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宗旭（曲阜师范大学 书法学院，山东 济宁 272000）
王世贞，字元美，号凤洲，江苏太仓人。王世贞虽然二十二岁即入朝为官，巅峰时期官居刑部尚书，但是他于官场并不得意，前因其父与严嵩有隙而辞官，后因不满张居正而被罢免。然而，王世贞在文坛则是执牛耳者，《明史·文苑三》云：“世贞始与李攀龙狎主文盟，攀龙殁，独操文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1]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也说：“元美弱冠登朝，与济南李于鳞修复西京大历以上之诗文，以号令一世。于鳞既没，元美著作日益繁富，而其地望之高、游道之广，声力气义，足以翕张贤豪，吹嘘才俊。于是天下咸望走其门，若玉帛职贡之会，莫敢后至。操文章之柄，登坛设墠，近古未有，迄今五十年。弇州四部之集，盛行海内。”[2]作为明代中晚期文学复古学派“后七子”的代表人物，王世贞不仅在文学艺术上引领时代潮流，在书画艺术领域亦颇有建树。
然而，在书法史上，王世贞不以善书闻名。其友人及后人为其撰写的墓志铭与传记极少提到对其书法的评价，如陈继儒在《王元美先生墓志铭》中曰：
然天下但知公为文章大家，而不知精于吏事；
但知触祸严氏，而不知与新郑、江陵实相左；
但知正位六卿，而不知老卧闲曹；
有经世之才，而不竟其用；
但知少年跌宕，晚托化人为逍遥游，而不知公之言动务依邹鲁家法；
但知公气笼百代，意若无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奖获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岀。[3]
再如屠隆在《大司寇王公传》中说：
公天挺灵哲，博极群书，燖擘鸿蒙，磔裂今古宇宙之间，亡事不知，虽胥臣、郑侨更生，茂先、东方茂倩、梁四公殆无以过。文章靡于六朝，弱于唐宋，元以来萎薾极矣。我朝二三公崛起，力返之古。至公，才气雄伟，骨力劲苍，下笔霆，击颷驰，岳立海运，境与神遇，法与心鎔，万象捴而亡极，元气蒸而日新。灵机巨轴，海内慑而宗之。议者谓：“我朝文章，自李何而古，至于鳞、伯玉而精，至元美而大。”[4]
陈继儒和屠隆，二人对书法皆有研究，但是在二人为王世贞写的墓志铭和传记中，对于王世贞的书法只字不提，可见对其书法评价应当不高。当然，由于王世贞在文坛的卓越成就，似乎可以用“书名为文名所掩”姑且论之，但王世贞对于自己书法的优劣有一个明确的判断。
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对自己的书法有过明确的评价：“吾王氏墨池一派，为乌衣马粪夺尽，今遂奄然，庶几可望者，吾季耳。吾眼中有笔，故不敢不任识书，腕中有鬼，故不任书。”[5]166在王世贞自己看来，其虽属于琅琊王氏之后人，但是并没有传承王羲之的衣钵，一句“腕中有鬼”，可知其对自己的书法评价不高。当然，也许王世贞是出于自谦，但很多时候王世贞宁愿让别人为自己抄录文章也不愿意自己书写，如《周公瑕道德经》其二云：“周公瑕往年为余书老子道德经五千言。”[6]《阿题游太湖图记》记云：“偶有宋纸二番，属（俞允文）小楷书余记十后。仲蔚楷法尤遒微。”[6]面对自己喜爱的内容或者重要的书法作品，王世贞皆找其认为书法较好的书家代为书写。由此可见，王世贞对于自己的书法确实没有信心，然而王世贞却说自己“眼中有笔”，故其对自己书法批评的水平相当自信，且以“识书”为己任。朱谋垔评价王世贞时曾说：“世贞书学虽非当家，而议论翩翩，笔法古雅。常自云‘眼中有神，腕中有鬼’，诗文名动天下。”[7]“议论翩翩”一语说明朱谋垔对于王世贞的书法批评还是很认可的。詹景凤也说：“王世贞……虽不以书名，顾吴中诸书家，却唯元美一人知古法。”[5]198
王世贞对于自己书法批评水平的自信，一方面来自其丰富的书法收藏。据王世贞自己记载：“余宿好读书及古帖名迹之类，已而傍及画，又傍及古器垆鼎酒枪。凡所蓄书，皆宋梓，以班史冠之。所蓄名迹，以褚河南《哀册》、虞永兴《汝南志》、钟太傅《季直表》冠之。所蓄名画，以周防《听阮》、王晋卿《烟江叠障》冠之。所蓄酒鎗，以柴氏窑杯托冠之。所蓄古刻，以《定武兰亭》《太清楼》冠之。”[6]这还只是其海量书画收藏中的一角。另据杜鹃在《王世贞书画鉴藏研究》中统计，王世贞过目的墨迹及其自己收藏的书画名迹超过千件。[8]另一方面，王世贞于古代书论亦颇有研究。对于古人的书法论著，王世贞作了专门的辑录和评议，辑录成书籍《王世贞书苑》和《古今法书苑》。特别是后者辑录了明代以前的历代经典书学理论文献，全书分为书源、书体、书法、书品、书评、书评之拟、书估、文、诗、书传、书迹、书迹之金、书迹之石。由此可见王世贞对于古代书法理论应是作过系统研究的。
