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辰
有人说，二十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底色是“苍凉”，的确，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的文学担负起了民族所赋予的重大历史使命，那些急切而宏大的主题使它无法对其所直面的現实作等闲观，百年来，中国文学对这些主题的探索从未停止，于是，这种“苍凉”也便绵延百年，直至今日。
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文学所要面对的诸多主题中，乡土始终是一个带有母题性质的存在。所谓现代性，很大程度上便是表现在人与乡土在精神层面上的剥离，而作为一个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国度，这件事又谈何容易。从鲁迅的《狂人日记》开始，中国的作家们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而这种思考或许永远也不会有尽头。岳贤龙的《被麦子淹没的父亲》便是这样一篇反思人与乡土关系的小说，整篇小说是一片充满隐喻的麦地，作者在其中反思着人与乡土关系重建的路径。
在爷爷去世后，父亲在麦地里葬下了爷爷便开始在麦地里为自己挖掘墓地，这本身便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行动，人与土地的关系是复杂的，人从土地中获取自己生存所必须的粮食，而人的躯体在死后也终将回归土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这本身可能就是一种传承，甚至可以说，这种轮回式的生生不息带有一种质朴的浪漫，这是中国的劳动者用一代代的生命谱写的史诗。于是，这种在外人眼中看起来颇为反常的行为在“我”的家族流传下来，在麦地里为自己准备坟墓，让自己投入这片曾经养活了自己的麦地，让自己的一切通过麦子的存在而传承、而不朽。所以作者在故事的最后写到：“一直到我拥有一个身份，我就会在麦子的身体里长留，父亲的坟茔前会再生出一座新的，等待着另一个被麦子淹没的父亲”，这种发生在麦地里的壮举令人闻之肃然起敬。
父亲为自己挖掘坟墓的行动之所以怪异是因为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位先祖曾经这样做过，也没有任何一位先祖将之当做是一项事业去做，而父亲的行动终究是传承了下来，成为“我”矢志不渝要去完成的使命。那么，父亲一代人与我这一代人一定是经历了什么先祖不曾经历过的事情，才会对土地有着如此刻骨铭心的情感。“断裂”，虽然这个词只要一使用便会令人觉得武断，但是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这种人与土地的“断裂”是为生活于其中的农民所切切实实经历着的：爷爷这辈人习惯于在麦地里劳作，这种“断裂”对他而言是不存在的，而父亲这辈人在对世界认知的早期便经历了这种“断裂”，其对这辈人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被麦子淹没的父亲》中有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细节，这边是奶奶的归去来，现实中，奶奶第二次离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而在父亲的世界里，奶奶第一次回来后就从未离去。这种存在在现实与虚构之间的巨大偏差所指涉的实则并非是人际关系，而是人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作为亲历人与土地分离的一代人，父亲期望能够重建这种关系，直至在自己所虚构的故事中沉沦。可见，父亲为自己挖掘坟墓和虚构奶奶的存在一样，是父亲在“断裂”之后仍能够保持自洽的路径，换而言之，父亲需要一个奶奶，父亲也需要一片麦地，父亲需要他们来和自己一道说服自己。
在《被麦子淹没的父亲》中，“我”的形象是颇耐人寻味的。“我”从麦地走出，在城市里生活，已经对故乡的那片麦地不甚熟悉，但是，在小说的结尾处，我却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执着地在麦地里挖掘着自己的坟墓。父亲对自己挖掘坟墓这件事讳莫如深，而“我”却毫不介意地与读者们分享着挖掘坟墓的心路历程；
父亲在挖掘坟墓时更多是一种本能的召唤，而“我”在挖掘坟墓时则保持着清醒与自觉；
父亲是在“断裂”之后找寻自己，而我却是明确地知道自己应该何去何从。“我”从城市回到乡土，却发现对乡土的热爱、情感、责任依然是“我”生命中不能回避的，带有文化根性的东西。“现代性”究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亦或是一个虚幻的假象，作者在小说中抛出了这个问题，但他却根本没有时间去解答，他迫切地要与小说中的“我”一起在麦地里找到自己的栖身之所，并为后世留下丰沛的食粮。
麦地带给了这篇小说以“苍凉”，而“苍凉”中却满含着对土地与未来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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