬻子》多有相似之说，稍作比对即知，如贾谊《新书·修政语下》引鬻子对周成王问，语云：“故智愚之人有其辞矣，贤不肖之人别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逄注本《鬻子·道符》云：“不肖者不自谓不肖也，而不肖见于行，虽自谓贤人犹谓之不肖也；
愚者不自谓愚，而愚见于言，虽自谓智人犹谓之愚。”二说之意显然相通。此外，杨慎《丹铅录》以为逄注本《鬻子》不载贾谊《新书》所引之文，以及“《文选》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车以伐纣，纣虎旅百万，阵于商郊，起至黄鸟，至于赤斧，三军之士莫不失色。’今本无之”，从而断定其为“伪书”，亦难以服读者之心。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又谓今本《鬻子》“概举修身治国之术”，“与柱下、漆园宗旨迥异”，以为其非道家言。此亦因不了解早期道家不避谈礼，故亦有修身治国之术，《庄子》有孔子问礼于老子之记载，湖北荆门郭店出土楚简《老子》甲、乙、丙本均无攻击儒家礼义之言辞，而鬻子乃楚族先祖和楚人精神之源，其思想对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或有影响，但起始并非严格意义之道家，故不应以老庄思想为规范来判断其非道家言。也许正因为《鬻子》思想不全合于老庄思想，它才可能真正是楚地传留之鬻熊学说，而不是后人伪造。钱熙祚《校勘记》云：“马总《意林》，其目一遵庾仲容《子钞》，所引《鬻子》与今本同，则非唐人伪撰明甚。”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逄本去其妄为标题，犹为古本残帙，而非伪作。”钟肇鹏《鬻子校理》则以为逄本是隋唐前人随手摘录的一个钞本，不是逄氏作伪。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云：“逄本除第四、一三篇外，其余多见《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所引；
且《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群书治要》、《文选》注、《初学记》、《长短经》所引，多不见《意林》却见逄本，故唐时传本或有二：一为马总所见一卷六篇，一为众家及逄行珪所见一卷十四篇。”[7]《列子·天瑞》引《鬻子》云：“物损于彼者盈于此，成于此者亏于彼。损盈成亏，随世随死。”《列子·黄帝》引《鬻子》云：“欲刚，必以柔守之；
欲强，必以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弱必强。观其所积，以知祸福之乡。”这与老庄清虚自守、卑弱自持、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旨趣相合，将《鬻子》列为道家之祖至为允当。
《鬻子》有1卷本和2卷本。1卷本主要有《十二子》本、《五子书》本、《子汇》本、《诸子褒异》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均为逄行珪注本。另有明《杨升庵先生评注先秦五子全书》本、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谢汝韶注《二十家子书》本，清任兆麟选辑《述记》本。2卷本主要有《正统道藏》本，明杨之森补辑《养素轩丛录》本、《廿二子全书》本、《子书百家》本、《百子全书》本，清钱熙祚辑佚《守山阁丛书》本，民国叶德辉校辑《观古堂所著书》本。今通行本二种：一为钟肇鹏《鬻子校理》，收入《新编诸子集成》，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
二为张京华《鬻子笺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出版。世传《鬻子》书中是否羼杂有《鬻子说》的内容，今已无法厘清。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黄帝说》四十篇”，班固注曰：“迂诞依托。”
黄帝姓公孙，名轩辕。一云姓姬，始服轩冕，号轩辕氏。一云居轩辕之丘，因以为号。一云帝轩氏，一云帝鸿氏，一云缙云氏，一云归藏氏。有熊国君少典氏之子，亦号有熊氏，为中国文化始祖。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首列黄帝，说他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其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神农氏不能征。黄帝乃修德振兵，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于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以土德王，称黄帝。司马迁在《史记》中亦将许多远古发明创造与黄帝联系起来，如养蚕、冠冕、造字、律历、舟楫、医学、算数、车乘、弓矢、棺椁等，皆谓创始于黄帝之时。显然，黄帝自先秦至汉一直是个神话人物，故司马迁《五帝本纪》论赞云：“学者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不过，不同学术流派对黄帝态度不同。儒家不语怪、力、乱、神，谈古史只及尧、舜。道家、神仙家、阴阳家均喜说黄帝。