作为文坛的领军人物，对自己书法品鉴水平颇为自信的王世贞自然会于书法方面著书立说。王世贞撰写了大量的论书诗文及著作，成系统的书法批评主要在《艺苑卮言》中，而更多的书法评价文字则集中于其《弇州四部稿》中。此外，其评价书法的文字散见于其各种书籍中的序、跋、赞、诗等文字中。在王世贞对书法的批评文字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他对于明代书家的评价，黄惇注意到了王世贞对当时书家的关注，“在评论古代书法的同时，王世贞特以对当代书法家的批评为己任，这在当时的文学艺术批评界，应是一个很先锋的举动”。[9]而在王世贞对当时书家的评价中，对其家乡吴门书家的推崇值得我们格外关注。在艺坛具有显赫地位的王世贞，其关于吴门书家的评价必然会影响吴门书家在当时的声誉及吴门书家的书法史形象。
1.书法批评中的地域观念：吴门书家与徽州、华亭等地域书家的角力
詹景凤是中晚明时期重要的书画鉴赏家之一，徽州人，与王世贞为友。据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记载，王世贞曾为詹景凤的父亲做墓志铭，[6]而且二人还曾同游姚氏故园。詹景凤在其书法论著《书旨》中对王世贞的书法大加赞赏：“王世贞……虽不以书名，顾吴中诸书家，却唯元美一人知古法……其书依稀乎散僧入圣，笔既矫健，又大有趣致。”[5]198然而，在对待吴门书家的评价上，二人却表现出不同的看法。
在王世贞看来，吴门书家力矫明初书法时弊：“我明书法，国初尚亦有人，以胜国之习，颇功临池故耳。嗣后雷同影向，未见轶尘，吴中一振，腕指神助，鸾虬奋舞，为世珍美，而它方遂绝响矣。”[5]159但是在詹景凤看来，所谓“吴中一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吴俗善自标致，相为引重，又地当东南都会，声易于传闻也，常人向声疑目，信耳。”[5]182二人对吴门书家评论的差异如此之大，原因为何？
首先，二人对书法的批评标准是相似的。在王世贞看来，魏晋时代是书法的巅峰期，“书法至魏晋极矣，纵复赝者、临摹者，三四刻石犹足压倒余子。诗一涉建安，文一涉西京便是无尘世风。吾于书亦云”。[10]詹景凤同样认为书法应该师法古人，远追魏晋，“夫书道，师法宜古，用志宜专，构意宜新，搦管宜适，近日海内论书，但说文、祝，不复知有魏晋”。[5]182可见，对吴门书家批评的差异并不是因为二人的批评标准不同。
其次，对于吴门书家的领军人物祝允明和文徵明，王世贞认为二人取法高古，博采诸家之长：“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唯少尖尔。”[5]164但是詹景凤的看法却与之相反，“祝行楷源自匏庵，草书源自武功，已而皈命仲珩以窥山谷蔺传；
文则楷书源自山谷梁公碑，已而形摹圣教，迄已成书，乃始规唐，以故根蒂终落后代。”[5]182对于祝允明和文徵明曾师法魏晋，后人皆有定论，但詹景凤却选择视而不见，其背后的原因则不能用个人批评标准差异来解释。
这里面有一点非常值得关注：王世贞是吴地太仓人，而詹景凤是安徽徽州人。王、詹二人对于祝允明和文徵明的取法看法分歧如此之大，很难简单地用眼力高低作为原因，这背后其实还有二人的地域观念——在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中专门对明代吴地书家进行罗列品评，从沈氏兄弟一直到周天球、俞允文等，且最后得出结论：“天下书法归吾吴。”[5]164而詹景凤则在其《书旨》中除了对吴地书家进行批评之外，还着意构建其徽州本地书家的声誉：“詹天爵，字时修，休宁人，予族兄也。……始与从侄万里俱受笔法于予。……汪懋孝径寸颜书，甥邵启泰径寸草书，皆得予法。又外弟苏若汉君昭，始法公瑕，行书逼真，晚乃该学予草，並知名。缘正嘉而上，吴郡不知有书画正法，一切任意揉成，致吴门訾笑。自予书谈晋唐，画谈唐宋元，偶幸当世，郡内慕傚，咸以得受笔法。高自许二艺遂以彬彬甲宇内。”