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景涛 彭雪琴
作为一个有着漫长的、相对稳定的文化的国家，文化的现代化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扮演着独特的角色。中国式现代化开始于新中国成立，但在此之前的红色革命时期创造的革命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创造了相应的文化条件。当中国正式迈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时，在文化上已经具备一定的基础。因此，我们可以把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准备过程。考察这一文化准备过程，是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之形成过程的切入点。
在这一文化准备过程中，苏区时期是一个重要时期，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探索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现了局部执政，在这一实践中形成了苏区精神。那么，苏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中创造了哪些条件？苏区精神怎样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方向？
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引人注意的现象。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史中的一次幅度较大的变化，那么这个变化有多大呢？英国社会学者安东尼·吉登斯认为，现代性与传统之间是“断裂”的，“现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们抛离了所有类型的社会秩序的轨道”(1)[英]安东尼·吉登斯著，田禾译，黄平校：《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吉登斯的观点或可商榷，但人类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巨变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在这种变化中，文化——特别是价值观——的变化，是较为根本的内容。现代化进程中确立的现代文化，由于其建立在全新的价值观基础上，也可以称为“文化重建”，因而这一文化变迁进程是一种文化重建的进程。
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中国式现代化，同样存在文化重建的过程。这一文化重建始于何时？是开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时期，还是始于新中国建立？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治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中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2页。这一论述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开始时间定为新中国成立，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化重建因而也是自新中国成立开始。那么，如何看待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红色革命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呢？
新中国的成立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基本的政治秩序，中国式现代化是在这种新的秩序的基础上发生、发展的。这种政治秩序则是在红色革命历程中逐步发育成熟的。在这一发育历程中，革命文化起着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新中国建立后的文化显然是对革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其间的承继关系是清晰的。文化，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观，一旦形成，即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也正由于此，革命文化超越于革命时代，而具有超越时空的特性。
***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3)***：《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页。这一论述为我们思考革命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启示。中国式现代化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重建的结果。***的这一论述指出了革命文化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中的重要地位。
因此，革命文化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提供了不可忽视的营养元素，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创造了必要的文化条件，革命文化的发展过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的文化准备过程。从文化结构中最核心的内容——价值观——来看，作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可溯源于革命文化，都在红色革命中形成、发育、扩散。
既然如此，我们可以从作为革命文化中的重要内容的苏区精神入手，来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的内容与方向。从中我们可以发现，苏区精神至少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创造了三种文化元素，这三种文化元素的融入，影响了这一文化准备过程的文化方向，从而也影响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的方向。这三个方面其实分别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
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精神；
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精神。
信仰与理性之难以兼得，是人类文明史上普遍的现象，而苏区精神的特点恰在于，既有坚定的信念，又有求真务实的精神。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是苏区精神的特点，而在苏区革命过程中，这两者的结合与革命事业的顺利发展高度相关。因此，这种结合成为成功的经验，在之后的革命与建设过程中被继承下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基因。
坚定信念与求真务实的结合，是信仰与理性的结合、理想精神与务实精神的结合。这一结合之所以能成为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具有长期影响力的文化元素，既有中国共产党人理念和理论认知上的原因，也是实践经验的积累。
第一，严峻的革命形势促进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阶段论与国情论的理论认知，这种理论认知又促进了信仰与理性的结合。马克思主义为共产党人提供了世界观、认识论与方法论，在遇到困难时，这些理论引导了对革命前途与道路的探索与思考。
