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16篇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16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1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

　　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下和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

　　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说：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释[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三见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至２３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１００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

　　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

　　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

　　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

　　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

　　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

　　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

　　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

　　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地说，

　　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⑸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

　　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从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

　　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

　　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⑹。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

　　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⑺，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⑻，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

　　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干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

　　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⑼

　　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⑽。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

　　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

　　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

　　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这里所说的好坏，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

　　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

　　“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

　　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

　　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

　　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

　　“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地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说：“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⑾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

　　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⑿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⒀，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⒁，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

　　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篇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因为此前为筹备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召开会议曾多次邀请住在蓝家坪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文抗的作家萧军艾青丁玲刘白羽舒群罗烽白朗等住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欧阳山草明等住在桥儿沟鲁迅艺术文学院鲁艺的周扬何其武蔡若虹张谔等人到杨家岭征求意见并留饭宴请所以这次开会白朗就打趣地问

　　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二萧军头炮大走调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加之，他是被尊为现代孔圣人的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

　　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

　　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应答。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三有人陶醉《小放牛》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

　　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

　　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欧阳山尊1938年4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

　　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他说话当中感到很紧张，也很激动，虽然事先作了充分的准备，但发言之后还是发现自己手上都出了汗。

　　不过，毛泽东对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显然感到很满意。四长篇大论被“轰”下台第二次会议上引起争论的焦点人物，仍然是萧军。他继上次会议发言大走调后，又尖锐地指出：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总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十年以前就提出来呢？他的意思是说，你们早就应该整了，而且还要整得厉害一点，但这样整风能不能整得好，他表示怀疑。此前，他在与毛泽东的频繁交往过程中，毛泽东曾经动员过他申请入党，但他拒绝了，他表示自己个性太强，与贵党的组织纪律性难于相容，还是在党外自在些。对于这种具有挑衅性的话，还是胡乔木针锋相对。因为有过上次的交锋，并得到毛泽东的赞许，他这次更侃侃而谈：“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接着胡乔木这么一说，曾经留学苏联，在中央苏区担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长征到陕北后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周刊编辑部主任，这时在中宣部工作的吴亮平也站起来，驳斥萧军的观点。他讲的时间长一点，赞同萧军观点的人就打断他的发言：“你不要在

　　那里讲课了，这里不是课堂！”这次讨论会开得非常活跃，笑声、掌声、争吵声不断。有人提出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人类之爱；有人认为人性是文艺的

　　永恒主题；有人说还是杂文时代，需要鲁迅笔法；有人提出文艺和政治都是为人民大众谋福利，为大多数的劳苦的人类而奋斗，彼此殊途同归；有人说学习马列主义辩证法，老是觉得影响创作情绪……

　　鲁艺戏剧系主任张庚在发言中，直言不讳地说：我也不赞成**的有些意见，提高是非常必要的，我们的共产党的文化运动搞了那么多年，难道不要提高吗？因此，他主张普及与提高来个分工，像文工团、演出队，去做普及工作；像鲁艺这样的学府，能不能主要去做提高的工作呢？

　　此前，1940年元旦前后，毛泽东数次约见张庚，提议延安也应当上演一些国统区作家的作品，比如曹禺的《日出》就可以上演，并要集中一些延安的好演员来演，把戏演好。这样，延安戏剧舞台上才出现中外古今的“大戏”，鲁艺教学体制步入正轨，由原来的6个月改制为3年，系科在原来的戏剧、音乐、美术基础上，增设文学系。毛泽东为该校废除旧题校名“鲁迅艺术学院”，重新题写校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现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又指责这是“洋教条”、“关门提高”，张庚心里不能理解，一时还转不过弯来。

　　这次会议上还有一位被“轰”下去的发言人，是欧阳山。他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看到大家争吵得不可开交，觉得自己有责任阐述到底什么是文学艺术，它包括哪些方面的内容，等等，应当正本清源，讲讲清楚，避免不必要的无谓争吵，有效的讨论需要有一个共同的理论前提，大家站在一个认识平台上进行交流。于是，轮到他发言的时候，他就拉开了阵势道：“写什么，怎么写，首先要明确文学艺术究竟是一种什么现象。”接着，他从什么是文学艺术的定义讲起，谈到文学现实主义、阶级性、形象性、典型性等一系列问题。

　　开始人们还静静地听着，慢慢地会场上就出现了窃窃私语。大约占了近一个小时后，就有人高声喊道：“**，我们这里不是开训练班！”“他大概是怕我们中央的同志不了解文学概论，来上课的。”

　　这么一叫，会场上顿然就揭开了锅，欧阳山也就中止了发言。第二次会议开了一整天，大家的意见不管是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讲完之后，也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是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不带任何强逼的性质，发扬艺术民主，大家心情特别舒畅。即使被“轰”下去，也没有怨言。五“投降”“缴械”成主流第二次会议上，周扬有个发言，明确维护毛泽东的观点。而吴奚如的发言，却受到朱德的点名批评。吴奚如认为，搞文学的都要有个立场，现在不是抗日吗？能不能提出党员和非党员作家都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中共党员不必要时刻都将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党的立场挂在门面上，这样会不会更利于统一战线?我们最大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我们革命文学的立场应当是一切有利于抗日。国共摩擦，同室操戈，只能是让亲者痛，仇者快。他刚从“皖南事变”的流血冲突中，历经艰险，突围逃难，回到延安，现在中央党校参加整风运动。稍后，他发表在1942年7月19－20日《解放日报》上的纪实小说《未了的旅程》，真实地记述了他率领新四军第三支队血战到底，冒险突围，从皖南经重庆到延安的艰难旅程。小说的字里行间表露了他的上述观点。他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曾经是叶挺独立团成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1930年代他在上海“左联”工作，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一度负责代表中共党组织与鲁迅联络。1936年秋受命到西安，在张学良部队从事特科活动。“西安事变”后，他到延安担任“抗大”一期教员。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和丁玲组织西北战地服务团，奔赴抗日前线。1938年，他又受命到武汉出任周恩来秘书，参与发起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不久，他被调任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工作，再到新四军总部。

　　吴奚如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在座谈会上的发言马上引起朱德的严厉批评。

　　参加会议的朱德一直坐**台上旁听，吴奚如发言后，他站起来讲话，没有批评萧军，而是点着吴奚如的名字说：“吴奚如，你是人民军队的一名战士，居然讲出这种话来，你完全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意思是说，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此一时彼一时。“西安事变”后，我们讲一切有利于抗日；现在是“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高潮，我们不能再笼统地讲抗日统一战线，应当明确是什么人领导下的抗日，也就是说站在什么立场上的抗日。

　　朱德的批评是很严厉的，当时没有捉小辫子，吴奚如也没有反驳，也没有回话。可是，整风运动中，继中央研究院批斗出“托派”王实味后，接着就在中央党校批斗出“特务”吴奚如，证据就是白纸黑字印在报纸上的小说。从此，开始了在思想上发现敌人，在文学作品里发现特务，用政治眼光审查文学，用政治手段解决文学问题。

　　第三次会议期间，朱德还有一个讲话。他不点名地批评萧军的发言说：大会第一天有人发言，他不但要做中国第一作家，而且要做世界第一作家。又说鲁迅一直是革命的，并没有什么转变。还说他自己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以我看，我们每个作家都不要眼睛太高，要看得起工农兵。中国第一也好，世界第一也好，都不能自己封，都要有工农兵群众批准。

　　关于思想转变问题，他以自己的经历现身说法：参加革命，思想就要有转变。“岂但转变，我说就是投降。就拿我来说，也一样。我是一个从旧军人出身的人，我原来不是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的是真理，我就投降了无产阶级。我投降无产阶级，并不是想来当总司令。我只是替无产阶级打仗、拼命、做事。后来仗打多了，事情做久了，大家就推我做总司令。”

　　针对歌颂与暴露的争论，他说：“共产党、八路军，就是有功有德，为什么不该歌，不该颂呢？”

　　平时和蔼可亲的朱德，这次发言却颇有些疾言厉色。发言的最后，

　　他还说：“有的同志觉得延安生活不好，太苦了。其实比起我们从前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已经是天堂了。有的同志说：重庆吃的住的穿的东西比延安好。但是，那再好，是人家的呀！延安的东西再不好，是我们自己的呵！”

　　这是用通俗的大白话，一语道破了文艺界整风的实质，就是要实现知识分子和文学艺术家由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工农兵大众的根本转变。其直接的影响，一则文艺走向社会，走向民间，走向工农兵大众；一则文艺家们思想转变，对知识分子进行洗心革面的人生改造。

　　六毛泽东口头答卷5月23日第三次会议，也是下午开始的。事先都知道毛泽东要做结论讲话，所以，这天下午会场上就爆满。徐特立来晚了，没有座位，大家都让座给这位延安“五老”之一，可是他却坚辞不受，自己转到靠墙边的窗户，伸手一撑，身体跃起，很轻巧地坐到窗台上。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再摸出一截寸长的铅笔头，用舌头舔一舔铅笔尖，认真听讲记录。整个下午继续发言讨论，罗烽赞成萧军观点，郑景康提出党对文艺工作还是不够重视。下午发言讨论到朱德为止，吴印咸招呼大家到礼堂外边合影留念。前边一排小马扎，后边放着几排长条板凳，中间再站上一排，一百余人的合影照就这么随便站，随便坐。没有领导群众之分，谁愿意坐前排中央位置都可以。在前排当中紧挨毛泽东右边的是鲁艺文工团演员田方，他当时回家对妻子于蓝讲：“闭幕前宣布毛**和大家一起拍照留念，大家高兴得鼓起掌来。但是，很多同志都那么谦虚，不好意思靠近毛**去坐。我不怕，我就要坐在毛**身旁！”但毛泽东还是特别关心着丁玲。他四处张望，问丁玲在哪里？看见丁玲隔他三人挨着朱德旁边，才放心地坐下，开玩笑地说：“照相坐近一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现在的标准合影照片中，前排左起第二人的刘白羽，大个子，身

　　量重，不小心一下子就把小马扎给压塌了，仰面朝天，引得大家一阵哄笑，眼光都转向他。自己带相机站在一旁的郑景康，按下快门，抢拍下这个场面，留下座谈会合影照的另外一个版本。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合影的104人并不一定就是会议全部代表。会议正式代表名单，是毛泽东委托李伯钊、周扬一起拟订的，经中央同意后，发出正式请柬。这些代表基本上都是参加革命，并且当时就已经比较有成就的文艺工作者。但代表名单上的人没有都参加，一种情况是从前线赶回延安，路途上耽误了；还有一种情况是收到请柬，但拒绝参加，比如高长虹，他认为自己到延安是要放弃文学，研究经济的。还有，名单上没有的人，自己跑去旁听了，正赶上第三次会议照相，就留下了身影，像方纪、郭小川就是。

　　会议先后分三次召开，有的人参加了前边的两次会，第三次会没有参加，合影时就没有，像吴亮平、吴奚如就是。

　　黄钢作为《解放日报》记者，参加了三次会议的全过程，并作了详细记录。

　　合影过后，大家吃晚饭，天气已经晚了。毛泽东作“结论”讲话，是在晚饭后，考虑到人太多，临时将会议安排在小礼堂外边的空地上开。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用三根木棍架成一个三角形的木架子，木架上悬挂着早已准备好的煤气灯。银白色的灯光，把会议室外面的广场照得一片通明。然后，毛泽东作结论报告。

　　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

　　另据参加会议的罗工柳回忆，他个子小，当时就席地坐在临时放置的小讲桌旁边，听到毛泽东拿出提纲讲稿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了一句话：“哎呀，这个文章难做啊。”