[5]191从这里可以看出，詹景凤一方面对于自己在其家乡徽州的影响力颇为自得，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徽州书坛初被吴人嘲笑，然在其提倡师法晋唐书法之后而“甲宇内”。将王世贞的“天下书法归吾吴”与詹景凤的“吾郡书法甲宇内”置于一起观之，则二人的竞争意识昭然若揭。有意思的是，詹景凤认为吴门书家的声誉来源于“吴人好为乡故标榜乃尔”，[5]182但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而对于云间书家，在王世贞看来，只能算是吴门书家的附庸。王世贞在《有明三吴楷法序》中说：“称三吴者何？举吾郡而云间附焉。”[6]而且文中指出其所收吴门书家为58人，而云间书家仅为11人，“吾郡八之，云间二之”，[6]数量对比上一目了然。此外，王世贞还认为：“凡云间以书贵，而吾郡以书著。度也、粲也、电也，皆以书供奉至大官，故曰云间以书贵也。天下之灼然名书家者，毋能舍吾郡之允明，若徵明，若宠次之，而克，而有贞，而应祯又次之，而初，而彭，而嘉，诸君子而皆无下驷也。故曰吴郡以书著也。”[6]何为贵？乃是书因人贵，云间多出高官，故而其书法贵于吴门，然而吴门书法则纯粹以书法本体而“著名”。二者孰高孰下，不言自明。
后王世贞又在《艺苑卮言》中对吴门书家和云间书家、四明书家、扬州书家、徽州书家、番禺书家进行对比，“吾吴中自希哲、徵仲后，不啻家临池而人染练，法书之迹衣被遍天下而无敢抗衡。云间虽陆子渊能振其法于寥响之后，缘门户颇峻，师承者少。四明丰人翁自负书薮……踪迹永绝。马负图狂翰，……故昇、歙之地，亦有习者，……终非可久。维扬间亦传，朱子价楷法，……种种因之。番禺士人近颇斐然，……皆远得徵仲结法” 。[5]166在王世贞看来，云间书家、四明书家、扬州书家、徽州书家皆无法与吴门书家抗衡，而番禺地区虽然有些书家有“斐然”之致，也是学习文徵明之故，这种“吴门第一”的地域观念一目了然。
此外，在《国朝明贤墨迹》中，王世贞在每一卷的末尾都会指出吴门书家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明代早期“江西独得十之七”，而后“吾郡稍有余者”“吾郡仍十之四云”“吾郡亦十之二”，其用意非常明显。赵园在其《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中指出：“江南人士，尤其东南人士善谈乡邦，好说‘吾吴’‘吾越’。”[11]所谓“善谈乡邦”，实乃其地域观念在作祟。故而，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评述，其中隐含着他的地域观念。这种东南地区的竞争意识，在詹景凤那里也很明显，而王、詹之后的董其昌同样动辄以“吾华亭”论书坛优劣，且常常与吴门书画家进行对比。可见，在王世贞生活的中晚明时期的艺术批评中，地域观念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2.个人声誉的隐性塑造：凭借吴门书家的东风
在探索王世贞着力构建吴门书家书法史形象的动机时，除了地域观念的影响，还有其他的因素值得关注。
一方面，王世贞与吴门书家多有交往。对于老一辈的吴门书家，王世贞与文徵明交往颇深。据王世贞在其为文徵明写的《文先生传》中记载，王与文曾经多次一起进行书画鉴赏活动。文徵明在一则题跋中也曾记录他们的交往：“嘉靖甲辰春日，偶过元美斋头，出示唐人墨迹，精绝可爱，不胜景仰。复以佳纸索《前后出师表》。余何敢望古人哉？勉为书此，以鱼目混夜光，觉我形秽多矣！徵明时年七十有五。”[12]是年王世贞十八岁，文徵明七十五岁，二人可以说是忘年交。文徵明作为当时吴门书画领域的领军人物，与王世贞的交往和提携肯定对王世贞在艺坛的声誉有所帮助。对吴门书画后起之秀，王世贞也交游颇多，如文嘉、文彭、俞允文、周天球、王穉登等人。从这个角度看，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推崇和推广，在为吴门书家构筑书坛声誉的同时，也在无形中提高了自己在当朝书坛的地位和话语权。