《史记·乐毅列传》云：“乐臣公善修黄帝、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称贤师。”兴起于战国末年的黄老道家在汉初颇受青睐，一度作为统治思想。《史记·陈丞相世家》云：“陈丞相平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史记·外戚世家》又云：“窦太后好黄帝、老子言，帝及太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尊其术。”正因为统治者好黄老之术，故《老子》在汉初有多种注本，而托名黄帝之书在汉代则颇为盛行。例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载臣意曾得“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由此可见黄帝书在汉初颇受社会尊崇。
《汉志·诸子略》道家类著录有《黄帝四经》4篇、《黄帝铭》6篇、《黄帝君臣》10篇、《杂黄帝》58篇，阴阳家类著录有《黄帝泰素》20篇，《兵书略》兵阴阳类著录有《黄帝》16篇、《图》3卷，《数术略》天文类著录有《黄帝杂子气》33篇，历谱类著录有《黄帝五家历》33卷，五行类著录有《黄帝阴阳》25卷、《黄帝诸子论阴阳》25卷，《方技略》医经类著录有《黄帝内经》18卷，经方类著录有《泰始黄帝扁鹊俞拊方》23卷、《神农黄帝食禁》7卷，房中类著录有《黄帝三王养阳方》20卷，神仙类著录有《黄帝杂子步引》12卷、《黄帝岐伯按摩》10卷、《黄帝杂子芝菌》18卷、《黄帝杂子十九家方》21卷。这些托名黄帝的著作起于六国而盛于汉初，水平参差不齐，适应了当时社会需要。班固对此亦有说明，如著录入道家类之《黄帝君臣》“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杂黄帝》为“六国时贤者所作”，著录入阴阳家之《黄帝泰素》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清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辑其《道言》6条、《政语》2条、《铭》2条、《戒》2条、《诲颛顼》1条、《黄雀占》1条、《李法》1条、《兵法》5条、《出军诀》1条。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黄帝说》，著者及时代不详。应劭《风俗通义·祀典》引《黄帝书》记神荼与郁垒捉鬼事云：“上古之时，有荼与郁垒昆弟二人，性能执鬼，度朔山上立桃树下，简阅百鬼，无道理，妄为人祸害，荼与郁垒缚以苇索，执以食虎。于是县官常以腊除夕，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冀以卫凶也。桃梗，梗者，更也，岁终更始受介祉也。”[8]此类故事荒诞，当为街谈巷议、道听途说。学界亦多认为《汉志》小说家多为方士之书，《黄帝书》疑即小说《黄帝说》，荼与郁垒之类故事定当不少。
与黄帝相关的书在汉初颇有影响。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中的帛书，在《老子》甲种本后抄有古佚书，按内容可分四部分，今人定名为《五行》《九主》《明君》《德圣》；
《老子》乙种本前面抄有原题为《经法》《十六经》（一作《十大经》）《称》《道原》4种古佚书，学界多以为即失传的《黄帝四经》，都是先秦至西汉初年的黄老道家著作。随着汉武帝独尊儒术，黄老之言逐渐不为社会所重，除医经占卜等实用性作品有一部分流传下来，《汉志》所著录托名黄帝之作品大多失传，小说家《黄帝说》也不例外。若应劭《风俗通义·祀典》所引《黄帝书》为《黄帝说》，则此书汉末尚存，散佚当在魏晋以后。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封禅方说》十八篇”，班固注曰：“武帝时。”
封禅是古代帝王祭天地之典礼。古代圣王封泰山，禅亭亭或梁父。亭亭、梁父，皆泰山下之小山。《史记·五帝本纪》记录有黄帝在全国各地的封禅之举。后来，秦始皇亦有封禅。因秦皇不德，其封禅后人多有讥议。汉兴，百废待举，文帝曾谋议巡狩封禅事，未果。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窦太后逝，武帝用董仲舒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元封元年，武帝封泰山，禅肃然。后来，其多次重返泰山修封，禅石闾。肃然、石闾，皆泰山下之小山。
《汉志》小说家著录《封禅方说》18篇。因封禅说本就来自传闻，书传记载纷杂不一，而诸儒又各守师说，故莫衷一是，争论纷纭。《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礼家有《封禅议对》19篇、《汉封禅群祀》36篇、《古封禅群祀》22篇，或即诸儒所陈之封禅礼，以其言皆有所考，故入礼家。然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定不乏求利逢迎之方士，持道听途说，甚或向壁虚造，作为方说，哗众取宠，承悦上意。则所谓封禅方说者，乃方士所说与封禅相关之“方”，包括封禅之故事、仪礼、器物、方法等。因其言多迂诞，故入之小说家。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曰：“此乃汉武帝时用事鬼神之迷信记录与论说也。方士所重，儒家所摒，故其书不传。”[9]其言甚是。
《封禅方说》虽不见传，然据《史记·封禅书》所载，仍可见其端倪。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