　　作“结论”报告的时候，会场静悄悄的，一百多人似乎都在屏息倾听。毛泽东依然用他那柔绵细长的湖南腔抑扬顿挫地说：

　　同志们，座谈会开了三次，开得很好。可惜座位太少了，下次多做几把椅子，请你们来坐。我对文艺是小学生，是门外汉，向同志们

　　学习了很多。前两次是我出题目，大家做文章。今天是考我一考，大家出题目，要我做文章。题目就叫“结论”。

　　朱总司令讲得很好，他已经作了结论。中央的意见是一致的，有些问题我再讲一点。什么是我们的中心问题呢？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

　　这段话也没有写入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从中透露了召开这次座谈会，不是毛泽东个人的偶然行为，而是经过中央政治局集体讨论通过的决定，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此会议期间，有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一是在第一次会议之前，即4月10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正式提议并获准通过关于召开文艺座谈会的决定，准备以毛泽东、博古、凯丰的名义召集这个座谈会，拟就作家立场、文艺政策、文体与作风、文艺对象、文艺题材等问题，交换意见。后来，因为博古忙于其他工作，未能参加座谈会筹备事宜，所以座谈会是以书记处书记毛泽东和中宣部代部长凯丰的名义召开的。请柬上也就署了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二是在第二次会议与第三次会议之间，即5月2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文艺座谈会的结论报告作了汇报。会议同意毛泽东对于延安文艺界存在的偏向问题、党的文艺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等意见。

　　此外，座谈会期间，博古组织《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分别在5月14日、15日、20日分三次刊出，选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列宁《论文学》等经典文章，配合座谈会的召开，也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

　　发表这一组文章的意义，就是要参照苏联的经验，将文学艺术当作革命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文艺界整风运动，使之成为革命这架机器上的“齿轮与螺丝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正式文本，是由胡乔木根据自己的会议笔记，并参照中央办公厅安排的四位会场速记员轮班记

　　录稿，整理而成，经过毛泽东本人修改审阅。距离座谈会结束一年多以后，1943年10月19日，即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同时，采用“通改报版”的办法，以解放社的名义出版32开本的铅印单行本。

　　次日，延安整风运动最高权力机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就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绝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

　　同年11月7日，中宣部做出《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指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并强调，《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其全部精神，“同样适用于一切文化部门，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随之各解放区、国统区和香港等地共翻印出版有85种版本。1953年4月，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作了266处修改，其中删掉原文92处，增补文字91处，文字修饰的83处。

　　（选自《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版）

篇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

　　周扬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唐旭斌【摘要】摘要:1942年春天,延安文艺界掀起一股批判性思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就是为整肃这股文艺思潮而形成的理论纲领。《讲话》本身是一个时段性、针对性很强的文艺发展方针。通过一系列的理论活动,周扬突破了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意义的既定表述,不断大力提升《讲话》的历史地位。伴随着中国历史的前行,周扬意识到《讲话》精神的局限性,对其主要观点进行了拓展和修正。【期刊名称】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2(028)004【总页数】6【关键词】关键词:周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0引言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纲领性文献,是毛泽东文艺思想正式形成的标志。自《讲话》发表以来,周扬就不遗余力地宣传、阐释和贯彻《讲话》精神,他由此也当之无愧地成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言人。周扬的文艺人生与《讲话》有着无法割舍的互动关系:既有虔诚的膜拜,也有清醒的反思。2012年是《讲话》发表70周年,是为文,以飨读者。

　　1《讲话》发表的背景及价值

　　1942年春天,以《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为主要载体,延安文艺界涌现出大量批评

　　性杂文,掀起一股颇为壮观的批判性思潮。这股思潮发轫于时任《解放日报》文艺专栏主编丁玲的一篇文章。1941年10月23日,她在自己负责的专栏上发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我们需要杂文》一文。文章号召:“我们这时代还需要杂文,我们不要放弃这一武器。举起它,杂文是不会死的。[1]574”第二年春天,越来越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在《解放日报》文艺栏上出现:3月9日,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3月11日,艾青发表《了解作家,尊重作家——为〈文艺〉百期纪念而写》;3月12日,罗烽发表《还是杂文时代》;3月13日、23日,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连载刊发。这些文章,或联系自身发泄不满情绪,或提倡尊重作家的创作自由,或感叹杂文的短剑已经锈蚀,甚至直接抨击延安不合理的等级制度。除此之外,3月15日,王实味的另一篇文章《政治家·艺术家》在《谷雨》第1卷第4期上刊登。这篇文章的措词更为犀利泼辣。王实味写道:“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2]596”与此同时,中共中央青委的墙报《轻骑队》,边区美协的《讽刺画展》和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也都热烈地加入到了这股批判性思潮中。其中,尤其以中央研究院的壁报《失与的》引起的社会效应最大。1941年3月23日,王实味在《矢与的》创刊号上一人发表两篇署名文章。一篇是《我对罗迈同志在整风检工动员大会上发言的批评》,另一篇是《零感两则》。在前一篇文章中,王实味对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任中央研究院中国教育研究室、新闻研究室主任的罗迈(李维汉)在3月18日整风检查动员大会上的发言进行了猛烈批评。在《零感两则》中,王实味则高调指出:“同志,你的骨头有没有毛病?你是不是对‘大人物’(尤其是你的‘上司’)有话不敢说?[3]139-140”中央研究院的整风

　　墙报《矢与的》顷刻轰动了整个延安。“有几期甚至不是贴在墙上,而是贴在布上拿到延安南门外(闹市区)悬挂起来,前往参观者川流不息。[4]17”上述思潮的出现已然超出了整风运动的初衷,也触及了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所能承受的底线。为彻底而系统地纠正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中共中央于1942年5月份召开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文艺工作会议。1943年4月22日延安发出的一份党务广播稿《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权威地揭示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原因。这份党务广播稿指出:“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许多严重问题。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的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这种由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出发①引自《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原文此处似有掉字。,如文化与党的关系问题,党员作家与党的关系问题,作家与实际生活问题,作家与工农兵结合问题,提高与普及问题,都发生严重的争论;作家内部的纠纷,作家与其他方面的纠纷也都层出不穷。为了清算这些偏向,中央特召开文艺座谈会,毛**作了报告与结论,上述的这些问题都在毛**的结论中得到了解决。[5]78-79”由此可见,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主要出发点就是为了整肃已显露不良偏向的延安文艺界人士。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作出的结论自然是为匡正这些不良倾向而提出的理论原则。所以,历史地看,《讲话》本身是延安整风时期文艺界整风的产

　　物。它是一个针对性很强的文件,其适用的时间和空间是有既定范围的。《讲话》涉及的文艺理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二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即文艺要从属于政治。关于第一点,就革命政治的向度来说,符合革命内在规律,因为革命的文艺自然要为革命的主力军服务,但就历史演进的向度来看,工农兵文艺的提法当然会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而显得不合时宜。关于第二点,就集中力量推进革命事业而言,其必要性和现实性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艺自身发展来讲,这种规定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正如胡乔木所言:“文学服从于政治的说法,一方面是把文学的地位降低了,好像它一定要服从于某个与它关系不多的东西;另一方面把文学的范围不可避免地缩小了,好像作品不讲政治的作家就是没有政治倾向(这种作家很多),就不觉悟、落后,他的作品就不是文学。这样一来,好些事就讲不清了。[6]59”

　　2周扬对《讲话》的定位和宣扬

　　《讲话》公开发表后,中共中央立刻通过下发文件的方式对《讲话》正式进行定位。第二天,即1943年10月20日,延安整风时期成立的特别机构中央总学委播发了要求学习毛泽东《讲话》的通知。该通知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二年五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典型示范。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找出适当的时间,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7]102”同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该文件强

　　调:“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8]107”从上述两个文件不难看出,中共中央当时对《讲话》历史地位的基本认识就是:《讲话》是延安整风必读的重要材料和纠正文艺界偏向的指导方针。但是,三个月后,周扬对《讲话》的历史地位进行了大幅度的突破和提升。1944年3月,周扬编辑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的书籍。他在该书序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革命文艺指示了新方向,这个讲话是中国革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文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通俗化、具体化的一个概括,因此又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科学与文艺政策的最好的读本。……从本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9]1”如果概览周扬这本书的主体内容,就会发现它的实际内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论文艺。也就是说,周扬把毛泽东关于文艺问题的指示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共产主义革命导师的论述相提并论,从而昭示毛泽东的《讲话》已成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著作的一部分。可以说,周扬的这本书及其序言为确立毛泽东《讲话》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史上的地位奠定了基础。毛泽东对周扬的这篇序文大为赏识。他给周扬回信说:“此篇看了,写得很

　　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一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10]228”1949年7月,在革命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前夕,周扬对解放区文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在总结过程中,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他回顾和展望中国文艺工作的标杆。他说:“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艺座谈会以后,在解放区,文艺的面貌,文艺工作者的面貌,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是真正新的人民的文艺。[11]512”基于革命胜利的既定事实,周扬紧接着又指出了今后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他说:“毛**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解放区文艺工作者自觉地坚决地实践了这个方向,并以自己的全部经验证明了这个方向的完全正确,深信除此之外再也没有第二个方向了,如果有,那就是错误的方向。[11]513”建国初期,周扬曾三次分别通过讲演、报告和专文重点论及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1951年5月12日,周扬在中央文学研究所作了一次题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讲演。讲演中他提出:“假如说‘五四’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次文学革命,那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及其所引起的在文学事业上的变革,可以说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12]50”这里,周扬把《讲话》的历史意义纵向上推至近代文学革命的范畴,并且认为其意义已然超越了“五四”文学革命。1951年5月15日,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他以近乎崇拜的口气说:“我们的文艺工作,历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指导下的。……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有一种特别幸福的、

　　特别好的条件,就是有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我们党领导文艺工作的一个特别好的条件。[13]65”紧接着,周扬竟然以压低马、恩、列、斯等革命先驱的方式来抬高毛泽东《讲话》的历史地位。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注意文艺工作的,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写过很多关于文艺方面的作品,仅仅有几封信。列宁发表过一些文章,如《论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论托尔斯泰,但这是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以后列宁就没有可能来写文章了。斯大林对文艺工作是非常重视的,他写过信,也发表过很多意见(在苏联有许多重要的文艺问题都是由他提出来的),但是他也没有发表过长篇文章。在这方面,我们很幸福,在一九四二年,正是我们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毛**恰恰有那么一个机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这样一次讲话,把马列主义的文艺理论非常系统、非常全面地作了一个解释,作了一个发挥,这样就使得我们对于文艺工作的领导有了一个纲领。[13]65-66”1952年5月26日,周扬为纪念《讲话》发表十周年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中,他指出:“十年以前,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的天才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著作不但成了中国人民文艺运动的战斗纲领,而且对世界人民的革命文艺运动发生了指导的影响和作用。[14]141”这样,周扬把《讲话》的影响力又横向上扩大到了世界范围。

　　3周扬对《讲话》的拓展与修正

　　随着历史的发展,面对日益嬗变的中国社会,作为一位文艺理论家,周扬不得不对其曾经奉为经典的著作进行反思。这种反思,表现在对《讲话》中的主要观点作出一些拓展乃至修正。下面,笔者择其要者加以介绍:第一,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上。《讲话》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

　　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15]863”周扬根据《讲话》精神,多次撰文肯定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但到了1961年7月28日,在一次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就此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学生、职工、商业工作者等等,都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16]47”不仅如此,周扬还进行了理论分析。他认为:“现在是社会主义时期,文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服务范围更广阔了。文艺的方向是一个,由于时代不同,文艺的具体任务也不同了。[16]47”1962年5月23日,为纪念《讲话》发表20周年,周扬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社论的标题就十分醒目——《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这彰显了周扬在文艺为什么人服务问题上的重大转折。文章中,他展开了详细的论述。周扬写道:“二十年前,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革命文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工农兵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服务。这在今天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天的情况同二十年前不同的是,……现在,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人民、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爱国侨胞和其他一切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成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积极地参加和支持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因此,这个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内的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17]151”这样,周扬依据变化了的客观条件,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进行了拓展。第二,在文艺要服从于政治的问题上。《讲话》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