另一方面，上文提到王世贞还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书画收藏家。从上文所引文徵明的题跋中可以看出，王世贞十八岁时已经收藏有唐人墨迹。而在其丰富的书画收藏中，吴门书家的墨迹占据了很大一部分。[13]此外，王世贞还会主动让吴门书家帮其书写作品，如其《周公瑕道德经》记载：“周公瑕往年为余书老子道德经五千言。”[6]《阿题游太湖图记》中云：“偶有宋纸二番，属（俞允文）小偕书余记十后。仲蔚楷法尤遒微。”[6]在收藏众多的吴门书画家作品之后，王世贞对吴门书家褒扬和推广的个人动机无非有二。一者，作为一名大量收藏吴门书家作品的收藏家，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推崇可以使得其手中的藏品增值，转换成经济利益，但是并没有文献表明王世贞处于经济拮据需要变卖藏品的窘迫境地，也没有证据表明王世贞曾经积极出售自己手中的吴门书家作品，所以王世贞是从喜好书画的角度而进行收藏，故而褒扬吴门书家使其收藏作品增值这一点可以排除。二者，王世贞作为当时文坛执牛耳者，对于个人的声誉肯定是非常看重的，特别是其涉足书画鉴藏领域之后。如当时吴人非常看重李应祯书法，王世贞认为其“有椽史笔……自余持论后，价稍减矣”，[5]162此处可见王世贞对自己在书画界的影响力是颇为自得的。那么如何在书画鉴藏领域来构建自己的个人声誉和成为书画鉴藏领域的权威呢？除了著书立说外，个人书画藏品中精品的数量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代书画作品数量有限，有些价值亦不菲，故而收藏当代书法名家的书法作品则是一个更优的选择。手握大量吴门书家作品的王世贞对吴门书家的褒扬和宣传，无疑使得其书画藏品的历史地位得以提升。此外，当时人不断认可吴门书家时，肯定会去争相收藏吴门书家的作品，而收藏有大量吴门书家作品的王世贞则自然而然成为书画鉴藏领域的引领者和拥有话语权的发言人。故而，王世贞在构建吴门书家历史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其在书画收藏领域中的个人声誉。
1.藏品、集册、品评与赞助：王世贞构建吴门书家书法史形象的方式探赜
明代嘉万时期是民间收藏的高峰，而吴中地区则成为了此时民间收藏的重镇。吴门收藏家吴宽在一则题跋中指出了吴门地区收藏之风的兴盛：
近岁号能鉴赏书画者，吾苏有刘佥宪廷美，华亭有徐正郎尚宾二公。既皆以博雅见称于人，而又力足以致奇玩。故人家断缣残墨率归之。其得之既多而益不足，为之废寝食，汲汲走东西，购求不已。岁久，大江之南称收蓄之富者，莫敢争雄焉。[14]
从吴宽的描述中可见吴门地区的收藏风气之盛，而王世贞作为文坛祭酒，自然不会在这种风气之下“置身事外”。王世贞的书画收藏开始较早，如上文文徵明记载，王世贞在18岁已收藏有唐人墨迹。据汪砢玉《珊瑚网》中《王弇州尔雅楼所藏法书》记载，王世贞所藏书法墨迹及碑帖拓本共390种。王世贞进行书法收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书法碑帖收藏的范围上追先秦两汉，下至明代万历年间。王世贞这种书法收藏的特点来源于其“天地间无非史而已”[10]的“史学”思维，希望通过自己的收藏来构建一个完整的、脉络清晰的书法史。作为文坛“复古”的旗帜性人物，在着意通过书法碑帖来构建书法史的过程中，王世贞并没有因“复古”而“非今”。相反，其收藏了大量明朝当代书家的作品，而在这些藏品之中，吴门书家的书法作品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
作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一位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书画收藏家，其收藏的大量的吴门书法墨迹，一方面为其构建明代书法史提供了物质材料，另一方面也通过其文坛祭酒、书画收藏巨眼的地位，提高了吴门书家的声誉和影响力。
除了对吴门书家的书法墨迹进行收藏，王世贞还专门对这些墨迹进行整理集册，其整理的吴门书家的书法集册（包含但不限于）如表所示：
