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伟
(华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言文化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1945年8月15日是日本战后归零，国家发展转向的分界点。日本各大媒体在每年8月15日都会刊载围绕战争定位、国家路线、战争记忆传承等专题的社论(以下简称“8.15社论”)，其主题一致性和连续性较强。因此，8.15社论的解读，在勾勒日本媒体战争记忆变化曲线问题上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创刊于1874年的百年纸媒《读卖新闻》，作为日本代表性报纸，拥有稳定广泛的读者层，2021年数据显示，其发行量远高于位居第二位的《朝日新闻》，稳居日本首位(1)日本ABC协会2021年上半年的销售量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性报纸的发行部数由高到低为：《读卖新闻》7 166 592部、《朝日新闻》4 751 459部、《每日新闻》2 011 884部、《日本经济新闻》1 887 070部、《产经新闻》1 205 916部(https://www.bunkanews.jp/article/237791/，2021年12月1日最终检索)。。选取该报纸的社论进行分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大数据时代，依托计算机技术的辅助进行文本挖掘，可实现对海量文本进行筛选和分类、关键词提取、共现趋势分析、聚类分析等定量分析，从而为获得分析焦点、深入定性分析提供重要线索。“语篇—历史”分析法(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DHA)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经典理论之一，主要从确定某一特定语篇的具体内容或主题、研究语篇中使用的语篇策略、研究语篇中使用的语言手段三个方面展开分析。分析策略主要包括所指策略或提名策略，谓语指示策略，辩论策略，视角化、框架化或语篇再现策略，强化与淡化策略等五种[1]。这种跨学科的方法使研究更加全面、具体，其强调语篇分析必须结合历史语境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剖析并作出解释，分析结果适用于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
构筑战争回忆是巩固和平、防止战争爆发的有效方式。国内基于媒体的战争记忆研究多围绕电影作品的分析展开，包括对中日战争影片的比较[2]，对日本战时和战后战争影片的分析[3-4]等。中国电影中的抗战记忆注重再现军队发展、战争场景和揭示民众在战争中的苦难从而坚定和平发展的决心，而日本电影中对战争记忆的重构，强化受害者的战败语境，淡化自身的侵略行为，缺乏对受害国人民的反省和忏悔。
不过，中国国内研究中对中日新闻报纸等拥有更广大受众的媒体关注不足，而日本学界则有较多立足于媒体视角的战争记忆研究。佐藤卓己(2002，2005，2006)聚焦于8月15日的政治性含义，对媒体内容和政治力学的执行展开系列研究，指出战后日本的“战争记忆”多由新闻报道、电视节目等所构建，日本媒体将“战败”的内涵诠释为“占领”，将“终战”诠释为“和平”，用8月15日的“终战”取代了9月2日“战败”，并将这一认识构筑在日本国民的战争记忆中，发挥了重要的舆论制造和引导作用[5-7]。シピローワ·アンナ(2004)分析了日本《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和《每日新闻》三大报纸的8.15社论，讨论了日本国民身份认同中的“和平主义”[8]。杉山あかし(2010)和コルドバアロジョ·エステバン(2019)分别对2007—2008年以及2017年战争结束纪念日两周前的日本电视节目中出场人物属性、节目谈话中受害者和加害者的定位等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数据显示，2007年和2008年的电视媒体的受访者中，日本人占80%～90%，中国等战争受害国的受访者不足2%。对日本人的描写中，定位于被害者的超过半数，定位为加害者的两年均不足10%[9]。2017年的日本媒体在二战集体记忆的重构中对他国的关注略有增长，自我批判和反省的节目也略有增加，但所占比重仍十分低[10]。上述研究表明，日本媒体对于战争记忆的关注点在于本国战死者和战后国民之间关系的重构，而非其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活动和史实的理解，这与中国学界所主张的战后日本仍过度关注本国受害，而对其在其他受害国的侵略活动反思不足的观点一致。