　　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15]865-866”对此,周扬在其后的多篇文章中吸收并阐释了该观点。但从建国初期开始,周扬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试图修正这一观点。1952年5月26日,在纪念《讲话》十周年时,周扬提出:“我们必须反对文艺脱离政治的倾向,……我们也要反对概念化、公式化的作品,反对在服从政治任务这个借口之下一任这种作品的制造和泛滥,因为这样的作品,是不能够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真正目的的。[14]149”1953年9月24日,在第二次文代会上,周扬再次指出:“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18]242”1961年2月22日,在参加《文学概论》编写讨论会上,周扬提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不是说分析作品看有几分政治,几分艺术,更不能用今天的政治标准去分析古人。[19]235”1961年6月22日,周扬在与日本作家访华团谈话时大胆地重新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他说:“全部文化工作和文艺工作的目的都是为了培养自觉的、有文化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文化水平。这就是文艺的根本的政治目的。[20]365”基于这样的政治目的,周扬进一步阐述道:“社会主义文艺的方向只有一个,即为劳动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劳动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不是限制和缩小文学的范围,而是无限地扩大这种范围,各种题材、风格、形式的作品都需要,要充分发挥作家的才能。[20]365”到了1961年下半年,周扬连续在三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大尺度的修正。这三次讲话分别是:《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和《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称:“我觉得文艺为政治服务,从根本上说只有两点:提高人民的觉悟,丰富人民的文化生活。战争时期把文艺当作宣传鼓动的工具,是好的传统,但现在把它绝对化,以为这是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唯一方式,从而限制了文艺为政治服务的范围。不了解现在革命的任务不同了,服务范围也应该扩大。[21]24”在《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周扬说:“对文艺创作的中心要求,就是要表现社会主义时代,表现新社会的生活、理想,表现人民的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而不只是表现具体的任务和政策。这种片面的了解,……把政治了解得狭隘了,把文艺为政治服务和文艺的教育作用了解得狭隘了,以为政治口号就是政治。[16]43”在《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周扬承接上两次讲话的基本观点,继续修正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一次,他从文艺要满足人民的需要的角度来修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内涵。他认为,人民的需要有两种:一种是物质需要,一种是精神需要。精神需要须建立在物质生产的基础上,第一位是物质需要,第二位是精神需要。人民的精神需要包括两个层面:第一是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第二是提高人民的文化修养。这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为政治服务就是服这个务[22]103-104。“**”结束以后,周扬继续撰文或讲话,从解放思想、繁荣文艺的角度基本上抛弃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这些文章主要有:1979年11月的《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1980年2月的《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1980年9月的《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82年5月的《一要坚持、二要发展》。在《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周扬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文艺的本质属性。他说:“在三个关系当中,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关系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

　　用的。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它把生活的整体作为自己的对象。它从生活出发,又落脚于生活,并给与伟大的影响于生活。作家任何时候都应当深入生活,忠实于生活,写他自己所熟悉的、有兴趣的、感受最深的、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作家不应只根据一时的政策,而应从更广阔的历史背景来观察、描写和评价生活。[23]177”在《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中,周扬石破天惊地对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批判。他说:“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如此密切,要脱离也脱离不了。但决不能把这种关系,简单地说成只是一种从属的关系。文学又是要写人的命运的。……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决不能穷尽整个文艺的广泛范围和多种作用,容易把文艺简单地纳入经常变化的政治和政策框框,在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上表现狭隘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导致政治对文艺的粗暴干涉。[24]213”在《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周扬干脆直接提出要摈弃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他说:“文艺服从政治这个口号,我认为从以上三个方面来说,现在不提为好,也不要去批评它,可以总结这方面的经验。[25]348”《一要坚持、二要发展》是周扬在“毛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一篇讲话稿。在此讲话中,周扬最终比较系统地否定了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他指出:“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因为这种提法不完全符合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历史,而且容易产生流弊。……说文艺从属于政治,既否认了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也否认了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文艺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的独立性。……政治作为上层建筑之一,不是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也会有不正确的时候。即使是正确的,它也不能强使意识形态都从属于它。[26]409”参考文献

　　[1]丁玲.我们需要杂文[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2]王实味.政治家·艺术家[G]//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3]王实味.零感两则[G]//朱鸿召.王实味文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4]李维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G]//温济泽.延安中央研究院回忆录.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5]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G]//选编组.延安整风运动(资料选辑).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4.[6]胡乔木.胡乔木回忆毛泽东[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7]中央总学委关于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通知[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8]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G]//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4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9]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序言)[M].北京:作家出版社,1984.[10]毛泽东.致周扬[G]//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1]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12]周扬.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4]周扬.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5]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G]//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总结报告[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7]周扬.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8]周扬.为创造更多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而奋斗[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9]周扬.对编写《文学概论》的意见[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0]周扬.与日本作家的谈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21]周扬.在北京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2]周扬.在河北省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23]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4]周扬.解放思想,真实地表现我们的时代[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

　　[25]周扬.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26]周扬.一要坚持、二要发展[G]//文集编选组.周扬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doi:10.3969/j.issn.1673-1646.2012.04.008基金项目:2012年度安徽省高校省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和谐文化建设视域中的周杨研究(SK2012B193)【文献来源】https://www.zhangqiaokeyan.com/academic-journal-cn_journal-north-university-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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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普及是人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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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解读

　　[摘要]毛泽东在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至今已有70多周年了，这是一部在中国新文化上具有伟大历史功绩和现实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也是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项重要任务。《讲话》与时俱进的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为中国新文艺的革命现实主义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部著作对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主义社会，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精神，促进社会主义与科学而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思想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十八大精神

　　一、《讲话》的发展起源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在国际国内反法西斯战争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产生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胜利，这是继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之后的两个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毛泽东认为，中国共产党在1941至1942年“这两年内处于极端困难的地位”，[1]也就是说中国的反法西斯斗争处于艰难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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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44年，毛泽东又说明那时时局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的增强和法西斯阵线的衰落；二是在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势力的增强和反人民势力的衰落。”[2]因此，这是一个历史的大转折时期，这一转折时期存在着两种可能性：要就是敌人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进入黑暗时代；要就是以人民势力为主导的自己阵营方面的胜利，从此世界走向逐渐光明的时代。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形容这一时期为“黎明前的黑暗”。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的讲话具有划时代意义，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同时也是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较成熟的主要标志。

　　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影视、文学艺术事业。”[3]文学艺术作为人类最重要、最丰富的精神探索的艺术样式，拥有与人类同样漫长的历史。文艺对于社会和个人两者的功用从文艺艺术活动的伊始就为人们所意识。文艺是某一种文化区域的人利用自身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对世界和外在世界的独特表述，它必然受制于该文化区域历史时段的生活样式。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我们的整个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文艺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事业的进行，繁荣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在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强调：“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精神文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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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4]二、《讲话》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同时也

　　是一个方向问题，一个立场问题，并以此为核心贯穿和解决一切其他文艺问题，形成文艺理论体系，则是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中国特色。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第一，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文艺确立了正确方向――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将来，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第二，从具体实际出发，科学地阐述了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讲话》中，要谈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艺为谁服务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区别于其他任何文艺理论的根本标志。在中国革命时期，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利用。”[6]“什么是人民大众化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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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7]毛泽东从革命的实际出发，明确的阐述了我们的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原因和宗旨，这样就可以让文艺工作者从非无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型的思想以及观念移出到工农兵、无产阶级中来，成为真正的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毛泽东通过对中国国情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分析，根据中国革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和任务、文艺实践，首次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既富有独创性，又富有中国特色，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要想我们的文艺路子永远走下去，就要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方向，要始终坚持和完善文艺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的功能，这是一个长时期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繁荣昌盛的根本指针。

　　胡锦涛同志在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8]人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主体、主人，所从事的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为它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亦是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即为社会服务，两者辩证统一关系。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服务方向，就是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它是文艺工作者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文艺方向的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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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体现了历史的发展，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坚持和发展。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既是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也是坚持文艺的源泉论。人民需要文艺，文艺更需要人民。没有人民就不会有文艺的发展，没有人民文艺创作也就失去了服务对象，没有人民文艺工作者，艺术也就失去了生命。文艺为人民服务，就是要通过实践，到群众中去体验，向群众学习，学习他们的优秀品质、宝贵经验、丰富知识、生动语言，自觉地在人民生活中吸取题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这样的文艺才能体现出群众的真实生活，才能为群众喜闻乐见，才能深受群众的欢迎，才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三、《讲话》是如何去服务的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就要解决如何去服务的问题了，是努力于普及还是努力于提高呢？文艺的普及和提高的理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也是文艺创作中要处理好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9]由于群众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受教育权被剥夺，造成广大群众文盲，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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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毛泽东提出应当先以普及为主，“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10]普及和提高的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他们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普及和提高工作不能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随着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对艺术鉴赏水平也在不断地提高。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要求提高，“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种提高，为普及多决定，提高也是为人民的提高。”无论是写普及还是写提高的作品，只要出发点是为人民大众的，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就是好的东西，好的作品。毛泽东的继承、借鉴和革新、创造的理论，深刻揭示了文艺自身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继承和发展理论的突出贡献，主要体现在怎样批判继承和借鉴的问题上。《讲话》中说：“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板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11]毛泽东同志如此重视继承和借鉴，主要目的是为了发展民族新文化，创造民族新文学。在批判地继承与借鉴问题上，通过经验教训，他认为拒绝接受和全盘照搬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并且说这两种倾向在过去我们都犯过，而且是“吃过大亏的”。我们学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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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继承与借鉴的思想和理论，只有把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学、新艺术，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使我们新时期的文学艺术向前发展。

　　四、《讲话》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毛泽东在《讲话》的历史功绩，正是在人民大众已经有了自己的根据地和解放区，开始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上翻身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鲜明地提出了“文艺为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提出了作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毛泽东正是在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新的时代条件下坚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原则，首先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12]作家的立场和世界观诚然是重要的，但如果对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不熟，不懂”的状态，那就势将陷入“英雄无用武之地”的窘境。作家不仅写自己熟悉身边的事情，还要结合适应历史的发展，把后来不熟悉的变成熟悉的。对于一个作家来说，重要的不只是他的理性认识，更重要的是他对现实生活的感情和态度。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坚持毛泽东文艺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社会主义文艺实践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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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认为仍然是我们使文艺工作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多周年的今天，我们重新学习和研究这篇重要讲话，对于现代研究工作者来说，《讲话》既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又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其根本精神，不但在历史上起了重大的作用，指导了抗日战争后期到新中国成立期间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和建国以后文学事业的发展，而且我们在今后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是不可动摇的。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必须采取严格的科学态度，将我国的文艺事业进入新的大发展时期。

　　参考文献：[1][2][5][6][7][9][10][11][12]《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43页，第941页，第857页，第848页，第855页，第861页，第862页，第860页，第860页。[3][4][8]《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附件：王艳红（1988-），女，河南郑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篇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意义

　　作者：钟海林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9年第10期

　　钟海林［延安大学文学院，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整理发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第一，《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第二，《讲话》体现了人民性；第三，《讲话》体现了价值重估的精神；第四，《讲话》重视民间文艺。《讲话》的丰富内涵有待我们进一步研究挖掘。