序号 集册名称 集册书家1 三吴墨妙卷上沈度、沈粲、徐有贞、钱溥、倪谦、陈鑑、张弼、李应祯、沈周、吴宽、王鳌、桑悦、祝允明、蔡羽、唐寅、文徵明、周伦2 三吴墨妙卷下顾璘、徐霖、陆深、金琮、徐祯卿、陈沂、顾英玉、王逢元、陈淳、王宠、王同祖、徐献忠、袁衮、王榖祥、朱曰藩，陈鎏、彭年3 三吴楷法十册陈璧、徐有贞、祝允明、文徵明、王宠、文彭、文嘉、彭年、许初，陈淳、陈鎏、陆师道、王穀祥、俞允文，顾德育、黄姬水、周天球、袁尊尼、莫是龙、王逢年、张凤翼4 有明三吴楷法二十四册 从明初宋克至晚明王衡共计78人5 吴中诸帖 吴宽、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6 三吴诸名仕笔札吴宽、祝允明、王宠、陈淳、沈周、李应祯、顾璘、金琮、陆深、王守、王穀祥、彭年、名承举者、徐端本7 文王二君诗墨 祝允明、文徵明8 祝京兆小楷选刻 祝允明9 茂苑精华卷 祝允明、文徵明、王宠、陈淳10 王彭二颜体书 王宠、彭年11 杂帖 吴宽、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王宠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王世贞将吴门书家作为一个群体并将其书法作品进行集册，而且册名中多会突出“吴”的地域属性，可见其在有意识地构建“吴门书家”的整体形象，这一点在其为《三吴墨妙》两卷所作的题跋中可见一斑：
凡十七人，二沈、钱、张，松之华亭人，徐、陈、李、沈、吴、祝、唐、文，吾苏之长洲人，王、蔡吴县人，桑常熟人，周昆山，倪上元人。万历己卯伏日世贞谨题。（上卷）[6]
卷凡十六人，徐子仁、金元玉、陈石亭、王逢元皆金陵人，二顾则吾吴人而家金陵者，陆子渊松之上海人，徐伯臣华亭人，陈白阳吾苏之长洲人，王履吉、袁永之、陈子兼则皆吴县人，王绳武昆山人，朱子价则扬之宝应人。万历己卯夏日王世贞题 。（下卷）[6]
王世贞在此处刻意突出每个书家的属地，除了上文所述书法批评中的地域观念，同时也表明王世贞意欲凸显吴门书家的用意，尤其是其中对于二顾乃“吾吴人而家金陵者”这一事实的强调。
在对明代吴门书家作品进行整理集册的同时，王世贞还着力于对吴门书家的艺术批评。此处的“批评”既有褒扬也有批评，如此使得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点评显得更加客观公正。在这种看似客观公正的批评态度之下，王世贞将“明代书坛第一”桂冠划归到了吴门书家群体名下：
祝京兆允明书古诗十九首《秋风辞》《榜枻歌》，余往从文嘉所见真迹，清真秀润，天真烂漫，大令以还，一人而已。[10]
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5]164
国朝书法当以祝希哲为上，文征仲、王履吉、宋仲温、宋仲珩次之，陆子渊、丰道生、沈华亭、徐元玉、李贞伯、吴原博又次之，余似未入品。[5]166
此处“大令以还，一人而已”“祝京兆允明为最”“国朝书法当以祝希哲为上”三语毫无疑问将祝允明推上了明初至万历间书坛的第一把交椅。既然吴人祝允明已成为书坛第一，则吴门书家占领明代书坛高地似乎则是不言自明的了，况且紧随其后的文徵明、王宠皆为吴门人士。诸如此类王世贞关于吴门书家更多的论述文字则分布在其《弇州山人四部稿》这部可以被称作“王世贞全集”类的著作中。这些对于吴门书家的评论性文字，一方面表明王世贞对于当代书法家和当代书法史的关注，另一方面，其着意突出对吴门书家的品评并且评价甚高，对于吴门书家的当代声誉和社会影响皆有增益，同时亦对后世对吴门书家的评价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对于吴门书家中晚于祝、文、王一辈的书家，王世贞还会对他们进行一定的提携和赞助。
陈继儒在为王世贞所作的墓志铭中说：“但知公气笼百代，意若无可一世，而不知公之奖获后进，衣食寒士，惓惓如若己岀。”[3]由此可知王世贞对于出身寒微的后进之士亦帮助颇多。王世贞的这种心态在对待吴门书家上表现的亦非常明显。与王世贞交往过密的吴中书家，多是布衣，如俞允文、周天球、彭年、王逢年、王穉登、黄姬水等人。
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赞助，一方面是经济上的援助，如王逢年每次经济拮据时都会求助王世贞，而王世贞也常常尽力帮助其渡过难关，“得足下书，知悬磐之室，复为盗憎。……洪氏典已败一弟两子赀可三千金，仅十之二存耳，墓田事俟诘得其详方可奉复，余不尽”。[6]