作为二战战胜国以及二战反法西斯侵略的主战场，中国人民遭受了巨大苦难，面对日本国内修宪声浪、8.15参拜等不当行为持续出现，以中国研究者视角分析日本8.15社论，勾勒还原日本战争记忆曲线对于当前战争研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一)文本收集和预处理
《读卖新闻》的社论一般由两篇文章构成，每篇约1 200字，但关于特定主题或节日当日的社论则只有一篇，约2 000字，为一般社论篇幅的近两倍。1954—2020年，除1957—1961年、1969年、1976年、1996年、2011年外，各年8月15日的社论主题皆为“终战(終戦)”(2)本文提及的关键词和句子的中文为笔者所译。关键词以“中文(日文)”的形式提示，引用句子直接提示中文。，故本文将除上述9年之外的59篇社论作为研究对象，以二战结束的1945年为起点年，每10年为一个阶段，把上述文本划分为8个阶段。
本文的定量研究使用广泛应用于日语文本挖掘的软件KH Coder[11]。为提高研究的精准度，首先对社论文本展开数据规范化处理和预处理。规范化处理中过滤掉无意义字符和无关信息，删除辅助阅读的词语读音，将相同语意的日语假名词与汉字词统一为“汉字词”。预处理中，基于KH Coder中的ChaSen进行词素切分，基于Term Extract展开复合词检查，指定强制抽取词和强制不抽取词，在此基础上反复人工确认，最终获得与本研究相关度较高的语料。语料详情如下：总段落数1 265、总句数2 549、总词数70 048(使用词数29 210)、区别词数6 836(使用区别词数5 977)。历时来看，各阶段文本的平均段落数、平均句数和平均词数等指标在前4个阶段逐渐增长，后趋于平稳(表1)。篇幅的增加意味着一篇文本中可涵盖主题的增多，8.15社论中，除战争记忆相关主题外，还可见战后经济、文化、政治重建、外交关系等主题。本文仅聚焦于战争记忆的变迁相关内容，其他另篇讨论。
表1 《读卖新闻》8.15社论文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
(二)文本挖掘和分析
定量研究分三步展开。第一步，提取关键词，并对其共现网络进行共时和历时分析，从宏观视角获得语篇的主题和态度。共现网络分析就是把类型相似即共现程度强的词语用线连接的分析方法，一般采取Jaccard系数来表示样本集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Jaccard系数的范围为0～1，越接近1，样本间相似度越高，共现关系越强。KH Coder可自动计算Jaccard系数，并基于计算结果生成共现网络气泡图。第二步，以句子为单位，基于Ward法和Jaccard距离，对关键词展开层级聚类分析(Hierarchi-cal clustering methods)。Ward法在聚类过程中，首先合并小类内离差平方和增加最小的两小类，进而发现规模和形状大致相同的类。Jaccard距离是与Jaccard系数相关的指标，也用于描述样本集合之间的差异程度，Jaccard距离越大，样本间的相似度越低。第三步，参考聚类分析结果对文本主题进行编码分类，观察“战争记忆”中的情感变迁。
定性分析围绕语篇中的话语策略展开，基于定量分析结果，结合社论刊载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深入剖析“战争(戦争)”的命名策略和战争受害、战争责任解读等语篇议题的分析策略，从而勾勒出日本媒体所构建的战争记忆的变化曲线。
(一)关键词及共现网络
