覃瑞强
我知道，在食物已经非常丰富甚至过剩的当今，谈及饥饿的话题未免有些不合时宜甚至有些矫情。但于我而言，如果要用两个字来概括我在都安高中的生活，恐怕只有“饥饿”是最准确的。因为整个高中阶段，饥饿感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我，而且是那样的强烈、那样的刻骨铭心，以至于即便到了今天，已经四十多年过去，饥饿的画面仍不时萦绕在我梦中，让我经常半夜被惊醒。
其实饥饿感并非上了高中以后才有。我出生于1963年，那时我国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不久，食物极其匮乏。因此自打我记事的时候起，除了逢年过节，饿肚子是司空见惯的事。小学三年级前，我几乎没吃过早餐，甚至压根不知道早餐为何物。好在学校就在村里，上课的时间也不长，每天上午就两节课，十点钟就能放早学。这时候，肚子也已饿到极限了。回到家，参加生产队劳動的大人们刚好收工回来，各自在家准备一天的第一餐饭。由于每年分到的粮食很有限，大人们对这一餐往往都极为节省，一锅稀饭（多数时候是玉米糊），加上一海碗只有几星猪油的青菜汤便应付了事。几碗稀饭下去，肚子暂时是饱了，但也仅仅饱得了一时，几泡尿撒完，饥饿感又会阵阵袭来，我们便盼着放晚学。虽说是晚学，其实也才三四点钟。放完学，还有重要的任务等着我们：放牛或者打猪草。因此，即便很困难，大人们也尽量在锅里留点吃的给我们：一碗稀饭或者一两小块煎饼。菜是肯定没有了，我常常就拌点盐吃，偶尔能拌上酱油、豆瓣酱之类的，就算人间美味了！煎饼多数是玉米饼，因为少油，常常被煎煳，又干又硬。即便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候，玉米饼也不常有，而以木薯饼代替。木薯饼气味较重，难以下咽，往往要放点糖才行。那年头，白糖是稀罕物，更不是一般人家经常买得起的。大人们就用糖精来代替。糖精是一种化合物，甜度是白糖的几百倍，只需小小的几粒就能使一张木薯饼变得很甜。有时把握不好，放多了，就会由甜变苦，吃几口便觉得口干舌燥甚至失去味觉。但为了填饱肚子，哪里还顾得了那么多？
童年阶段的饥饿虽说是一种常态，但毕竟都是在家，饿的时候还多少能找到一些食物充饥，因此并没有饿得终生难忘的时候。而到了离家七十多公里的县城上高中以后，我常常被饿到眼花腿颤。高一的时候还好一点儿，那时父亲刚被确认为游击队队员不久，每月能从公社领到十五块钱的生活补助。别小看这十五块钱，对只靠挣生产队劳动工分维持生计的家庭来说，十五块钱可以办很多事，我还能像其他同学一样，一日三餐都在学校食堂吃。除了早餐基本吃稀饭，中、晚餐统一吃用饭托蒸出来的饭。蒸饭多数是玉米粉加水后蒸制而成，常常硬邦邦的，能把狗砸死，但毕竟可以填饱肚子。高二上学期，一场变故改变了这一状况。父亲因病去世，使得原本就穷困不堪的家不仅失去了父亲这个家庭的主心骨，还失去了十分宝贵的十五块钱生活补助，陷入了更加困顿的境地。为了最大限度地节约开支，我停掉了中餐，改为每天早上订两份稀饭，先吃一份当早餐，然后再打一份留待中午做中餐。因为早餐是五分钱一份，中餐是一毛五一份，这样能每天省下一毛钱。当时正值青春期，学习又紧张，身体的消耗很大，一份稀饭支撑不到下午就消化殆尽了。要是下午没有体育课，忍忍我都能扛下来；
要是有体育课，就难以坚持了。有次体育课，老师安排在操场跑步，我刚跑一圈就感到天旋地转，脸色铁青，差点摔倒在地上。老师问我什么情况，我只得谎称感冒了。老师便让我停下休息。后来，班主任黄大柠老师不知怎么知道我经常为节约而饿肚子的事，一贯严厉的他找我谈话，了解我的困难，耐心开导我，希望我克服困难，以身体和学习为重，尽量不要再饿肚子上课。
进入高三，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加大了对我的支持，每月多给我寄几块钱的生活费，我才逐渐从这一窘境中走出来，但毕竟学校食堂的菜油水少、分量不足，饥饿感仍挥之不去。每到周末，我都想方设法到校外改善生活：有时到同族叔叔家，有时到远房表姐夫家，有时到来自同一地方的同学家，就为蹭吃一餐肉食。更多的时候，则是一个人走到两三公里外的饮食店，买上一两个菜心包子，狼吞虎咽地吃完，又赶回学校。为一两个包子来回走五六公里，在现在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却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的身上了。