虞初，河南洛阳人，武帝时方士。《史记·封禅书》载：“（太初元年）丁夫人、洛阳虞初等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证明虞初以方术参与了汉武帝时期的国家政治外交活动。《西京赋》李善注曰：“（虞）初，河南人也。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侍郎秩比四百石，品秩虽不高，却可在皇帝身边侍奉，颇为时人所重。所谓“乘马”，是指受到皇帝封赏的一个品级。所谓“衣黄衣”，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史载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号赤帝子，故汉初色上赤。文帝时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议，未及施行。《史记·孝武本纪》载，武帝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因此，臣子衣黄衣只能在特定场合或经皇帝特许，如武帝祀后土、泰山封禅，从祀者皆衣黄衣。虞初“衣黄衣”自然是经过黄帝特许的，是一种很荣耀的事。颜师古注《汉书》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王世贞《宛委余编》曰：“虞初，汉武帝时小吏，衣黄乘辎，采访天下异闻。”《西京赋》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正与《史记》所载一致。可知虞初为医巫厌祝之方士，兼采访天下异闻。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而《虞初周说》达943篇，篇目数量最多。张衡《西京赋》称：“匪唯玩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实俟实储。”李善注引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薛综注曰：“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应劭为东汉末年著名学者，著有《风俗通义》；
薛综乃三国时期吴国大臣、名儒。二人似见过《虞初周说》。据他们所注述，《虞初周说》内容乃演绎《周书》故事，杂以医巫厌祝之术者。虞初撰述小说有943篇之多，占《汉志》著录小说作品总篇数的2/3以上，《汉志》著录小说多方士之作，虞初为方士之代表，也因此成为汉代小说之代名词。应劭、薛综均为汉末魏（吴）初人，他们对《虞初周说》有明晰解说，证明此书汉末魏（吴）初尚存，其亡佚当在三国以后矣。
魏晋以降，虽未见有援引《虞初周说》者，但引用《周书》甚多。人们所习称之《周书》，主要有《尚书·周书》《逸周书》以及晋代汲郡所出竹简本《周书》。汲冢《周书》与《周食田法》《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等总共19篇，唐初颜师古注《汉书》、刘知几《史通》，均不及汲冢《周书》，恐已不传。清人江声《尚书集注音疏》辑《尚书》逸文及孙星衍《古文尚书马郑注》附《尚书逸文》，将秦汉诸子所引《周书》逸文尽行辑入，受到陈寿祺的批评，孙星衍刊行《尚书今古文注疏》时则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不认为这些逸文皆为《尚书·周书》。
唐宋间类书所引之名为《周书》者，有的指《尚书·周书》，有的指《逸周书》，而在《尚书·周书》和《逸周书》中均未出现却被称引为《周书》者尚有数十事，事多迂诞，富于传奇色彩，这些不明出处之《周书》极有可能是《虞初周说》之佚文。例如，《文选》卷十四、卷十五注引周穆王伤股及穆王嬖越姬窃姜后子事，卷三十八注引武王渡河白鱼入舟事，《艺文类聚》卷八十六载秦王剖人腹以求桃事，《初学记》卷七、卷九、卷二十六等所载黄帝穿井、蒸谷为饭以及神农作陶、冶斤斧等事，《太平御览》卷三载尧时十日为妖事，卷八十四载文王与太公论政事，卷三百一载五阵事，卷四百五十六载微子开与箕子事纣事、许绾谏魏襄王为中天之台事、段规谏韩康子与知伯地事、客谏田婴城薛事，卷五百一十八载周公与伯禽事，卷五百七十七载邹忌封侯事，等等，《尚书·周书》和《逸周书》均未载，极有可能出自《虞初周说》。若果如此，则其佚文存于今者仍不少。举两篇为例，以见一斑。《太平御览》卷五百一十八引《周书》：“周公三挞，伯禽往见商子。商子曰：‘南山有桥，父道也；
北山有梓，子道也。盍往观之？’而伯禽往视桥梓。明日，朝，伯禽俯而趋。周公迎而抚之曰：‘汝安见君子哉？’”卷八百七十五引《山海经》郭璞注引《周书》：“天狗所止地，须臾，光飞天为流星，长数十丈，其疾如风，声如电光。”这些知识或传说都或多或少具有传奇性，不仅能够彰显拥有者的文化身份，而且能够提升他们为政治服务的能力。所谓“匪唯玩好，乃有秘书……从容之求，实俟实储”。这些奇闻逸事不见于《尚书·周书》或《逸周书》，其来源当为与《周书》相关的记录周代奇闻逸事的别一部书，而以“其说以《周书》为本”的小说总集《虞初周说》的可能性最大。