社会发展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依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向前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革命是受到历史条件制约的，无产阶级革命因而也存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已成为欧洲、俄国的革命运动的经验。这种阶段论对中国革命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192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中国革命仍处于“资产阶级民权革命”阶段，这意味着当时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而社会主义是下一个阶段的任务。(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在农村地区，反封建的任务就是以推翻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和宗法制度为核心的土地革命。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理想，必须先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以便为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这种理念使理想与现实统一起来，使基于理想信念的革命事业变为从农村实际出发的政策与行动。
阶段论使理想信念成为努力的方向与动力，而从实际出发制定现阶段的政策成为向目标前进的方法，这就使革命政策的务实性大为增加。即便在土地所有权、地主和富农政策等涉及核心理念的问题上，这一点也体现得很明显。从共产党人的理念来说，土地革命应当建立的土地制度是土地的国有制，地主和富农应当被严厉镇压。但在革命实践中，革命者逐渐认识到获得土地所有权是农民“惟一热望的”东西，只有满足农民的这一愿望，才能充分调动农民对革命的热情，于是在1931年即对政策进行调整，给予农民土地所有权。(5)江西省档案馆等编：《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5—418页。在对待地主和富农的问题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是土地革命初期较为普遍的政策。随着对苏区情况了解的深入，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在加深。毛泽东在1941年回顾这一经历时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地主与富农的问题……假若对地主一点土地也不分，叫他们去喝西北风，对富农也只给一些坏田，使他们半饥半饱，逼得富农造反，贫农、雇农一定陷于孤立。”(6)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2页。1930年8月颁布的《苏维埃土地法》规定地主亦可分田。那么，作为共产党人，为什么会实行这些与社会主义理想不一致的政策呢？因为阶段论为他们提供了认识事物、思考革命问题的理论与方法。
另一个帮助中国共产党人把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的理论是国情论。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而马克思主义同时也是唯物主义，主张物质决定意识。马克思说：“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5页。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出发，从实际出发、认识基本的国情，就是革命工作的前提，而违背唯物主义的精神，就是唯心主义。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即注意中国国情的特殊性。他在分析中国红色政权的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时，从中国的国情入手，论述了这种现象的“独特的原因”。(8)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8—50页。毛泽东认为，要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必须进行调查研究，“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9)毛泽东：《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页。。
国情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必须与特殊的现实条件相结合，找到一条中国式的实现道路。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共同的、普遍的理想，而实现这一理想必须采用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式。
第二，革命实践经验的反复验证，使信仰与理性的结合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在苏区革命的历史进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探索符合苏区实际情况的政策，但也有急于把理想中的主张立即实行、不顾实际情况的冒进、教条分子。苏区历史表明，理想信念与尊重实际的结合程度，与革命事业发展的顺利与否高度相关。
这种历史验证体现在革命政策的各个方面，有些方面是正反两个方面的反复验证，其中特别突出的是在处理农村与城市、军事路线、苏区工人运动等问题上。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原计划是攻下长沙，但在遇到挫折后认识到革命力量与反革命力量之间的实力悬殊，遂放弃原计划，率部队进入罗霄山一带，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一行动开创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重心放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但是，党内仍然有人认为革命的重心应当在城市，应立即占领中心城市、建立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片根据地。这种城市中心论和积极进攻政策在1930年被推行，结果遭遇挫折。这一次挫折使更多的人认同毛泽东的农村革命策略。
毛泽东率领红军在井冈山斗争和转战赣南、闽西过程中，形成了游击战的战争策略。毛泽东在领导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把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灵活发挥，取得丰硕战果。但是，1932年以后“左”的路线再起，左倾领导人推行不切实际的进攻战略，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利，革命遭遇重大挫折。这一重大挫折唤醒很多人反思党的军事策略，重新认识到毛泽东游击战略的合理性，这是长征途中毛泽东被恢复军事领导权的思想认识基础。
苏区工人运动政策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领导工人阶级开展与资产阶级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是苏区革命的内容之一。1932年底至次年初的年关斗争是规模较大的一次工人运动。这次工人运动取得较多成果，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对红军的后勤军事供给造成了不利影响，这在革命战争日益紧迫的条件下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调整了工人政策。
上述这些政策和策略上的调整过程，实际上是对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验证过程。信仰中的理念与理论设定了革命的目标，但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现实的实际出发，而不能急于求成。革命实践反复验证了一个道理：只有把信仰与理性结合起来，只有既坚持革命的理想信念、又从实际出发，才能把事业推向进步。这种验证使信仰与理性相结合的做法得到日益广泛、深入的认同。
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精神，是苏区精神为文化重建注入的第二种文化元素。苏区精神内涵中的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体现的是一个新国家、新社会的基本理念，是把旧国家、旧社会变为新国家、新社会的改造精神。现代化的进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形态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这种改造精神正是加速变革的力量。而这种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实践，正是从苏区时期开始的。