出现频率前50位的关键词中，有6个词语包含“战”字，分别为：“战争(戦争)”“战后(戦後)”“终战(終戦)”“战败(敗戦)”“A级战犯(A級戦犯)”和“战争死难者(戦没者)”。国际环境相关词条除“国际(国際)”“亚洲(アジア)”“各国(諸国)”外，“美(米)”“中国(中国)”“苏(ソ)”“美国(米国)”“日美(日米)”“美国(アメリカ)”“苏联(ソ連)”等具体国家相关词汇的出现频率也较高，日本对中国、美国、苏联三国的关注度可见一斑(表2)。
表2 《读卖新闻》8.15社论中关键词词频统计(前50位)
各阶段的特征词进行历时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第Ⅰ阶段的特征词中“悲惨的(みじめ)”“危险(危険)”等显示出该阶段日本媒体对战争的记忆仍是鲜明的、深刻的，负面情感倾向突出。而第Ⅱ阶段“民主主义(民主主義)”“道德伦理(モラル)”“精神(精神)”等词则显示该阶段日本社会转向重视国家精神层面的建设。第Ⅲ-Ⅴ阶段均包含“经济(経済)”，反映出此期间重心在于物质层面的经济恢复和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日本开始寻求在国际和外交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而回忆战争、呼吁和平不再是社论关注的重点。第Ⅵ-Ⅷ阶段多见“战犯(戦犯)”“A级战犯(A級戦犯)”“战争死难者(戦没者)”等特征词，表明该期间如何对待战犯等关于战争责任的讨论成为了日本媒体关注的重心，日本开始出现试图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结论的苗头，也加大了对中国、韩国等战争受害国的批判，并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显现出比较强硬的立场。
表3 《读卖新闻》8.15社论各阶段特征词统计
出现频率前150位的关键词的共现网络可视化气泡图如图1所示，气泡越大，表示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连接关键词的线颜色越浅，共现模式出现时间越早，反之则出现时间越晚。据图1，社论前期多关注国民生活及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对“和平”的强调、战争体验的传承等(实线框)，后期关注点在战争责任的再审视、战犯对待问题，以及战死者悼念方式等(虚线框)。即战争结束初期的社论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国家建设，增强和平观念的导入，在强调战争灾难之后需要怎么做。随着时间的推移，社论后期开始关注战争直接发动者、战争参与者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除“A级战犯”“战争死难者”等具有明显指向性的词外，“人们(人々)―牺牲(犠牲)”中的“人们”共出现35次，词汇内涵为日本国民的多达20次，与之共现的多为“因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而牺牲的人们”“为国牺牲宝贵生命的人们”等。这一微妙变化与当下日本执政党不顾战争受害国反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企图通过修宪等手段颠覆“战败国”身份等社会风向变化极其相似。
图1 《读卖新闻》8.15社论中关键词共现网络可视化气泡图
(二)层级聚类及编码分析
进一步对出现频率前150位的关键词进行层级聚类分析，获得“战争死难者纪念”“战犯处置”“政府态度”“停战前事态回顾”“战争责任再讨论”以及“战争体验传承”等6个战争相关主题(表4)。上述主题都表明了8.15社论对于战争的关注点始终置于日本国内。
表4 《读卖新闻》8.15社论层级聚类分析结果
参考层级聚类分析的结果，进一步从以下4个方面对“战争记忆”相关概念框架进行编码：(1)战争本身相关内容，包括战争的表述(“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的大战”等)、战争结束的表述(“战败”或“终战”)；
(2)战争描述的情感倾向(正向情感词或负向情感词)；
(3)对战争受害的关注点(日本国内或海外)；
(4)对他国的提及状况(中国、美国、苏联/俄罗斯等)。将上述概念框架与各阶段进行交叉汇总及卡方检验，二者显著相关，可见不同阶段社论的侧重点存在差异(表5)。