　　关键词：《讲话》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人民性

　　毛泽东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来整理发表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文艺界、思想界、军事界、政治界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其意义和影响不可估量。

　　中国在20世纪40年代处于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国际方面，德国法西斯吞并了大半个欧洲，并对苏联进行全面入侵。日本帝国主义猖獗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并同时大面积侵华。为了克服困难，集中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进行整风运动和大生产运动，从政治、经济、思想各方面加强根据地建设。此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就是整风运动的标志。《讲话》是对当时延安的各种思想的整合，是文艺方针，也是军事方针。历史证明《讲话》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中国人民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终于建立新中国，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一个新兴的独立主权国家。这一切说明《讲话》的预见性和正确性。《讲话》中蕴含的伟大思想，对当代社会仍有重大的意义。

　　一、《讲话》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军事方面，他提出“从农村包围城市”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在文艺政策方面，他发表的《讲话》整合了当时的知识分子的思想，使得精英化的知识分子重新审视自己，与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革命的胜利做出贡献。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结合延安和中国革命文艺的实际，制定了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为我国革命文艺奠定了基本理论和美学原则，不仅是文艺观、文化观的教科书，而且是人生观、方法论和建党学说的重要论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科学的系统的多方面的大发展。”

　　《讲话》不只在中国文艺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还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深远意义。20世纪30年代，是“红色”的3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左翼”文艺运动，但是这一运动在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挫折，而唯有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由上海转移到延安后，《讲话》对左翼文艺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在《讲话》引领下的“延安文艺”却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使得中国的左翼文艺与其他国家的左翼文艺乃至整体上的文艺不同。那么为什么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就能成功呢？“正因为中国的左翼文艺运动有着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独特经验，所以在理论与实践上我们也会遇到或提出新的命题，如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等。这些问题，在中国不仅提出了这些命题，而且在理论与实践上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在这样的探索中，折射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史、心灵史、生命史，现在看来，尽管其中也有许多可反思之处，但总体上它却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文艺的一大贡献。”

　　《讲话》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重大贡献。其中文艺必然为最广大的人民服务的观点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由《讲话》确定、完成的，以《讲话》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是一种“以人民大众为本位”的美学。《讲话》面对新的形势，抓住新文学的基本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美学原则。《讲话》把文学艺术纳入军事斗争（后转化为政治斗争）的轨道，使之成为战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为胜利做出贡献。毛泽东兼有政治家、军事家、诗人的身份，在抗日战争时期，把文学政治化、政治文学化，号召一切力量团结起来，抗日救亡，争取革命胜利。在救亡这个问题凸显出来，成为第一大问题的情况下，《讲话》在中国社会现代性进程中，是反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做出的激进选择。帝国主义介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转型的被迫和被动，共产主义的传播提供了理想的转型方案。在革命的紧迫形势下，以快刀斩乱麻方式进行的社会转型将文学裹挟其中，承担了历史选择的使命，开始由资产阶级启蒙主义文学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继而转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过程，《讲话》就是这个过程需要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中国当代文学史的标志性界碑。

　　《讲话》的历史生命力不在于或其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而在于它扎根在历史特殊的现实之中，却又能超越历史特殊现实的局限，以其基本精神与新的历史特殊性相结合，在实践中获得新的生命力，并且得到发展，影响深远。这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又一成功例证。这对当今中国也有重大意义，我们面对新情况，应学习毛泽东同志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不盲目模仿西方，而是根据实际国情，制定适合本国的正确的方针路线。

　　二、《讲话》体现了人民性

　　《讲话》分为“引言”和“结论”两大部分。“引言”直接指出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文艺工作和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并且着重指出了文艺工作者要解决立场、态度、工作对象、工作和学习五个方面的问题。在“结论”部分，首先分析了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文艺运动的状况，然后以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为中心，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以下方面：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文艺批评的标准和“人性论”等问题。《讲话》在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和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讲话》从理论上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方向和道路，揭示了文艺创作、文艺接受与批评、文艺发展的重要特征和规律，是我国“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和国际无产阶级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艺理论的创造性继承与发展，初步奠定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体系。

篇七：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当代价值［摘要］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已经70年了，这篇讲话不仅有力地指导了解放区的文艺创作，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和借鉴意义。［关键词］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当代价值1942年5月，我国抗日战争正处于艰苦的战略相持阶段。受敌人封锁、战事频繁和教条主义的影响，加之文艺工作者自身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干扰，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前，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出现了许多严重问题和一些错误观点。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同志两次出席会议并作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讲话》高屋建瓴，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定了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文艺工作的根本原则问题，为革命文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对广大文艺工作者起到了统一思想、加强团结、振奋精神的强大作用。《讲话》的发表距今虽已过了70年，但它的基本精神和所揭示的文艺创作基本规律对于我们今天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和启示作用。一、《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化事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

　　无产阶级领导的。”坚持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是文艺属于人民的首要前提。“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特殊组成部分，具有认识、教育和审美作用，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政治而存在，世界上没有所谓抽象的、孤立的、超越于社会历史之上的艺术发展史。伟大的艺术，无不因其深入有力地作用于社会历史，而获得在艺术史上的牢固地位。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讲话》从根本上指明了中国新文化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统一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认识，巩固了党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对文化工作的领导和指导地位。今天，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面临着更加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前所未有的挑战，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确保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才能更好地把握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前进方向。

　　二、《讲话》指明了新时期文艺工作的为人民服务宗旨毛泽东在《讲话》中引用列宁的话，强调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可以说，文艺的人民性正是党的这一核心

　　价值取向或宗旨在文艺思想上的集中体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文艺在人民群众生活中孕育、萌生，随着人民群众生活的不断前进而不断进步、发展。坚持文艺的人民性，也就是在文艺领域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价值主体地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要求文艺作品中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这两个方面构成了党的文艺人民性思想的主要的和基本的内涵，也使党的人民性思想从根本上区别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文艺“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毛泽东说：“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就历史性地回答了五四以来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讨论中提出的“谁是人民大众”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这就表明，人民的主体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劳动者，就必须要求文艺工作者真正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从这一立场出发去观察、去体验、去描写、去评价。这就首先要文艺家能够真正在感情上和人民大众打成一片，真正地、自觉地把自己改造成人民中的一员，“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

　　毛泽东深深地认识到：中国革命文艺运动长期以来存在的缺点之所以产生并且难以克服，主要在于客观上没有解决文艺工作者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可以说，文艺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解决文艺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的关键。“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泽东认为，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是可以达成新的世界观和文艺立场的确立的。这样，文艺工作者在描写人民群众的同时方可真正做到文艺与群众的结合。当前，我们的文艺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维护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文化需求。

　　三、《讲话》确立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继续指导着文艺的繁荣和发展

　　1.政治和艺术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

　　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思想碰撞异常激烈，文艺创作中也出现了浮躁、盲从、过分张扬自我的虚无主义和不正常的浮夸风、戏说风、滥情风，以及所谓的“另类文学”和“私语小说”等内容苍白、低下、颓废的不良倾向，我们应予坚决抵制和反对。同时，积极树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的文艺观念和方法。

　　2.普及和提高的统一。《讲话》明确指出：“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今天，普及与提高的问题依然存在，只有遵循《讲话》精神，普及广大群众的文艺知识，才能有普遍意义上的提高，才能实现文艺的繁荣昌盛。

　　3.继承和创新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

　　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江泽民曾明确指出：“创新是文艺工作的生命和活力，创新是文艺工作的发展动力，离开了创新，文艺工作就失去了前进的方向，就会走入死胡同。”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文化，离不开同世界文化的交流与对话，离不开对各国有益文化成果的学习与借鉴。同时艺术家也应有创造意识，要与时俱进，符合时代进步的要求，创造新形式，反映新时代，歌颂新生活，塑造新人物，创作出精品和传世佳作。

　　4.批评与竞争的统一。《讲话》提出：“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社会生活是丰富的，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是多样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不同经历，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使人们能够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

　　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5.个人和群众的统一。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艺术家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知识指导、帮助群众，一方面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从他们中间吸取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业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摩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只有代表人民群众才能教育人民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做群众的主人，看做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江泽民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植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反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新生活和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20世纪末，文艺领域出现了“个人化”和“私语化”写作时尚，究其原因，乃是因为我们的一些作家割断了文艺与广阔的社会生活之间的关联，丧失了表现伟大时代和为人民、为人生而写作的激情，

　　而闭门造车。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讲话》的基本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它无疑是我们建设当代先进文化的直接思想资源之一。因而，倍加珍惜这一重要的理论遗产并作出与时俱进的创造性发展就成为我们当下的一项重要任务。

　　6.文艺与生活的统一。这既是文艺创作论问题，也是文艺本质论问题。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文艺与生活之间的辩证关系。在《讲话》中，毛泽东这样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文艺就是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这是毛泽东以《实践论》和《矛盾论》为指南，站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对文艺社会本质的概括和揭示，肯定了生活对文艺的最终决定作用，确立了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这一艺术社会学的论断。“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

　　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所以，我们必须坚持文艺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原则。只有植根于生活的沃土，创作才能根深叶茂。○

　　参考文献：［1］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江泽民.在中国文联第六次、中国作协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1996—12—17.［3］涂途，吴开英.邓小平文艺理论读本［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责任编辑万强

篇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看，这个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迫切。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这是先决条件。近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作者，以扭曲的价值观，借疫情之际，内外勾结，与国际反华国家遥相呼应。他们以“当代鲁迅”自居，讽刺挖苦抗疫中的中国政体，甚至言不由衷，攻击并甩锅政府。将一场天灾，转稼为“人祸”。这种“吃里扒外”、“捞钱骂娘”的行为，必须得到整顿，以净化我们的作家队伍。

　　我们不怕批评，也不怕揭短。但必须在国家观念和政体观念之下的善意批评，更不能与国外反华浪潮“沆瀣一气”，污蔑甩锅祖国和人民。

　　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务之急。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看，这个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迫切。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这是先决条件。近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作者，以扭曲的价值观，借疫情之际，内外勾结，与国际反华国家遥相呼应。他们以“当代鲁迅”自居，讽刺挖苦抗疫中的中国政体，甚至言不由衷，攻击并甩锅政府。将一场天灾，转稼为“人祸”。这种“吃里扒外”、“捞钱骂娘”的行为，必须得到整顿，以净化我们的作家队伍。

　　我们不怕批评，也不怕揭短。但必须在国家观念和政体观念之下的善意批评，更不能与国外反华浪潮“沆瀣一气”，污蔑甩锅祖国和人民。

　　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务之急。

篇九：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945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

　　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D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文章说：“毛

　　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总之，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阶层各种

　　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正确、及时地解决了国外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那样深刻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超民族、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位印度作家说：《讲话》不仪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艺理论家原藏惟人更深有体会地指出：《讲话》关于深入群众的言论，“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⑥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概观藏原惟人自己的国家—旧本战后文学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法西斯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战后的日本文艺战线出现了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艺家，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在为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反动的文学家则到处兜售腐朽、没落、散布民族前途绝望悲观心理的文学；再一方面，进步文学队伍里的一些作家，他们虽然向人民靠拢，但世界观仍保留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面临这样复杂斗争的现实，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为文艺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争论，竭力寻求一种真正是以指导他们创作，把日本文艺健康推向前进的光辉理论。毛泽东同

　　志的《讲话》的译传，正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日本进步文艺的领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豁然开朗，看到了革命文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伟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为深刻，成绩也最为卓著。他在《讲话》思想的启发下，坚定走深入工农、深入斗争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一根木的创作道路。他说：“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同时又进一步走群众路线，事实就是指到工厂或农村，这种从事生产的地方去。”又说“这种事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而且，他还不断用《讲话》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具体的创作实践，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就具体地谈到了《讲话》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间，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都在于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点—在第一部里，作者企图写出当时日本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幼稚性，但作者却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来描写的；另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又说：“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话，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发，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⑧德永直这样按照《讲话》的思想，内省和磨炼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使《静静的群山》比以前的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有德永直这一光辉榜样，所以，在日本，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变成自己的血肉”已成为一种急切的希望了。