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思想，主要兴起于新文化运动。改造国家，就是创造一个全新的国家，这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被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人提出。但是，怎样创造全新的国家呢？随着讨论的逐步深入，新文化知识分子认识到需要对社会制度进行改造，废除旧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和社会文化，于是便产生了改造社会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人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度，继承了改造国家与社会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的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实践的深入，这种思想深入苏区社会的心灵，成为人的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共产党人的实践精神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新文化运动的前期，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主要将创造新国家的目标诉诸于对人的精神、道德、思想的改造，寄希望于人在思想意识上的觉悟，而从思想到行动的实践过程，则被忽视。与此相比，共产党人具有新的特点：一方面，他们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思想与信念，具有坚定、一致的思想与信仰；
另一方面，他们还具有持久行动的能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案里就直截了当地说：“我们共产党不是空谈主义者，不是候补的革命者，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努力工作的党，乃是时时刻刻要站起来为无产阶级利益努力工作的党。”(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页。
在改造国家的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主张：学习借鉴苏联的国家建设经验，以苏维埃代表会议制度的方式，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建立新型民主国家。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纲领即提出了这个发展目标，但在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时期，苏维埃理论主要限于理论探讨，并未有付诸实践的行动。在国民革命遭遇挫折后，中国共产党决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自己的军队，独立领导中国革命运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成为革命的一个重要目标。1927年各地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均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权。在此后的革命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建立了各级苏维埃政权，逐步形成行政体系，直到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一个新国家的成立。
对于中国人来说，苏维埃是一种全新的政权模式，在较为封闭偏远的赣南、闽西地区更是如此。在当时中国人的知识结构中，可资参照的政权模式是中国传统的政府和民国的地方政府，而苏维埃政府与此二者差别甚大。其中最大的区别，是工人、农民、士兵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苏维埃代表会议，通过这一机构管理政府事务。
新事物未必一定能成功，因为新事物往往面临很多困难。而如果苏维埃政府不能在苏区社会扎下根来，成为发挥实际作用、承担重要功能的制度与机构，这种国家改造实践就不会给人们的精神世界留下什么。事实上，苏维埃政府虽然是全新的事物，却很快便在苏区扎下根来，一个新型国家初具规模。
为什么苏维埃新型国家能迅速地实现对国家的改造？首先，从社会、民众的角度来说，自古以来没有享有过政治权利的工人、农民第一次获得了选举苏维埃代表的权利，其对这种制度的认同、并由这种认同产生的积极性，是不言而喻的。其次，从领导者的角度来说，由于革命战争的紧迫性，动员工人农民参军、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资和各种后勤支援，成为首要的工作，苏维埃与工人农民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其成为这种动员工作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中国共产党人在开展苏区革命的初期，即迅速认识到苏维埃政府对于动员工作的重要性。毛泽东在井冈山地区作战时，为红军定下了打仗、筹款等多项任务，但也认识到军队的主要精力是打仗，为了更好动员群众，必须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中指出，“红军一面要打仗，一面又要筹饷”，经济上非常困难，在全国性政权建立之前，这种困难无法幸免。(11)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该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中谈到工农政府的“民主集中主义制度”时指出，要推行这种制度，必须使之在革命实践中显示出效果，使群众明白这种制度是“最能发动群众力量和最利于斗争的”(12)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2页。。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指出，群众工作，如宣传动员，组织群众，以及没收、募捐筹款等工作，在政权机关没建立之时，属于政治部职权，在建立政权机关的地方，这些工作由苏维埃政府承担。(1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等：《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60页。
新兴的苏维埃共和国在社会支持、革命动员实践的基础上，为中国政治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使新文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对新国家的期望成为现实。而与此相比，社会改造的进程在苏区时期更显得轰轰烈烈。
改造社会比改造国家更为复杂。国家改造的实现方式主要是建立新的制度，而社会改造则涉及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日常伦理。但是，对于共产党人来说，社会改造是更为根本的革命任务。
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研究了农村的社会改造问题，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14)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而消灭这四种权力，其根本则在于土地制度的革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推翻帝国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定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两大任务。从1927年8月党决定开展土地革命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即在革命过程中探索土地革命政策，即便在最为艰苦的转战赣南闽西的革命战争中，仍然抓住一切机会推进土地革命。1930年2月召开的陂头会议特别强调，分田运动“一要分，二要快”。
改造社会的实践之所以被推进得很迅速，既是因为社会革命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理想，也是因为通过社会革命解放工农群众，有利于革命战争的动员。前者是理想，而后者是现实的需要，这种需要与理想的统一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在这一运动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妇女解放。在传统宗法制度中，君臣、父子、夫妻三个方面的伦理原则是最为核心的规则，女性的地位处于伦理关系的最底层。在当时的中国，部分沿海城市的妇女解放运动已经突破了封建宗法伦理，但在赣南、闽西地区，宗法制度仍然坚固。因此，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央苏区发动了深入的妇女解放运动，颁布了以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为原则的婚姻法，这是苏区社会剧变最深刻的标志性行动。