另外一方面，王世贞对于吴门书家的赞助更多体现在其利用自身的文化资源和影响力来提升他们在明代书坛的地位和声誉。作为文艺界的领军人物，王世贞或举办艺术雅集活动，或邀请一众吴门文坛、书坛和画坛人士集体创作艺术作品。如在嘉靖四十二年（1563），王世贞家中离薋园建成，王世贞邀请众多人士做《离薋园图》，其中就有俞允文、周天球、彭年等人。[6]而后在隆庆二年（1568），王世贞因得到文徵明四千多字的《赵飞燕外传》而请尤求做《汉宫春晓图卷》，并请文彭、周天球、俞允文等人于画后题写，王世贞将吴门后辈书家之书与文徵明书法同置于一卷之中，其意可想而知，而且王世贞在《俞仲蔚小楷赵皇后昭仪别传后》中将俞允文的小楷提到了与文徵明同等的地位：“近年吾吴中小楷，当推俞仲蔚，几与文太史雁行，履吉、孔嘉俱不如也。”[6]除了让他们参与自己的文艺活动之外，王世贞还经常拿自己的藏品给吴门书家欣赏，有时也会请他们作跋。如王世贞曾将自己所藏的《褚河南哀册》《褚摹兰亭》借与俞允文，并请其于上题跋。毫无疑问，俞允文能够观赏到晋唐真迹，对其书法是大有裨益的。此外，王世贞亦为多位吴门书家撰写墓志铭和祭文，且在墓志铭中对他们的书法成就多有褒扬。如王世贞在为俞允文写的墓志铭中说：“少工临池，久而益擅之。其小隶骎骎欧柳而上登吴兴堂，行笔出入褚河南，而稍纵之则米襄阳。”[10]王世贞在为彭年所作墓志铭中同样对其书法大加赞赏，并认为是可以位列亚于文徵明之位：“余为吴人，多从吴贤士大夫游，好称说彭先生，咸彬彬隐德文采矣，而彭先生贫不及中寿以死，王子曰：悲夫悲夫，彭先生死矣，即后进好称说焉能更二先生也。”[10]鉴于王世贞在当时文坛和艺坛的影响力，王世贞的这些做法对晚祝、文一代的吴门书家来说，不论是对他们当代的影响力和声誉，还是对他们离世之后后世对他们的评价，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2.“吴中一振”：“巨眼”王世贞眼中的吴门书家
王世贞是文坛“后七子”的领军人物，力主文学复古。他的这种“以古为雅”的思想在其论书文字中也非常明显，“钟太傅《季直表》虽时代不同，而古雅则一，真纯绵裹铁，初看便好，久看之笔尽而意无尽”[10]“林藻《郭郎帖》，古雅殊胜，非后人可及”[6]“赵吴兴《于归帖》，浮雅有古法，是合作者”。[6]古雅则绝俗，王世贞亦常以“俗”来批判书家。在评价沈粲时说其书法“大抵皆未免俗，去元人远矣”。[5]160由此可见，王世贞所谓“俗”原因在于“不古”。
在评价吴门书家时，王世贞则为吴门书家披上了“古雅”的外衣。如评价祝允明、文徵明、王宠三人时则说：“天下书法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徵明、王贡士宠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唯少尖尔。王正书初法虞永兴、智永，行书法大令。”[5]164三人皆从晋唐书法而来，与古为徒，故而雅高一筹。除了通过取法晋唐来标榜吴门书家之外，更多时候王世贞则直接点明，“祝京兆《黄道中字致甫说》，用秃笔作楷，而间带行法，纯质古雅，隐然欲还钟索风”[10]“王履吉……大抵以古藏雅，以拙成巧，在八法独觉，庶几上乘之将达者也”。[6]而谈到祝允明、文徵明晚一辈的俞允文和周天求时，同样不离晋唐，“俞仲蔚入霅道阻雨无赖，漫画《世说新语》数十条，余尝谓：与仲蔚坐，便似晋人周旋，得仲蔚数行，便似晋人赤牍。今以晋人笔，笔晋人语，其快又何如也”。[6]由此可见，对于吴门书家，王世贞以自己的书法评价标准来构建吴门书家取法魏晋、格调高古的书法史形象。
（2）博学与出己
不论是为文还是治史，王世贞都追求视野开阔、广收博学。提到作诗，王世贞提倡“大抵诗以专诣为境，以饶美为材，师匠宜高，捃拾宜博”，[10]意为取法要高古广博，不可偏狭；
提到史家对待正史、野史和家史的态度时指出：“国史人恣而善蔽真,然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然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然其缵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国以草创之,野以讨论之,家以润色之,庶几乎史之倪哉。”[10]在王世贞看来，无论正史、野史和家史，他们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作为史家不能偏废，要善于利用不同种类的史料，发挥他们的价值。
在评价吴门书家时，王世贞同样注重他们是否博学诸家。评祝允明说“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