除了肚子的饥饿，还有一种饥饿，那就是对知识的饥渴。我们这一届是“**”后首届通过中考考上都安高中的，算得上全县同届的尖子生了。但也仅仅是矮子里面拔高个儿而已，成色显然不足。因为小学、初中阶段，我们基本都是半工半读，学习的时间本就不多，加上乡村学校师资力量薄弱，根本学不到多少知识，基础差是普遍现象。特别是英语，我们都是上了高一才从二十六个字母开始学起，学得非常吃力。于是，很多同学都偷偷自习，恶补功课。晚自习后，学校只留给我们四十多分钟的洗漱时间，十点半钟准时熄灯。有些同学便点起自备的煤油灯熬夜学习。有时，被夜巡的老师同学发现，不得不灭灯佯装睡觉，猜测夜巡者已走远，又重新点起。而夜巡者每晚都要巡查几遍，熬夜补习的同学难免被三番五次地警告批评，直到半夜两三点钟才睡。
学校、老师当然了解同学们底子的薄弱和对知识的渴望，因此千方百计帮助我们。除了教材，还到处收集课外资料和练习题给我们。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印机，收集来的课外资料和练习题基本由大家都叫他“蓝工”的干事负责刻蜡纸和油印。他是一个个子矮小的中年男人，性格温和，一件已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中山装和鸭舌帽好像一年四季都没怎么换过。尽管工作繁杂，待遇不高，却常要加班加点，他也从无怨言。我无法知道同学们从他亲自刻板油印的资料当中收获多少，但我相信很多同学还能从他身上看到一种精神。
临近预考（当时高考分预考和正式考试，只有预考过了才能参加正式考试），我感到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又不想像有些同学那样偷点煤油灯或偷跑到隐蔽角落的路灯下熬夜学习。于是每天吃完晚饭到上晚自习前这段时间，我都邀上一两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到校外的田埂散步。说是散步，实际上还常带着需要记忆的语文、英语、历史、地理、政治的课本或资料，然后互相问答。一段时间过后，发现这真是一个好方法，既能增加学习时间，又能活动腿脚，有时还能欣赏美丽的晚霞，可谓一举多得。
1981年7月，历经三年的苦学，我顺利参加完高考，并以三百六十多分的成绩上了一本线。本以为可以就此跳出农门告别饥饿了，不想却栽了个大大的跟斗：由于那时高考是先估分再填报志愿，极易因估分不准而出现实际分数与填报志愿差距较大的情况。虽然我的估分和实际分数相差不算很大，也达到了第一志愿的调档线，但终因没被录取又未及时退档而错过了第二志愿的学校，铩羽而归。这对我是个巨大的打击，几乎把我彻底击垮！我颓唐消沉了两个月，开始与乡亲们一起挑土、抬石头，干苦力活，一阵接着一阵的饥饿感终于唤起了我心底的不甘：我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我要振作起来，明年再考！
就这样，在同族叔叔的帮助下，当时的学校领导欣然让我在1982年春节过后回到都高插班补习。此时，距离预考只有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了，我必须加倍努力才能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当时的班主任和科任老师都尽力帮助我跟上班级复习的进度，让我很快找回了学习的自信和劲头。功夫不负有心人，我终于考出了更出色的成绩，上了理想的大学。
对我来说，饥饿无疑是一场经历，更是一场苦难。它使我受到折磨，受到煎熬。然而它何尝不是一场历练、一笔财富？它使我知道自己所缺、自己所需；
它让我变得隐忍，变得坚强，并明确目标，勇毅前行。因此，即便痛恨饥饿，我还是要说：感谢饥饿！
责任编辑：杨林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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