　　当然，受到《讲话》启发教育，取得显著成绩的，不止东方各国的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有深切体会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说过：谁研究了《讲话》，“并把他的体会应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围环境中去的话，他也就是为自由与和平而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了。”⑨安娜·西格斯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使她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她提供了不少正确的答案。她说：“毛泽东的讲话在我数年前读到它的时候，曾经帮助了我，它帮助我看到我的若干错误，它今后也将帮助我去避免犯错误。”⑩一个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学习《讲话》，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艺工作者，总对《讲话》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样，是一部光辉的文献，它发表的四十年来，始终在启迪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着他们的创作实践，成为了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艺领域中，

　　显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战斗性和深广的意义。

　　注：

　　①②《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3页。③《十年以后》，罗马尼亚作协书记托·赛尔玛鲁，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2

　　页。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4页。⑤同上，第99页。⑥《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藏原惟人，见《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

　　8页。⑦《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流，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8页。⑧《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⑨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发表十周年》，安娜·西格斯，见《新华月报》

　　1952年，6月号第201页。

篇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座谈会上的讲话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读后感

　　如政治与文艺的制约关系,作家对待生活源泉的态度,主观愿望与创作效果的差异性,等等,这样才能处置好文化机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建构了解放区文学秩序的纲领性文献.其实,在《讲话》发表之前的4月已经开始筹划召开这次座谈会,分别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见,又邀请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何其芳多人谈话,当面交换对文艺创作的看法.艾表还将与交谈的要点,写成一篇专论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造成一种必须在文艺界开展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的强大声势.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群,在小说、诗歌、散文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去掉其政治色彩,将之理解为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多少兴衰战乱,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世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我们今天应该从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的：一首伟大的诗、一部

　　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延讲精神历久弥新,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内涵丰富,应予广大；重温《讲话》精神,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纷纷表示,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将达州建成秦巴地区经济文化强市而努力奋斗.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艺创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新时代的文艺精神应以什么为主旨,我认为讴歌的主旋律是好,社会主义好.不管创作的什么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应渗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的领导下才得到的这一主旋律.要通过文艺作品的宣传,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坚决拥护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引领人们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被一时的逆流所诱惑,社会上的逆流总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所说：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中国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党,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健的肌体,因为党的理论在时时创新,党的监督机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够带领人们从富裕走向富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满怀信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杜绝靡靡之音登台,扭曲人的灵魂,毒害祖国的花朵.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风运动时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红色作品,有如饮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风习习的林间漫步.当意志消沉时,听听红色歌曲,读读红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当春风得意时,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让人心清气爽,戒骄戒躁.延安精神,可谓时代丰碑.《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延安文艺座谈会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一)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此后,春节成了解放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还发展到各解放区,并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广,为坚持抗战和建设新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

篇十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始末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所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系统地阐发了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原则，为当时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当今，这篇讲话的精神，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创新和繁荣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目前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研究仍情有独钟、持久不衰的情况下，理清其发表的来龙去脉，对从多角度研究该文献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更具重要意义。

　　“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

　　除了上述社会大背景以外，座谈会的召开还有直接的动因。

　　３月３１日，毛泽东《在〈解放日报〉改版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批评应该是严正地、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当时的到会者都知道，这是毛泽东不点名地批评王实味，也是表态了。这表明他已经在思考如何对文艺界出现的不良偏向进行正确引导的问题了。

　　皖南事变后，艾青、欧阳山、草明、罗烽、白朗、张仃、严辰等陆续从重庆来到延安。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１日傍晚，毛泽东从杨家岭的前沟绕到后沟，沿着山坡小路爬上萧军等人所住的后沟半山腰，拜访了萧军及艾青、罗烽、舒群等几位从国民党统治区投奔延安的知名作家以及住在附近的“文抗”的同志们。后来应邀，他们又去毛泽东的住处，谈了很多问题。此后不久，萧军就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应制定文艺政策。

　　１９４２年初，边区的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发表了许多与抗日战争主旋律不相适应的小资产阶级观点的作品。４月份，中央决定召开文艺座谈会，由毛泽东、凯丰与博古负责。

　　１９４２年４月初，毛泽东又收到欧阳山建议党制定文艺政策的信。毛泽东赞赏欧阳山提出的意见很好，并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打算谈谈文艺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与工作对象问题。４月９日与１７日毛泽东又写信给欧阳山和草明，请他们就“我们所谈关于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帮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同样的信，艾青、萧军、舒群、罗烽都曾收到。

　　４月间，毛泽东也修书一封给艾青，邀请商谈一些问题。见面后，毛泽东说：“现在延安文艺界有很多问题、很多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有的文章像是从日本飞机上撒下来的，有的文章应该登在国民党《良心话》上……你看怎么办？”艾青说：“开个会，你出来讲话。”毛泽东担心自己讲话没人听，艾青说至少他自己是愿听的。

　　４月中旬，毛泽东又邀请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作家与戏剧家何其芳、周立波、曹葆华、严文井与姚时晓等人交换意见，毛泽东也约请刘白羽（时任文艺界抗敌协会支部书记）谈话三次。刘白羽问作家写作犯了错误怎么办？毛泽东说犯了错误就改，在哪里犯的就在哪里改。

　　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

　　从１９４２年５月２日起，在毛泽东、凯丰的召集主持下，党内外的文艺家开了三次座谈会。开会的引言和结论都是毛泽东作的，合在一起发表后统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座谈会召开前，毛泽东让周扬和舒群草拟一份参加者名单，由中央办公厅用粉红色油光纸印刷的请柬发出邀请：“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的意见起见，特定于五月二日下午一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召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

　　因为博古每天要审阅报纸的稿件与签发大样，不能每次到会，故辞掉了“召集人”，但大多数会议他都参加。５月２３日作结论那天，他还亲自通知报社采访科长黄钢等人去听。

　　５月２３日召开第三次会议，继续讨论。大家争先恐后，抢着发言，毛泽东始终认真听取，并作记录。朱总司令在会上也讲了话，他主要批评了划不清“人家的”和“我们自己的”的界限的错误观念。朱老总的讲话简短有力，切合实际，很受欢迎。朱老总讲话后，吴印咸为与会者摄影留念。

　　到农村去，到工厂去，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

　　这次座谈会，报纸上没有正式发表消息，只是在１９４２年５月１４日《解放日报》发表列宁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时，用编者名义写了几句按语：“最近由毛泽东、凯丰两同志主持所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是一件大事，尤其对于关心当前文艺运动诸问题的读者。本版决定将与此会有关诸材料，及各作家的意见，择要续刊于此，以供参考与讨论。”

　　会后，为了深入贯彻工农兵的文艺方向，在纪念鲁迅逝世７周年时，１９４３年１０月１９日延安《解放日报》在显著位置发表了《讲话》全文。

　　中央总学委（当时领导全党整风的总学习委员会——引者著）于次日发出通知：“《解放日报》１０月１９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１９４２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此文件决不是单纯的文艺理论问题，而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的具体化，是每个共产党员对待任何事物应具有的阶级立场，与解决任何问题应具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典型示范。”对《讲话》作了客观、合理的价值评判，并要求在干部和党员中进行深刻的学习和研究，在学生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

　　１０月１７日，中宣部也发布了《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不但对《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还特别指出，这个文献的精神不仅仅适用于党的文艺工作和文化工作部门，也完全适用于党的一切工作部门。

　　整风以及对《讲话》的广泛宣传和学习，使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面貌为之一新。

　　２月６日，延安文艺界２００余人举行了欢迎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赵占魁的座谈会。会上文化界一致表示要到农村去，到工厂去，向他们学习，把笔头与锄头、铁锤结合起来。３月１０日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会议后，文艺界提出了“到农村、到工厂、到部队中去，成为群众的一分子”的口号。延安音乐界、戏剧界根据中央号召，也纷纷下乡下厂，向群众学习，为群众演出，使戏剧进一步为战争、生产、教育服务。画家也背着画板到农村去塑造农民的形象。

　　３月１０日的会议精神和毛泽东的讲话传达到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各地区的党委、文艺团体都进行了认真的讲座研究，订出了日后的工作办法。

　　晋察冀边区５月６日至１０日由边区文联召开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对成绩予以肯定，对缺点进行了反思。

　　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华中地区，也分别召开座谈会，讨论了《讲话》和中宣部的决定。

　　在国统区，尽管由于社会环境的差异，《讲话》的宣传广度和深度都受到限制，但是在各方人士的努力下，《讲话》还是得到了大力的宣传。

　　尽管《讲话》在国统区的学习和宣传还是处于一种自发的无组织状态，对《讲话》的研究和实践也不能与解放区相比，但《讲话》还是获得了日渐深入的传播，加上解放区文艺运动的范例，国统区的文艺运动渐渐有了向前行进的正确方向。

　　《讲话》发表后，很快也在国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先后有３０多个国家用数十种文字翻译出版，其中绝大部分出版的是全译本，有的同时还出版了多种译本，也有不少国外报刊介绍了讲话的内容或选择了其中的某些部分。尽管他们所持的观点并不相同，其思想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但绝大多数都给予了高度评价，公认它是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中的重要文献。

　　国外最早翻译出版《讲话》的国家是朝鲜。其次是在日本、法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以及东欧其他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等。此外，翻译出版过《讲话》的还有苏联、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家。

　　１９５０年，美国国际出版社出版了《讲话》的英文单行本；英国《现代季刊》第４卷第１期差不多同期也曾刊载《讲话》的译本。意大利《再生》和《新生活》也发表了《讲话》译本，不久即出版了单行本并连续发行三版。同年，《讲话》在印度出版，除了英文全译本，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多种单行本，有的版本还多次印刷。

　　延安文艺座谈会确实“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

　　延安文化沟口上还建立了“街头艺术”台，节假日，那里张贴着街头画报、街头诗、街头小说、摄影新闻等，此外还有街头教歌、街头音乐、街头诗朗诵等活动。各文工团深入部队、乡村演出，如１９４３年，鲁艺的秧歌队曾轰动延安一时，群众大为赞赏。