对于晋唐以来学者们所引不明来历的《周书》有些可能出自《虞初周说》，前人已有觉察。如清人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举《太平御览》载《山海经注》引《周书》和《文选》李善注引《周书》为例，疑其即《虞初周说》。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也认为“晋唐人引《周书》者，有三事如《山海经》及《穆天子传》，与《逸周书》不类”，同意朱右曾疑其为《虞初周说》的意见。虽然他们的例证有些不够准确，但其独特的学术眼光是令人钦佩的。当然，晋唐人所引《周书》不类《逸周书》者，至少有二十余事，即使以志怪传奇而言，亦不只三事。而《虞初周说》并非只载志怪传奇，按照“其说以《周书》为本”的线索去探寻，自然会有更多的发现。若果如此，《虞初周说》作为《汉志》之“说”类小说代表作也就当之无愧了。
① 详见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4页。下引本书较多，不再一一出注。
② 张舜徽认为：“《百家》下当有‘言’字，或传钞者夺之。此与道家之《道家言》，法家之《法家言》，杂家之《杂家言》同例，俱殿各家之末，乃学者撮钞精言警句之编。”见于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0页。此说颇有道理。《百家》即《百家言》，属于“言”体或“语”体，与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竹书《语丛》类似。
③ 《墨子·经上》云：“说，所以明也。”《墨子·经上》又云：“名，达、类、私。”这里的“名”指概念，而概念可以分为“达”“类”“私”三个层级。
④ 《史记·伯夷列传》“而说者曰”，司马贞《索隐》云：“说者，谓诸子杂记也。”可证“说”可指称一切诸子杂记。
⑤ 《庄子·外物》云：“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是以未尝闻任氏之风俗，其不可与经于世亦远矣。”此为现存传世文献最早使用“小说”概念。
⑥ 参见拙文《说体文的产生及其对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影响》（《中国文学观念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⑦ 这些研究参见拙文《〈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伊尹说〉〈鬻子说〉考辨》，《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6年第5期；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虞初周说〉探佚》，《南开学报》2005年第3期；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小说家〈封禅方说〉等四家考辨》，《兰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⑧ 书目提要为求简要，一般不详细提供所述内容的资料来源，重要引文也只随文括注出处。参见拙编《二十五史艺文经籍志著录小说资料集》第一卷《汉书艺文志及两汉书补志著录小说资料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
⑨ 参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汉书艺文志所载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5页。
[1]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文[M]//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上海：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19．
[2] 梁玉绳．清白士集[M]//周秦诸子斠注十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434–435．
[3] 余嘉锡．余嘉锡文史论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7：251．
[4] 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36–37．
[5] 周鬻熊．鬻子[M]//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逄行珪，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6] 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236．
[7] 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1040．
[8] 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367．
[9]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199．
I206
A
1006–5261(2022)06–0059–09
2022-07-29
王齐洲（1951―），男，湖北洪湖人，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刘小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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