把妇女解放与革命动员结合起来，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推动力。1930年11月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劳动妇女斗争的纲领》中指出：“党在妇女工作方面的主要任务，是要在劳动妇女群众中发动斗争，领导她们参加到为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战争里来。”(15)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94页。这一指示精神体现于各种动员性的文件中，如1932年6月20日发布的《临时中央政府文告：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中说：“妇女占劳动群众的半数，劳动妇女积极起来参加革命工作，对于革命有很大的作用……各级苏维埃政府应承认妇女在革命战争中有力的作用。”(16)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历史研究室编：《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1—192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232页。1933年3月，《红色中华》上的一篇文章号召苏区劳动妇女武装起来保卫苏维埃，执行三项任务：“(一)每个工农妇女应当武装起来，积极的加入赤卫军，加入少先队去！(二)鼓励自己的丈夫、兄弟和儿子去当红军，完成共产党所提出的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战斗任务！(三)自动募捐，购买‘三八’号飞机送给红军！”(17)《劳动妇女们！武装起来拥护苏维埃》,《红色中华》1933年3月3日。
这些指示、指令与宣传表明了妇女力量在革命工作中的重要性，而为了使妇女发挥这种力量，必须迅速有效地推进妇女解放运动。这种运动的深度，从中国共产党和苏区政府对妇女参政的重视即可看出。如1933年8月9日，人民委员会发出《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特别指出“要吸收劳动妇女参加选举运动”(18)《中央人民委员会关于选举运动的指示》,《红色中华》1933年8月31日。。1934年1月，毛泽东在《兴国长岗乡的苏维埃工作》中说妇女在查田运动、经济战线、文化战线、军事动员、苏维埃组织等各方面均表现出“伟大力量”(19)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编：《斗争》(苏区版)第3辑，中国发展出版社2017年版，第172页。。苏区妇女参加这些工作，既是妇女解放的表征，也是革命动员工作的深度与广度的体现。
苏区历史的确涉及很多方面，但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最具特点的事件是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政权，这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都是第一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废除了延续中国数千年的土地与社会制度，一个新社会初具雏形。苏维埃政权则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政治理论与政权模式，工农兵群众被宣布为新国家的公民并通过苏维埃的制度模式来管理国家，一个新政权也初具规模。在苏区，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实践的深度与广度都是历史性的，这就使这一改造行动内化为人们的精神，常驻于人的观念之中。
苏区精神的每一项内涵都是革命性的，是对传统文化的革命，但如果从文化的深层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新文化新精神事实上延续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先进理念，实现了古代中国人不能实现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面蕴含着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精神，这是苏区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注入的第三种文化元素。
土地革命既是经济、政治领域的革命，也是文化领域的革命。维护宗法制的一系列传统伦理观念，在此过程中被革除。但是，这不意味着否定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事实上，革命向社会文化的深入发展，离不开社会成员的自觉。如果革命理念与社会固有文化距离过大，革命就不会推进得那么顺利。
苏维埃革命强调无产阶级的统治，强调平等，这种价值观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兼爱、平等等观念有相通之处。在中国文化史上，早在《尚书·泰誓》中，便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说法。《泰誓》是周武王伐纣时，在盟津大会诸侯举行誓师仪式时的誓词。这句话表明，人民在政治中的重要性，在周王朝早期即受到重视。而此后，这一观念在周王朝一直得以承袭，并在儒家思想中得到更加深入的阐扬。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儒家士大夫。但是，尽管有这样的理念，儒家并不能真正实现一个“民为贵”的社会。当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在苏区实践中得以实施，工农群众获得解放，“民为贵”的理想才得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革命过程中也发挥着一定程度的影响，这种民本思想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升华，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下，成为一种新的超越了传统局限性的民本精神。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在追求平等精神方面，主要有两种精神文化因素。第一种是墨子的兼爱说。这种学说反对儒家的爱有差等的观点，主张爱无差等。这种观点与儒家的爱有差等的伦理观针锋相对，却在两千多年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历史中一直发挥着影响力。另一种精神文化因素，是一轮又一轮农民起义中提出的平等价值观。陈胜、吴广起义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追问，北宋初年的王小波、李顺起义提出“均贫富”，钟相、杨幺起义则强调：“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20)[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影印版)卷一三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996页。这些农民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其价值观的种子却保留下来。在中国传统社会，人们承受着统治阶级的层层重压，被迫接受了统治阶级强加的价值观，但从进入现代历史以来的传统压迫性价值观的迅速崩溃可以看出，底层群众心灵中保留着“等贵贱、均贫富”的价值种子。
上述这两种精神文化因素，是蕴含于传统中国社会的平等文化的种子。当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主义到来时，这些种子也被激活，为苏区社会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准备了条件。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主义，是建立在现代科学文化基础上的理想主义，其先进性是传统思想不可比的。正因如此，当苏区人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就在新的思想基础上不断提升、发展，不断深化对这种新的科学的理想主义信念的认识，不断坚定这种信念。