[5]164言文徵明则说“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惟少失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
[5]164论吴门晚辈书家俞允文则说其“小楷绝得褚河南法，而以颜、柳筋骨干之，……而行笔颇仿河南，稍大则兼黄、米”。[5]165这种博学的态度和王世贞文学“复古”的思想一脉相承，但是王世贞同样警惕博学古人而泥古不化。论学诗，王世贞认为“剽窃模拟，诗之大病”[10]“然则情景妙合，风格自上，不为古役，不堕蹊径者，最也”。[10]故而在王世贞看来，博学之后，要学而能变，化为己用，古代书家莫不如此，“自欧虞颜柳旭素以至苏黄米蔡，各用古法损益，自成一家”。[10]王世贞之所以认为“天下书法归吾吴”，正是因为吴门书家能够学古而自成一家，如论祝允明时说“京兆……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悦，风骨坦漫，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
[5]164评文徵明则说“待诏……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
[5]164言王宠则曰“（王宠）最后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动人”；
[5]164赞俞允文则说其学于米芾却胜于米芾，“俞仲蔚行草结法全出米元章，……虽然使二子并见柳诚悬，必与仲蔚把臂入林矣”。[6]可见，在王世贞看来，吴门书家之所以能够引领有明一代书法，正是因为其能够博取诸家而后又可自出机杼，化古为我。
（3）全能与专擅
王世贞于书史和书论颇有研究，且集成多部书论著作，如《王世贞书画苑》《古今法书苑》。因此，王世贞对五体书法皆不陌生。然其时人谈及书法大多论楷行草，鲜及于篆隶。在论及吴门书家时，王世贞也多称赞其楷行草三体：
天下法书归吾吴，而祝京兆允明为最，文待诏征明、王贡士宠次之。京兆少年楷法自元常、二王、永师、秘监、率更、河南、吴兴；
行草则大令、永师、河南、狂素、颠旭、北海、眉山、豫章、襄阳，靡不临写工绝。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熳，天真纵逸，直足上配吴兴，它所不论也，唯少传世。间有拘局未化者。又一种行草有俗笔，为人讹写乱真，颇可厌耳。待诏小楷师二王，精工之甚，唯少尖耳。亦有作率更者。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唯绝不作草耳。王正书初法虞永兴、智永，行书法大令，最后益以遒逸，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动人。[5]164
与此同时，王世贞还格外关注吴门书家的篆隶书情况。王世贞对吴门书家的篆隶多有褒扬，“征仲恒自负,隶法则不让古人,而歉于篆。然余得其《千文》一本,亦在吴兴堂庑也。陈道复作篆不甚经心,而自有天趣。王禄之差有准绳,亦善配合。周公瑕亦自熟,不免率易。吾向游青州,有高唐、齐东二王者,深于玉著及大小篆,皆名笔也”。[10]此处说陈道复篆书有天趣，还可斟酌，但据《弇州四部稿》记载，王世贞于汉碑亦多有研究，此处却言文徵明隶书不让古人则有明显“吹捧”之嫌。在跋《文太史四体千字文》时，王世贞再一次对文徵明的篆隶进行褒扬，“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其所沾沾者隶耳。篆笔不轻为人下,然亦入能品。此卷千文四体,楷法绝精工,有《黄庭》《遗教》笔意,行笔苍润,可称《玉版》《圣教》；
隶亦妙得《受禅》三昧,篆书斤斤阳冰门风,而皆有小法,可宝也”。[10]可见，王世贞一再对吴门书家的篆隶书法给予较高评价，意在着力构建吴门书家于篆隶楷行草五体皆擅的形象。
1.5 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1.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用表示，予t检验；
计数资料则以[例(%)]表示，并予以χ2检验，P<0.05表示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也许王世贞自知其着意为吴门书家构建的“全能”形象过于完美，所以王世贞还会为每个书家找到一个“专能”的书体。如其谈祝允明则行草“晚节变化出入、不可端倪”，评文徵明则说“文待诏以小楷名海内”，言王宠则楷书行书“巧拙互用，合而成雅，奕奕动人”。而对于晚一辈的吴门书家俞允文，王世贞评其小楷为“几与文太史雁行”；