表5 《读卖新闻》8.15社论概念框架与阶段交叉汇总结果
对各概念框架在不同阶段的出现情况进行可视化处理结果如图2所示。第Ⅲ阶段开始出现“战争”命名的讨论，且持续至今。而对战争结束的表述中，含有失败意义的“战败(敗戦)”在初期阶段使用较多，后越来越少直至消失。较为中性的“终战(終戦)”一词则一直使用至今，但出现频率缓慢下降。两个词虽都有战争结束的意思，但对战争记忆的立场不同。进一步检索二者的关联词发现，与“终战”共现较多的是围绕战争结束时的“原子弹爆炸(原爆)”和“玉音(玉音)”等历史事件，而与“战败”共现较多的则是“打击(打撃)”“悲惨的(みじめ)”“崩溃(崩壊)”“卑鄙(卑下)”“虚脱(虚脱)”等负面情感词。可见，在社论的语境中，“终战”一词所背负的战争责任要远低于“战败”。8.15社论后期在叙述上舍弃“战败”而多用“终战”的变化，也反映了其对战争责任进行淡化处理的立场。
图2 《读卖新闻》8.15社论中“战争记忆”相关概念框架的变迁
社论文本中正向情感词和负向情感词都较多，虽呈现出微弱减少趋势，但较之其他概念框架始终位于高位，且负向情感词初期高于正向情感词，而历时减少趋势更为显著。情感词高频出现符合社论的文体特征，而负向情感词出现率的降低则显示出语篇论调的变化。关于战争被害，除第Ⅰ阶段显著出现外，后面出现率均处于低位，且初期仅关注日本国内情况，直至第Ⅲ阶段才开始关注中国等海外的情况，且一直略低于日本国内。值得注意的是，在8.15社论中长期关注中国、美国和苏联/俄罗斯等国家，特别是从第Ⅲ阶段开始，对中国的关注有所上升，近年来开始接近于对美国的提及频率。
“战争”表述的历时变化如图3所示。关于“战争”命名的讨论从第Ⅱ阶段的1964年开始，出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戦)”(24次)、“过去的大战(先の大戦)”(17次)、“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戦争)”(16次)、“昭和战争(昭和戦争/昭和の戦争)”(11次)和“那场战争(あの戦争)”(8次)等5种表述。关于“战争”的表述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过去的大战/那场战争/太平洋战争”→“昭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昭和战争/过去的大战”的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表述自1964年开始一直持续到第Ⅶ阶段中期，使用期间最长。第Ⅵ阶段开始使用“昭和战争”和“过去的大战”，并在第Ⅶ阶段后期取代“第二次世界大战”频繁出现。
图3 《读卖新闻》8.15社论中“战争”表述的历时变迁
“战争”表述是战争记忆构建的重要部分，其背后蕴含着国家和社会对战争责任的定位和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说法较为通用，涵盖面广，包括了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在内的全球规模的战争。“昭和战争”的叫法始于《读卖新闻》的社论，虽未在其他媒体和教科书中普及，但近年来出现频率较高，值得关注。“过去的大战”这一表述虽日本官方也数次使用[12]，但地域和时间界限模糊，官方使用的原因是否由于日本有意模糊战争表述有待考察。从8.15社论中“战争”命名的历时变化，可见日本媒体在战争记忆构建中不可忽略的重要作用。战争结束已70余年，“过去的大战”这一概念模糊的表述仍占主流，其背后原因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战争记忆构建中战争责任的模糊化
如前所述，战争结束的相关表述中，从战争结束之初至第Ⅳ阶段的30余年间“战败”一词的使用频率极高，此时的日本还处在反思战争伤害期。同时，1945—1955年日本处于经济恢复并跨入高速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充分调动国内各种资源，以亚运会、奥运会等大型国际赛事召开为契机，迅速发展国内经济，实现从战败国步入经济大国行列的目标。日本为举办1958年东京亚运会、1964年东京奥运会，也在积极打造良好的国际形象。此外，必须关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这一标志性事件，其标志着中日两国结束了自二战以来长期未建立邦交的历史，打开了两国睦邻友好的新篇章。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后多年，“战败”一词被广泛使用。