民为贵、兼爱、等贵贱、均贫富等理念，是长期的文化发展所沉淀于中华民族血肉中的民族精神，他们在苏维埃革命运动中得以升华，融铸于苏区精神之中。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因素通过苏区精神，成为一种现代文化元素。这种文化元素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发扬于苏区革命实践，实现了创造性转化。
上文的论述表明，无论从苏区精神的内涵，还是孕育苏区精神的革命实践历史，这三种文化元素都在苏区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革命活动中的文化基础。但是，还有另一个方面同样重要：这三种元素所具有的现代性，特别是与西方现代化不同的特性。从这些特性中，可以看到苏区精神给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准备所提供的特性，进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所提供的方向性。
第一，最鲜明的特性就是社会主义的方向。人类的现代化进程最早由西方资本主义所开启，但到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发展，逐步成为现代化运动中新的发展方向。以马克思、恩格斯为精神导师的社会主义运动和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三种文化元素中的信仰是社会主义的信仰，改造国家与社会的精神是以社会主义为方向的，立足传统、面向现代的精神也是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归宿的。社会主义的方向使国家、社会层面的现代化不同于西方，也使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不同于西方。
第二个特性是理性精神。西方早期的现代化，在文化上是以批判迷信、张扬人的理性为标志的。在理性精神的导引下，西方发生了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但是，启蒙运动开启的理性批判，在人的价值追求问题上始终存在内在的矛盾。苏区精神注入的第一种文化元素——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是把价值追求与理性结合、统一起来的理性精神，其中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智慧，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智慧。这种理性精神深刻影响了此后的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中国走向改革开放，是从思想解放开始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的确立，则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基础。
第三个特性是主动性。与西方现代化相较，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主动性，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主动积极推进的现代化。第二种文化元素中的改造精神是这种主动性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推动了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
在改革开放时代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展各方面的建设；
进入新时代，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按照“两步走”的战略，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种“历史主动精神”是中国式的现代文化的特色，也是中国获得迅速发展、不断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的文化基础。
第四个特性是对中华文化的传承。西方的现代化发展至20世纪，出现了以现代文化否定传统文化的趋势，遂致现代派与传统派互不相融、互相争斗，社会由此分裂。近年来，西方社会的这种裂痕加剧，政治与社会处于动荡的状态。苏区精神注入的第三种文化元素，使现代与传统有了结合、统一的可能。这种元素在新中国不断生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获得更强的生命力。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强调了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两个结合，是为这种生命力的证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代化，是一个显然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概念，为我们理解、认识这种现代化模式提供了理论基础。******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2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表明，中国式现代化包含现代化的共性与中国特色的个性。在概括了中国特色的主要要点后，******进一步指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22)***：《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几个方面的重要论述，为我们思考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奠定了基础。
从现代化的文化重建的层面来说，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创造现代文化的共性特征，但更具有中国特色的个性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则是这种有着中国特色个性的现代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革命运动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个性进行了文化准备，革命所创造的文化为中国式现化文化的个性创造了条件。苏区精神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准备注入了三种文化元素，这三种元素提供了四种特性，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个性，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提供了方向性的条件。苏区精神是革命文化中的一个因素，这种因素的作用与其他因素的作用形成合力，为中国步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重建打下了基础。
每个时代都会创造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元素，在一定条件下，这些元素会汇集在一起，融为一个总体的文化发展方向。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文化现代化也是这样一个过程。红色革命时代创造的各种文化元素被传承下来，融入中国式的现代文化之中。
我们的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思考这个问题，有助于思考我们的未来。在苏区精神创造、提供的这些元素和特性之中，我们能看到文化汇融的洪流中的某些细节，可在此基础上观察现实、展望未来。
猜你喜欢苏区中国式革命中国式民主环球人物(2022年5期)2022-03-07红星照耀下的湘鄂赣苏区湘潮(上半月)(2021年10期)2021-12-02苏区人家心声歌刊(2021年4期)2021-10-13苏区创业致富人红土地(2019年10期)2019-10-30不要让中国式焦虑，废掉了你的孩子海峡姐妹(2018年7期)2018-07-27中国式教育的“逆袭”华人时刊(2017年23期)2017-04-18任弼时与湘赣苏区的“肃反”文史春秋(2016年1期)2016-12-01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中国现当代社会文化访谈录(2016年0期)2016-09-26粉红革命Coco薇(2016年2期)2016-03-22掀起秋冬潮流革命Coco薇(2015年12期)2015-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