篇十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摘要：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重要性文献，对我国的文艺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扬作为毛泽东的阐释者，在1962年提出的“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对“为工农兵服务”扩大性的阐释这一观点，更是触动了文艺政策的敏感神经，改变了中国文艺政策发展的路线与方向。关键词：《讲话》；为工农兵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结合了我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实践，创造性地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成为中国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发展的指导性文献，深刻而明确地解决了当时文艺工作中的根本问题，给文艺工作者指出明确的方向，对中共当时的整风及执政后的意识形态政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1962—1966年间，我国的革命文学艺术对《讲话》的接收与传播，依然保持持久的强劲态势和许多鲜明的特征。基本上每隔十年，全国各大报刊都会刊载关于《讲话》的纪念性文章。在1962年5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正是这篇文章中国的文艺路线发生了改变，也正是这篇文章周扬的命运也出现了转折。1962年周扬提出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目的是为了纠正当时文艺思想中一些“极左”思想，这是周扬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严肃的思考的结果，而这种“极左”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要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分别在1951年和1953年提出了“百花齐发”和“百家争鸣”，并在1956年正式提出了双百方针。这一方针的提出确实为当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自由的空间，但也只是昙花一现，随之而来的“反右”斗争，使一大批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以及1958年不切实际的“浮夸风”“大跃进”和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使中国的文艺界陷入了寒冷的“冬天”。从五四走过了一大批作家在这种形势下普遍“失语”，已经再也没有积极探索文艺的精神了。周扬经过一系列****把左翼运动历史上的对手胡风、丁玲、冯雪峰等人都挤压出去，在完全掌握了文艺界的领导大全之后也深深地感到其所推行的极左路线的严重后果，开始制定文艺界纠左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草案）》（即《文艺十条》），经反复修改后又以《文艺八条》为正式文件下达落实。可以看做是以周扬为代表的文艺界领导力图挽救已经被****严重伤害了的文艺事业的努力。[2]因此在1962年《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周年而撰写的社论中，公开提倡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以求替换过去狭隘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概念。在此社论发表的两三个月后，毛泽东就在北戴河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开始抓阶级斗争，接着在1962年9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口号，尖锐地指出：“凡事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就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3]作为意识形态范畴的文学艺术工作便又开始紧张起来了。“自从一九六二年九月，毛**在当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号召之后，文化战线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就进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几乎完全否定了周扬等人的工作。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和原则问题，“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周扬认为，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这是文学最重要的一条原则。为工农兵服务“就是文艺上的阶级路线、群众路线”，文艺要“反映人民的利益和要求”，而不是为个人利益服务。周扬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者，随着各种运动的发展，他发现“为工农兵服务”在理解上会比较狭隘和片面，他总是力图结合着变化的历史条件和客观情势来扩展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内涵。周扬是毛泽东的追随者，一直执

　　行贯彻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文艺理论，但在五十年代后期周扬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开始产生了距离，在文艺形势的预测中也存在差异。周扬没有很好地理解毛泽东的意思，在这件事上出现了偏差，一厢情愿地用“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替换了“为工农兵服务”。在《讲话》中，毛泽东也提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他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与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领导革命的阶级，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是革命战争的主力，是革命的同盟者。

篇十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激烈争论

　　整个座谈会期间，毛泽东请大家吃了三餐，并不是小米饭，而是延安难得见到的大米饭，佐之以炒肉片、炒鸡蛋。文人们胃口大开，满饱肚肠。

　　二萧军头炮大走调休息过后，继续开会，大家发言讨论。开始有些冷场，台上看着台下，台下看着台上，一时没人愿意第一个讲话。毛泽东提议，请萧军第一个发言。丁玲马上附和着说：“萧军，你是学炮兵的，你就第一个开炮吧！”萧军在开会前曾考虑到自己秉性耿直，为避免意见冲突，打算到三边地区体验生活，等会开完再回来，是毛泽东几次写信一再挽留邀请，他才参加会议的。两句话一鼓动，萧军就从位子上站起来，挽了挽袖子，直言不讳，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篇。其中说到：红莲、白藕、绿叶是一家；儒家、道家、释家也是一家；党内人士、非党人士、进步人士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虽说是一家，但它们的辈分是平等的，谁也不能领导谁。……我们革命，就要像鲁迅先生一样，将旧世界砸得粉碎，绝不写歌功颂德的文章。像今天这样的会，我就可写出十万字来。我非常欣赏罗曼・罗兰的新英雄主义。我要做中国第一作家，也要做世界第一作家。萧军延安时期的文章话语尽如其人，文气逼人，桀骜不驯，多有词不达意，词不尽意之感。多用省略号以示无尽，多破折号以作解释，多冒号以为说明，多独字句以作果敢刚毅语。他是延安文人中绝无仅有的一位与即将归于一统的政党社论话语格格不入者。加之，他是被尊为现代孔圣人的鲁迅先生之弟子，与毛泽东有通天之交。更有甚者，是情急之处，每每以兵刃相见，似乎只有角斗厮杀才足以发泄心中的大恨与大爱。所有这些，使他与一般人之间的交流争论都成了困难。此刻发言，显然是跑题走调之论。毛泽东一边听，一边记，有时点头

　　有时淡淡一笑。其他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者，但都难以对话。只有坐在萧军旁边的胡乔木站起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鲁

　　迅当年没有受到组织的领导是不足，不是他的光荣。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

　　据胡乔木晚年回忆，第一次会议后，毛泽东叫胡乔木到他那里去吃饭，庆祝斗争胜利。

　　萧军毫不示弱，马上给以回击。胡乔木照顾大局，没有再接茬，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表意见。

　　鲁艺音乐系教师向隅，发言批评周扬有宗派主义，说自己提交入党申请已经有三年了，至今都没有得到解决。坐在一边的周扬没有应答。

　　何其芳发言中说：“听了**刚才的教诲，我很受启发。小资产阶级的灵魂是不干净的，他们自私自利、怯懦、脆弱、动摇。我感觉到自己迫切地需要改造。”

　　这位曾经以《画梦录》获得1936年度《大公报》文艺奖的温情脉脉的诗人，1938年8月到延安后，扔掉了忧郁感伤的调子，换上一副高亢明亮的歌喉。他的发言，赢得了毛泽东会心的一笑。但知识分子当时的反应并不一致称赞，在回到各单位组织的小组讨论会上，有人开玩笑地说：“你这是带头忏悔啊！”

　　第一天大会发言的还有李伯钊、丁玲、艾青等人，何其芳之见却渐成主流。

　　三有人陶醉《小放牛》5月16日的第二次会议，全天讨论，也是争论得最激烈的一次。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言，没有正式讲话。会议开始发言还是比较和平的，笑声不断。长期带领“民众剧团”在边区各地巡回演出的负责人柯仲平，介绍该团坚持走通俗化道路，在边区巡回演出大受欢迎的情况。在延安文艺界热衷演大戏，“关门提高”受到批评的舆论环境里，他颇为得意地说：“这两年在演大戏的过程中，好些人把给老百姓看的小戏给忘了，我们民众剧团就是演《小

　　放牛》。你们瞧不起《小放牛》吗？老百姓却很喜欢。剧团离开村庄时，群众都恋恋不舍地把我们送得好远，并送给很多慰问品。你们要在哪些地方找到我们剧团？怎么找呢？你们只要顺着鸡蛋壳、花生壳、水果皮、红枣核多的道路走，就可以找到。老百姓慰劳我们的鸡蛋、花生、水果、红枣，我们吃不完，装满了我们的衣袋、行囊和马褡。”

　　柯仲平曾经参加过“创造社”、“狂飙社”演剧活动，到延安后倡导街头朗诵诗，喜欢喝酒，留着一把大胡子，讲话嗓门很大，时常陶醉在酒的微醺与诗的沉醉境界里。他那种洋洋得意的神情，逗引得会场上许多人都哈哈大笑。毛泽东也乐了，插了一句：你们吃了群众慰劳的鸡蛋，就要更好地为群众服务，要拿出更好的节目来为群众演出，不要骄傲自满。你们如果老是《小放牛》，就没有鸡蛋吃了。

　　接着，是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欧阳山尊发言。他是中国现代戏剧运动前辈欧阳予倩之嗣子，上次会议没有发言，当时既感到有很多话要说，又感到自己懂得太少，水平太低，在这么多中央负责同志和文化名人面前，没有勇气发言。开完会回到自己住的窑洞，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经过几天的思考，终于鼓起了勇气，他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意见写了出来，寄给了毛泽东。“大概是建议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动员作家艺术家们到实际斗争中去，到抗日的前线上去。”没几天，他接到毛泽东的回信，正文只有一句话七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这给了他极大的鼓励，于是，这次会议就大胆地举手发言了。

　　他发言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于文艺工作的要求是很多的，“他们要你唱歌，要你演戏，要你画漫画，要你写文章，并且还要求你教会他们干这些。不能说你是一个作家就拒绝给他们唱歌，也不能说你是一个演员就不给他们布置‘救亡室’（即俱乐部）。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像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但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更多。”所以，他提出：“前线的战士和老百姓很需要文艺工作。这样多文艺干部，留在后方

　　干什么？大家都上前线去吧，我举双手欢迎！”欧阳山尊1938年4月随上海救亡演剧队一队经山西、西安到延

　　安，在“抗大”学习后，调任八路军一二�师战斗剧社社长，长期在前线工作。发言中他还说：“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感到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我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的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要注意的倒是如何满足群众的要求，如何把工作做好的问题。”

篇十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1942年5月2日至23日,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有文艺工作者、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共100多人参加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央政治局委员朱德、陈云、任弼时、王稼祥、博古等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引言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

　　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⑴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

　　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拚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

　　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

　　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

　　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

　　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

　　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疏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

　　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

　　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

　　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结论

　　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

　　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

　　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

　　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

　　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

　　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

　　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

　　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⑵。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

　　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

　　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⑶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⑷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

　　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

　　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

　　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

　　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

　　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三重经典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核心文献,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其经典性或经典意义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讲话》在确认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注入了新的思想内容,丰富与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二,《讲话》从实践层面上确立了党的文艺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不仅在当时统一了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国进步文艺界的认识,为进步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前进方向,而且对此后70年来中国文艺的发展产生了最权威性的影响,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发展文艺事业、指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法典,新时期以来党在文艺工作方面一系列新的提法和观念是对《讲话》基本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其三,《讲话》的经典性还表现在,它的产生本身典型性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为基本的方法论原则,即理论与实际或现实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对当代的文艺

　　理论研究来说,如何富有成效地实践这个方法论原则,依然是一个艰难的挑战,而《讲话》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的光辉范例。

　　毛泽东《讲话》经典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这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最为核心的理论文献,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的重要经典之一,对此,国内学界一般是无人否定的。然而,《讲话》的经典性或者说经典意义究竟何在呢?这对许多人来说,可能还是一个未被深究过的问题,即使对那些对此有所思考的人来说,给出的答案也是各不相同的,不能使我们形成一个清晰明了的认识。在《讲话》发表70年后的今天,为了中国当代文艺更加健康繁荣的发展,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更具时代特质的理论创新,认真思考并深入研讨《讲话》的经典意义,无疑是一项富有价值的工作,同时这种思考和研讨也是对于《讲话》的最好纪念。

　　一

　　作为一个理论文本,《讲话》的经典意义首先体现在文艺基本问题的理论创新方面。其理论创新,概而言之,就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为指导,在确认文艺的观念形态即意识形态性质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观念的基础上,系统深入地论述了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文艺

　　与革命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文艺问题,并围绕这些问题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中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文艺创作中源与流的关系、继承与革新的关系、生活美与艺术美的关系、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的关系,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以及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等等,作了丰富多面的阐发。

　　文艺是植根于一定的社会生活之上,反映并作用于社会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这一观点自上世纪20年代后期伴随着革命文艺的兴起而逐渐地传入中国并被左翼文艺界所接受。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讲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里,毛泽东首次明确地讲到:“一定的文

　　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1]663~664;“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1]694。在《讲话》里,毛泽东又将对文化性质的一般性认识具体延伸到文艺领域,强调指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2]860这两段引文中的“观念形态”均为“意识形态”的另一种中文译法。对文艺基本性质的这一确认,在中国现代文

　　艺理论和文艺观念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不仅在当时结束了《讲话》中所批评的抽象“人性论”或“人类之爱”等唯心论文艺观对进步作家文艺创作的干扰和侵袭,从基本文艺观念上统一了左翼文艺家的头脑,而且大大拓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深广理论内涵。文艺作为社会意识形态既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自然就有一个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生活的创造主体是人民大众,因而也就存在一个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在社会生活的进程中包含着推动历史进步的革命因素、革命力量及其革命活动,也包含着这些因素、力量与活动的反面以及与正反力量利益争斗相关的政治问题,由此便有了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可见,《讲话》的理论论述是有其内在思想逻辑的。