随着国力的恢复，日本时隔数十年后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在其国内各种势力角逐的背景下，媒体开始使用“终战”一词来表述“战争结束”，2016—2020年这一阶段“战败”一词使用频率为0。与“战败”相比，“终战”一词中立色彩浓厚，削弱了其战败国语意的强度，有刻意回避战败之嫌，这种媒体表述的变化十分值得持续关注。除了“战败”和“终战”，更为隐晦的“那天(あの日)”也散见于各阶段，这些都表明日本媒体对作为战争发动国而必然战败这一事实的刻意回避和淡化。
“战争”表述的讨论在第Ⅵ阶段后半期至第Ⅶ阶段前半期最为激烈。特别是2001年社论中专设章节“无法确定的战争称呼(定まらぬ戦争の呼称)”探讨该问题，指出日本国内对历史的解释和认识极为复杂多样，对于“战争”的表述至今仍存分歧，诸如“十五年战争”“太平洋战争”“亚洲·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各种叫法都存在不妥之处。指出“连战争的名称都尚未确定，表明整个日本仍未对‘战争’作出总结”这一尴尬境地，提出在宣誓和平的同时，应致力于让国民对如何命名“那场战争”这一关键问题达成共识。2001年至今的20余年间，“过去的大战”这一表述仍频现于纸媒社论，作为主流用法延用至今，反映出媒体对于战争记忆一贯的模糊化处理倾向并未动摇。
(二)对和平的强调和战争反省的纠葛
纵观1954—2020年的8.15社论，“战争”与“和平”作为关键词始终贯穿其中。追忆战争，在此基础上呼吁和平，是社论主要的展开方式。但若要厘清“呼吁和平”的真实含义，则必须深入剖析其对战争责任、加害责任的认识。
调查发现，与“战争”共现的代表性负向情感词有“鲁莽(無謀)”“悲惨(悲惨)”“无益(無益)”“罪恶(罪悪)”等。如“战败的惨状(敗戦の悲惨さ)”(1967年)、“悲惨的战争(悲惨だった戦争)”(1977年)、“战争的徒劳和惨状(戦争の無益さ、悲惨さ)”(1985年)、“战争的惨状(戦争の悲惨さ)”(1979年、1980年、1984年、1987年、1988年、2015年)等都传达了战争的残酷。“鲁莽的战争(無謀な戦争)”(1986年、2005年、2006年、2008年、2009年、2010年、2013年、2019年、2020年)则可见对发动战争这一行为的反思。这些负向情感词表明，媒体刻意向读者传达其对战争的消极定位和批判。
与“和平”共现的正向情感词有“发誓(誓う)”“重新(新た)”“贡献(貢献)”等。如“和平誓言(平和への誓い)”(2001年、2004年、2010年、2013年、2016年、2018年)、“誓言和平(平和を誓う)”(2008年)、“和平与不战誓言(平和と不戦への誓い)”(2014年)、“重新吸取教训(教訓を新たに)”(1965年)、“重新下定决心(決意を新たに)”(1975年、1985年、2020年)、“重申对和平的誓言(平和への誓いを新たに)”(2004年)、“重新思考和平(平和への思いを新たに)”(2007年)等对追求和平的反复强调。
此外，“深刻反省(深く反省)”(1956年、1967年)、“深刻的反省(深い反省)”(1966年、1994年、2018年)、“不断反省(たび重なる反省)”(1964年)、“痛苦的反省(痛切な反省)”(2015年)等表明对战争的反思和战争记忆的传承的正向情感词和短语也较为多见。并且伴随这种反思的多为对战后本国经济、社会、信念重建的决心和努力等积极向上的内容。
(三)战争记忆构建中受害者形象的强化
作为唯一遭受原子弹爆炸的国家，日本的战争记忆中战争受害国意识强烈。他们对战争记忆传承的呼吁，对和平的向往，对“和平宪法”的尊重，乃至对“和平教育”的推崇，大多来自于自身的这种受害意识，而非其给被侵略国人民带来的伤害。8.15社论中极少提及海外战争受害的现象可印证这一点，战争结束后的相当长时期内，关于战争受害的讨论限定在日本国内，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在“一国和平主义”的影响下，“受害者意识”占据主流。8.15社论到第Ⅲ阶段才开始逐渐提及海外的战争受害，说明这个阶段才开始意识到自身的战争责任，但认识仍十分不充分。