论张凤翼，则言其小楷“精雅有致”；
谈周天球时，王世贞既说其“善大小篆隶行草法”，又特意强调其小楷“极精严有古意”。由此可见，在王世贞的书法评价体系之中，吴门书家则既能五体皆擅又专精一体。
（4）诗文书法皆精诣
文学家和史学家出身的王世贞，对于诗文的重视自不必言。在评价书法时亦非常重视书家的文学修养，这里当然有古人“书法小道”的传统思想，但是其中也有王世贞自己的心得，“画力可五百年至八百年而神，去千年绝矣。书力可八百年至千年而神，去千二百年绝矣。唯于文章，更万古而长新。书画可临可摹，文至临摹则丑矣。书画有体，文无体；
书画无用，文有用。体故易见，用故无穷”。[10]在王世贞看来，文（诗）书画三者之中，文乃最古老，最难习，也同样是最有价值的。所以王世贞在论及吴门书家时，常常会谈及他们的诗文并给予较高的评价。如谈及祝允明，在论及其书法的同时，王世贞格外关注其诗文：
祝京兆先生允明，……先生天质颖绝，读书目数行倶下，于古载籍靡所不该决。自其为博士弟子则以文辞称，而不能致深潘之思，以故雅郑时揉错。然至成弘际，名能复古者，先生盖先登矣。书法魏晋、六朝，至颜、苏、米、赵，无所不精诣，而晚节尤横放自喜，故当为明兴第一……赞曰：先生之文，缕古肴今。其为诗歌，庀景匠心。[6]
京兆此诗，是才情初发时语。此书，是工力初透时笔。[6]
书之古无如京兆者，文之古亦无如京兆者。古书似亦得，不似亦得，古文辞似亦不得，不似亦不得。[6]
谈及文徵明和王宠时，同样对二人诗文赞赏有加，“文徵仲先生诗有致，书有格；
王履吉先生诗有格，书有致”。[6]而俞允文则是王世贞文学集团中的成员之一，位列“广五子”，王世贞对其诗文亦是非常赞赏，“先生益精于学，所造五言古进薄建安，退亦不失陶谢，而其歌行绝句，俱宏丽，有景龙、开元风；
骚赋诔颂，宛然昭明所鳞次，晚节不尽尔”。[10]
王世贞是文坛领袖，其评论书家时注重其诗文能力乃无可厚非，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刻意强调吴门书家的诗文水平同样也说明王世贞知道如何在文人士大夫中塑造吴门书家的高雅形象。同为书家，文学功底深厚者自然高人一等。
王世贞是16世纪下半叶文坛的领军人物，其“复古”的文学思想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藉由王世贞在文坛的特殊身份，且又于书画研究颇多，故而其在书画领域同样声名卓著。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评价王世贞为“书画中之信史”，[15]正是因为其看到了王世贞在书画领域的重要价值。王世贞的“信史”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其对于前世书家的评议，更为重要的是他对明朝当代书家的系统研究和判断，尤其是其对吴门书家的推崇。王世贞不仅对祝允明、文徵明、王宠等一辈的吴门书家推崇备至，同样对于晚祝、文、王一辈的俞允文、周天球、彭年、王逢年、王穉登、黄姬水等人亦多有赞誉。在詹景凤推崇徽州书家、董其昌亦欲借云间书家引领书坛的时候，王世贞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使得吴门书家领军书坛且使其声誉远播海内。王世贞通过收藏吴门书家作品、整理作品集册、作文著书点评以及进行赞助的方式来构建吴门书家“天下书法归吾吴”的历史形象，其着意构建的地域书法风格批评观念也使得“吴门书家”这一历史形象在后世学人眼中成为一个声名卓著的书家群体。王世贞故后，吴门地区再无可以为其区域书家登高一呼之人，以董其昌为代表的云间书家趁势崛起，其原因虽然有吴门后辈书家学识、才华等不如前辈的因素，但缺少如董其昌这种具有话语权的祭酒式人物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也从反面证实了王世贞之于吴门书家的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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