　　应该说,以上三个方面的文艺基本理论问题,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文论中均已提出过,并有所阐发,《讲话》的经典性,不仅在于一般性地再次提出和强调了这些问题,更在于其论述处处闪烁着基于新的时代境遇和艺术体认的思想智慧。关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讲话》依据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理论,一方面阐明了作为生活之反映的文艺对于被反映的社会生活的依赖关系,强调社会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2]860,不能用对古人和外国人过去的优秀文艺遗产的继承和借鉴替代自己基于生活源泉基础上的文艺创造,这种继承

　　和借鉴虽然也很有益,但却不是源而是流,不能以

　　流代源;另一方面又指出文艺对生活的反映是能动的反映,既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比起现实生活中的美来,文艺属于更高的审美形态,“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861。至于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视之为“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并明确指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2]853就“为群众的问题”而言,《讲话》基于当时的形势,鲜明地提出了革命文艺应该为中华民族的最广大部分,也就是为包括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主张。鉴于工农兵的历史地位和革命性质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自身弱点和局限,毛泽东一方面强调革命文艺的中心必须放在工农兵身上,“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2]863,另一方面基于当时多数作家熟悉小资产阶级而不熟悉工农兵生活的具体情况,要求作家必须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把自己的思想和感情逐渐地转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从而创造出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来。而关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着重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左翼文学运动兴起之后关于文艺“大众化”讨论中以及在延安的文艺运

　　动中有些同志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而不适当地太过强调了提高的偏向,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人民群众第一步的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但是普及与提高又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应该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把“向工农兵普及”与“从工农兵提高”两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而关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讲话》主要是从文艺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和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革命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这一理论和实践前提出发,论述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强调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认为“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2]866;二是提出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服从

　　于政治的主张,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翻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

　　[2]866,反对将政治与艺术分离开来的二元论或多元论,认为基于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的革命文艺能够做到文艺的政治性与真实性的完全一致,并明确地提出了革命文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2]869~870。《讲话》对以上各方面理论问题的论述和阐发,其系统集中和深刻辩证的程度是此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本

　　未曾有过的。尤其是其中关于文艺与人民关系的思想,可以说是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上建构起了以人民为本位的艺术接受观,不仅时间上比此后在西方兴起的接受美学理论要早,在内容上比起将读者虚拟化的西方接受美学来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这里,需要特别对《讲话》里文艺与革命、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有关主张和论述做一点辩说。进步的文艺应该成为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革命政治服务,这是从马克思到列宁的经典文论家一贯的主张,在民族抗战正处于最艰难时期的1942年,作为当时主要任务是组织和开展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的领导人,代表党中央宣讲文艺方针和文艺政策,毛泽东申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不仅在理论上是顺理成章的,就其现实语境而言,也是有其具体的针对性和迫切的现实需要性的。就当时的形势和毛泽东的身份来说,他不讲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而大讲艺术独立、艺术至上,或同意有些作家所主张的艺术与政治并行,甚至是艺术与抗战无关论,反倒是匪夷所思的。而且,尽管毛泽东关于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之类的提法在表述上不甚科学,但他绝不轻视艺术性,如上所述他是主张政治与艺术的统一论而反对政治与艺术相分离的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在提出自己的统一论要求之后,毛泽东明确指出:“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

　　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

　　《讲话》本身就是一部充满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著作,从实践出发而升腾为系统化的文艺理论,体现出作者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列主义文风。他不作空泛的理论表述,而是针对创作生活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深入调研,有的放矢地进行理论剖析,提出科学的结论,所以能令人折服。如政治与文艺的制约关系,作家对待生活源泉的态度,主观愿望与创作效果的差异性,等等,这样才能处置好文化机制各方面的策略性调整,建构了解放区文学秩序的纲领性文献。其实,在《讲话》发表之前的4月已经开始筹划召开这次座谈会,毛泽东分别致信肖军、欧阳山、草明、舒群等征求意见,又邀请丁玲、艾青、罗烽、刘白羽、何其芳多人谈话,当面交换对文艺创作的看法。艾表还将与毛泽东交谈的要点,写成一篇专论在《解放日报》上公开发表,造成一种必须在文艺界开展“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的强大声势。在此前后,以丁玲、艾青为代表的解放区作家群,在小说、诗歌、散文各个方面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认为今天看所谓“政治标准”,应该去掉其政治色彩,将之理解为当代的主流价值观念,因为任何时代都需要有其特定的主流文化观念来引领社会的发展。从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历史看,无论经历了多少朝代变更,多少兴衰战乱,

　　她的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忠孝等优秀品质已经作为民族精神世代流传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核心价值理念;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当今时代的主流价值标准。一个政党的执政主张必须符合并能引领社会的主流价值标准才能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而一部文艺作品应该经得起时间和受众的检验才能成为精品,时间的延续和受众的层面是无法预料的,但只要作品中具有这种核心价值理念,它就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使人感觉隔膜或因受众层面的差异而产生疏离感,在任何时间、任何群体中都能引起共鸣,经典的魅力正在于此。

　　我们今天应该从用更为宽泛的概念去理解文艺的“政治标准”,文艺的“政治”属性不是空洞的传播工具,而应该是作者的核心思想观念的体现,它也应该是民族的、社会的、大众的,属于我们每一个人。

　　重读《讲话》,感受最深的毛泽东对于“新的时代”与“新的群众”之间辩证关系的阐述,他指出“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很显然,强调艺术与时代的结合,最终就是要归结为文艺“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的大命题。优秀的艺术作品,一定是某个特定时代生活的本质呈现和精神映射,有着历史教科书的审美价值和诗学的纪念碑意义,如泰纳所说的:“一首伟大的诗、一部优美的小说、一个高尚人物的忏悔录,要比许多历史家和他们的

　　历史著作对我们更有教益……一部书越能表达重要的感情,它在文学上的地位就越高;因为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的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如今,在新的历史进程和时代潮流中,文学不应缺席,作家不应失语。一方面,真实的生活会比想象和虚构更丰富,更精彩;一方面,文学需要色彩缤纷的表现形式适应一个全新时代。这意味着作家的选材与叙事因此而有了更加宽阔的用武之地,有了更加多元化的艺术选择。作家不应局限于书斋与想象,走向远比虚构更为复杂、厚重的社会生活,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以海纳百川的超越姿态真正抵达文学现场,为写作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有力方式,完成一种体现时代气质的人文担当。

　　,“延讲”精神历久弥新,与科学发展观一脉相承,内涵丰富,应予广大;重温《讲话》精神,对于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

　　展观,有力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并纷纷表示,将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和“三贴近”原则,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以改革创新精神推动我市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将达州建成秦巴地区经济文化强市而努力奋斗。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这篇著名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基本历史经验,明确提出了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为工农服务的方向,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文艺的革命方向问题,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也是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有力地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文艺运动的发展。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文艺创作的宗旨也在不停地发生着变化。新时代的文艺精神应以什么为主旨,我认为讴歌的主旋律是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不管创作的什么形式的文艺作品,都应渗透人民的幸福生活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得到的这一主旋律。要通过文艺作品的宣传,引领人们的精神世界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永远跟党走。引领人们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不被一时的逆流所诱惑,社会上的逆流总是存在的,但必竟不是主流,就像高尔基在《海燕》中所说:乌云是遮不住太阳的。

　　中国共产党是一支久经考验的党,是一支永葆青春活力的政党。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健的肌体,因为党的理论在时时创新,党的监督机制全面而有力,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能够带领人们从富裕走向富强。广大的文艺工作者应满怀信心,创作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杜绝靡靡之音登台,扭曲人的灵魂,毒害祖国的花朵。

　　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风运动时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红色作品,有如饮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风习习的林间漫步。当意志消沉时,听听红色歌曲,读读红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当春风得意时,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色电影,让人心清气爽,戒骄戒躁。延安精神,可谓时代丰碑。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总结了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解决了长期以来没有解决好的革命文艺的方向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有力推动了文艺界整风运动,对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和深远影响。

　　确立了解放区文艺工作的方针,推动了解放区文艺工作蓬勃发展

　　延安文艺座谈会和《讲话》,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按照《讲话》精神,他们深入农村、工厂、部队,坚持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开展了大规模群众性文艺活动,创作出一大批适应抗战需要、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比如大型新歌剧《白毛女》,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1943年春节开始的延安新秧歌、秧歌剧运

　　动,涌现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优秀作品。此后,春节成了解放

　　区农民的艺术节。秧歌运动还发展到各解放区,并随着解放战争向全国推广,为坚持抗战和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扩大了党在国统区、沦陷区进步文艺工作者中的影响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以摘录和摘要形式刊登《讲话》主要内容。4月,郭沫若在重庆召开座谈会,介绍、学习《讲话》精神,并连续以《一切为人民》、《向人民大众学习》、《走向人民文艺》等为题,发表多篇文章,号召进步作家“努力接近人民大众,了解他们的生活、希望、言语、习惯,一切喜怒哀乐的外形和内心,用以改造自己的生活,使自己回复到人民的主位”。上海、香港等地的进步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讲话》将会对自己的创作思想产生指导作用。他们还以各种形式发表《讲话》内容,使《讲话》精神得到广泛传播。

　　奠定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基础

　　70年来,《讲话》精神不断丰富发展。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讲话》精神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文化艺术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把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强调,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

　　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江泽民同志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下,胡锦涛***强调,繁荣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文化,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的精神食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文艺理论和方针政策的了解

　　1945年12月,《讲话》发行朝鲜文本,这是最早的外文译本。随后,日本、法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东欧其他国家和越南、瑞典、芬兰、印尼、古巴等国相继翻译出版《讲话》。美国、英国出版发行《讲话》英译本,意大利出版发行意大利文《讲话》单行本。随着毛泽东著作以各种文字翻译出版,《讲话》传到世界多个国家。美国梅·所罗门教授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与艺术》一书,以《文学与革命》为题,摘录《讲话》内容并作深入分析,给予高度评价。澳大利亚学者庞尼·麦克杜格参考80余种《讲话》版本,用英文重新翻译这部著作,并写了43页的长篇导言,引起

　　国际学术界高度重视。70年来,《讲话》成为世界上拥有读者最多的著作之一,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三、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示

　　《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创造性地阐释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指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从而奠定了革命文艺发展的理论基础,确定了党的文艺工作的

　　基本方针,指导和推动了党领导的文艺事业蓬勃发展。这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讲话》阐明了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坚持党的领导是繁荣我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根本保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是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包括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首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文艺工作者不但要学习文艺创作,而且应该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艺术事业是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工作和文化艺术工作者,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文化艺术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推动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繁荣,使文化艺术事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发挥重要作用。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源泉

　　《讲话》阐明了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深入到群众中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到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去,才能创作出真正反映群众生活、为群众所需要的文

　　学艺术作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积极投身到讴歌时代和人民群众的文艺创造活动之中,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在人民群众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汲取素材、获得灵感、提炼主题,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只有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才能散发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文艺创作要自觉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特征

　　《讲话》阐明了文学艺术应该服从和服务于党在一定历史时期内的革命任务。抗日战争时期,为抗战服务,动员人民、凝聚人心,鼓舞人民积极抗战的文艺,就是关注时代、把握时代精神、顺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文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日益多样的传播手段、人民群众多样的文化需求,文艺创作只有把握时代特征,融进时代元素,弘扬时代主旋律,才能与时俱进地适应和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文艺工作者只有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要求,当今时代文化发展新趋势、各族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在科学发展道路上开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局面。

　　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重温《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

　　《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读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66年过去了,从我们今天仍然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来看,它对现实的意义将不言而喻。如果我们还在包容“汉奸文化”,无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思想的话,那么我们将需要一次反思,不但是我们这些潜在的追随者,更是那些宣传者。