在描述本国战争受害情况时，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遭受轰炸(被爆)”。如1980年社论中提到“为把原子弹爆炸的体验传播到世界各地，民众积极地展开活动。我们的责任是把核战争的苦难传播到全世界，以便在全世界人民心中构筑起‘和平的堡垒’。”通过强调唯一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身份，提出媒体自身的责任，从而强化日本的受害者身份。在本国战争受害情况的描述中，运用各种修辞手法给读者以具象化的感知，“那天天空蔚蓝，像要燃烧起来一般炎热”(1979年)、“昭和二十年的那天炎热无比”(1987年)。随着战争亲历者逐渐减少，向后代传承怎样的战争记忆，是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8.15社论中的这种渲染在讲述本国战争受害情况时频现，对日本国民的战争受害意识的形成和强化起到了催化和促进作用。
在第Ⅴ阶段，即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受冷战格局和东亚形势变化的影响，日本社会政治经济也发生了变化。这一时期的社论中战争记忆的关键词虽仍是“战争”与“和平”，但关注点逐渐变为基于传承悲惨的战争体验、呼吁子孙后代珍惜和平。其中虽仍存在受害国意识，但也出现了作为战争发动国对给被侵略国家造成的伤害的正视、谢罪和反省等意识。此时日本社会对于战争责任认识处于正视历史和“正当化”战争并存、受害者意识和加害者意识并存的复杂局面，需进行多维度的审视和解读。不过，在叙述策略上，较之日本国内受害情况描述中易引起读者共鸣的生动描述，对海外受害情况的描述多为抽象和程式化表达，较难引发读者共情。如“不了解战争的一代，若要理解亚洲的心，就必须知道过去的许多罪过”(1982年)、“我们不应忘记，日本曾经在侵略中国的行动中造成了巨大的破坏”(2001年)、“毫无疑问，‘那场战争’给东亚人民带来了灾难”(2005年)等。
8.15社论中“受害者(犠牲者)”的涵盖范围也发生了变化。初期社论中的“受害者”限定在一般日本国民，如“因战争而失去亲人的人们、遭受空袭烧毁的人们、以及无法从异国返回故土的人们”(1966年)，“因看不见的力量而迷失命运的普通人”(1979年)等。1984年社论中提出“死去的人们，无论主观意愿如何，从客观上讲，死去的人们都是国家错误政策的受害者”，从而扩大了“受害者”的范围。次年，进一步提出“最大的受害者是在战争中丧生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1985年)，明确把在战争中死亡的军人也纳入受害者的涵盖范围。至第Ⅶ阶段的2006年、2007年和2009年都明确提出受害者“不仅限于日本国民”(2006年)，还包括“为国家牺牲宝贵生命的人们”(2007年、2009年)。如此，媒体扩大了战争给本国带来的伤害范围，这一策略对强化民众的战争记忆，扩大和平阵营具有积极影响，但这种片面的舆论引导，极易招致日本民众对战争危害性认识不足，对于生活在二战结束数十年后的日本年轻人的正确历史观的形成极为不利。这也是导致日本国内否定“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诸多史实的原因之一。
本文对日本《读卖新闻》8.15社论语篇展开定量分析，并通过解读其语篇策略，剖析了日本媒体中战争记忆构筑的变迁。日本媒体笔下的战争记忆，既有对战争的反省，也有对和平的追求，但整体来看，无论共时还是历时上都重在描述本国国民，对于和平的追求也局限在狭隘的本国人民所受战争灾难的逻辑基础上。同时，定量分析发现，8.15社论一直在关注中国、美国和苏联/俄罗斯，这种持续性关注反映了日本在国际视野下对战争的反思。《读卖新闻》8.15社论虽仅为一家媒体之言，但由于《读卖新闻》销售量常年稳居日本第一，拥有稳定而广泛的读者群，其社论中析出的战争记忆曲线，是推察日本媒体乃至日本社会的战争记忆时必须重视的参考标准之一。今后，将持续关注日本社会关于战争记忆的描述与嬗变，用更丰富的语料展开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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