　　以前没有看过这篇《讲话》,现在看了以后,对毛泽东同志的简朴的话语形式有了更深刻的体会,更对他的极具思想性的文艺理论思想惊叹,不是因为我的个人崇拜,而是其中的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真理,也是后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指示牌。即使有少部分人在走“个性路线”,有意偏离大众方向,企图创造一些另类的追随。

　　抛开战争年代对文艺的特殊要求,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毛泽东文艺思想:

　　1、真正了解社会的人才有资格做文艺工作。

　　“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

　　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现在社会上有些人不能全面地了解我们这个社会,就经常写一些恶言来做一些所谓“暴露”的工作,以为自己很另类,很有个性,能够激发全社会的反思,完全把自己当圣人来看了。但殊不知他们的“暴露”的机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是社会的开放、思想的自由给了他们这种权利,但是他们往往不会认识到他们正身在福中。对于他们的言论,聪明人是会引以为戒,但绝不会被他们动摇,因而趋之若鹜的,因为现在我们社会上普遍的文艺工作者是能够深刻了解这个社会的,因而也为中国的文艺发展事业做出了各自的贡献。

　　2、人民大众依然是文艺工作的主要目标。

　　“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为人民服务”被当成了故作高尚的言语,这正是现代人面临的困境。我们的文艺工作毫无疑问是为人民大众的。但是受“个人主义”影响,以及误解了“自由”的真正含义,有些人把文学创作看成是牟利的工具,不顾社会影响,对社会发展毫无责任心。典型的就是“汉奸文化”的流行,虽然我们过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年代,思想的高度解放也

　　不能容忍文艺的政治化,但是我们的文化必须服从于民族的尊严。在我看来,汉奸也能搞文艺创作是一件不幸的事情,本身汉奸就是反人民大众的,他们怎能写出正确引导大众思考的作品呢。出卖自己祖国的人的思想除了批判外,我看不到一丝光彩。也许有些人开始为“汉奸文化”辩驳,说宽容、理解等等貌似很善良的言语。但是如果想想汉奸们做的伤害人民大众的事,都是有史可考的,都是一桩桩血案,当一双双绝望的眼神让你从噩梦中惊醒时,你还会信誓旦旦地去做一些所谓包容的事吗?就像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那边把中国人的孩子当成日本人的孩子,我们有认同他们,对他们感恩戴德吗?没有,因为这不是纯粹的情感问题,而是民族的尊严。同样的,“汉奸文化“再怎么有文学上的价值,留给专门的研究者就已经足够了,有什么理由让它盛行,民族的尊严不该这样被践踏。

　　3、文艺工作者坚持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功利主义者”。

　　“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

　　以求其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我想,毛泽东同志早在1942年的《讲话》中就已经强调得十分清楚了,现在,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就是以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功利主义者”。偏离了这一目标,就易偏向狭隘,不利于文艺事业的健康发展,身为社会的一份子,在享受社会给你的权利的同时,履行这样的义务是基本的道德约束。

　　曾有评价说,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理论建设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我为现在还在发光的文艺理论被一些新兴知识分子当作教条而去批驳而感到心情无比沉重。我们现代中国人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与殴打那个说了几句日本人好话的韩国人的那群韩国学生的极度民族主义和不理智相

　　比,我们是否显得太过“理智”。毛泽东毫无疑问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人,他的文艺思想更是唤醒了一大批沉睡中的人们,然而现在我们却在担忧这种思想的消解,建设中国特色的文化,真的可以抛弃毛泽东“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吗?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越是和平的年代,越是需要这种带着战争豪情的文艺理论,因为现在社会存在了许多潜在的不和平因素,如果我们就在和平的外衣下,思想渐渐弱化,那么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该何去何从。虽不可杞人忧天,但也绝对要有危机意识。

　　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那个年代是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现在是人民大众的和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文化工作的统一战线连接的将是我们五十六个民族。

　　读《毛泽东选集》

　　之心得体会

　　刚刚读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内心受到很大的鼓舞,心情久久不能平静。72年前毛泽东**的话至今仍能给人以力量,不禁让人惊叹,其中的很多思想是我们现在普遍认同的真理,也是后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健康发展的指示牌。下面是我读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的一些感受。毛**在《讲话》中说明了召开这次座谈会的目的是“研究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方向和一般革命

　　工作的关系,更好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更好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泽东还自问自答了一个问题“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而结论,他说:“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具体讲,就是我们的文艺必须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工作者“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讲话》阐明了文化艺术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思想,并以此作为党的文化艺术工作理论方针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出发点,历史证明是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明确提出文化艺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是对《讲话》精神的继承和发展,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艺术指明了方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文化艺术工作要自觉坚持“二为”方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把以人为本、为人民服务作为繁荣文化的根本目的,在文艺创作中体现人民意愿,维护人民利益,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文化权益作为开展文化工作、繁荣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我觉得毛泽东阐述的文艺工作者的以下问题不但适用

　　四十年代的中国文艺工作者,而且对当代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同样具有重大意义。

　　文艺工作者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文艺要为人民群众服务,包括工人、农民、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

　　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偏爱小资产阶级,因此要帮助他们改造,由偏爱小资产阶级转为偏爱无产阶级。坚决批判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要鼓励革命文艺家深入群众,同时要让文艺工作者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转变思想。毛泽东在讲话中的一些要求和结论体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他的思想和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国情相结合的产物,对中国文艺工作者和中国青年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段话,毛泽东说“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

　　毛泽东认为,人类的历史功利主义是普遍存在的。这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活动中结成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构成了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经济关系同样也是道德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基础。一定的道德行为总是源于一定的经济物质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是他们的最终目标的经济利益,所以,任何道德都体现着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事实上自有阶级以来,对特殊道德原理的维护,都是出于维护特殊利益的目的。正是因为道德行为中体现的是真实的利益,所以不存在超功利主义。革命的功利主义是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和归宿的,革命的道德以革命的功利主义为基础,二者是统一的。

　　毛泽东还说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源泉是社会生活。“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

　　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毛**在《讲话》中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大大地发展和丰富了。提出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提出了文艺与政治、动机与效果、歌颂与暴露、普及与提高等辩证关系,使文艺工作者对这些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这是一次思想大解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将无产阶级现代文学运动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胡锦涛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座谈会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文艺实践创造性地结合起来,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70年来,在《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一大批具有正确政治立场、深刻思想内涵、感人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推动文艺事业健康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胡锦涛强调,70年的历史充分表明,《讲话》始终闪耀着伟大的真理光芒,《讲话》所指明的方向和道路始终是我国文艺事业发展必须遵循的正确方向和道路。胡锦涛勉励广大文艺工作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重温《讲话》

　　精神,按照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要求,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尊重文艺规律,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更加自觉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为人民奉献更多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高度统一的精品力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重温《讲话》,就是要准确理解和把握《讲话》的精神实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讲话》的基本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文化积极反映人民心声,成为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篇十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内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从内容到形式正在无限膨胀从一般技法到作为创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题材的选择西方现代主义在客观上主观上有淹没和替代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表现的趋势

　　/讲话稿/科教文卫

　　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

　　文艺工作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建构具有持中国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必须接受党的领导，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这已经为我们几十年来的实践所证实。尤其是近十多年来的文艺现状，更使我们所认识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一系列文艺工作的原则和要求并没有过时，而且日益显示出伟大的预见性。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阐明的文艺的中心问题是“为群众的问题”以及“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今天，正是在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需要我们联系实际，加以思考。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文艺创作队伍中也曾一度出现了一些混乱。譬如，文学圈中不断在呼唤“轰动效应”甚至慨叹“轰动效应”失去的不可复归。其实，轰动效应的产生，正是因为作品适应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的渴求，反映和再现了他们关心的问题。我们不能把轰动效应的失却归咎于视听艺术抢占了阵地，更不能责备群众欣赏素质的“低下”。作家的误区在于：一味追寻被放逐的自我，而把火热的社会生活，把人民群众的需要，把新时代的新人搁置一边，自己造就了与创作源泉的距离和隔阂。还有人以“曲高和寡”来做辩

　　词，这种自觉不自觉地对群众的拒绝心理是在根本上忘记了背离了“为群众服务”这一根本的首要的问题。空前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正在和继续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施展才能提供着广阔的天地，也为作家描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可能性。有些文艺家却无视这一点，一味地眼睛“向外看”，致使西方现代派的创作思潮在中国文坛上走俏，一些人从借鉴手法、搬用技巧到企图把它们拿来，用以否定、替代我们传统的民族文学。新中国诞生以来，我们曾经出现过《暴风骤雨》、《青春之歌》、《红岩》等作品，塑造了一系列工农及革命者的光辉形象，讴歌了社会主义的时代精神，这些都产生了无可置疑的轰动效应。它们从题材、主题到人物形象无不表明：只有紧紧按住社会生活的脉搏，适合人民群众思想、情绪、欣赏的需要，作品才能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而反现1985年以来渐渐在文坛上占有位置的西方现代派思潮，尽管创作方法及表现形式令人眼花缭乱，却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拉越远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与客观的物质世界一起是文学的对象。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文学表现领域的拓展，“内心世界”的表现作为一种现实，在文学中也已占有了相当的位置。问题的另一面是，这十几年尤其是近几年来，这种“内心世界”亦即作家的自我，从内容到形式正在无限膨胀，从一般技法到作为创作方法的提出，直到题材的选择，西方现代主义在客观上主观上有淹没和替代现实主义关于社会生活表现的趋势。这样，题材的选择就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

　　问题，而是一个要不要外部现实世界和有没有一个服务对象的问题了。有关题材的另一个问题，是表现何种人性美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理论上不限制作品题材，在实践上一段时间内又面临着对“左”和“高大全”的反拨，于是就有人逐渐淡忘了首先应该写工农群众的问题。工农群众及其知识分子是我们事业的主人，是我们社会生活的主体，他们已经和正在做出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贡献，同时表现了极可贵的美德。我们的文学难道可以忘记他们吗？有一个时期，专写坏人的“人性发现”和写好人的“污浊”一面。几乎成了定势，成了规则。有的“作家”不去挖掘存在于人民当中的美好的东西，相反却专门追求人民当中落后的东西。这就导致了社会基本生活线条的模糊，对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文学自身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良的影响。可见，题材的选择也应该在“为什么人服务”的原则指导下进行。重读《讲话》，联系当前文坛的实际，我们感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一部分人当中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的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在表现方法上也有个“为什么人的问题”。新时期的文学作品在艺术实践上体现了“百花齐放”，在艺术理论上显现了“百家争鸣”，向读者呈献了数量可观的优秀作品。但其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早几年出现的“第三代”诗作，其缺陷也正在未能适应群众需要这方面。作为对朦胧、怪诞的反拨，对诗歌贵族化倾向的反叛，“第三代”诗人对

　　社会生活趋近了，有着明显的“平民意识”，产生了一些戏剧化情节，语言也有意口语化。但从总体上考察，他们情趣不高，过于自以为是，创作不认真，表现过俗，因此，群众也没有把他们当一回事。与此差不多同时出现的“新写实小说”，在当代意识、历史意识及哲学意识方面有所增强，客观上表现了现实主义在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强大生命力和同化力，群众对这些反映社会生活人生世态的作品还是欢迎的。但他们还没有拿出令人十分满意的作品，基中尤其缺少具有真正现实基础的理想化的艺术典型形象，而且和“第三代”诗作一样，二者都有着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他们对艺术情感的“冷处理”（也叫“零度创作”），客观上也淡化了与人民大众的情感联系。为群众的问题和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作家的责任感受和使命感的问题，也即作品的社会效果问题。在今天，现实主义仍然应是我们文学创作的主要方法。那种取之于西方现代派的唯我主义、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的方法及其作品，与我们的现实基础和人民大众的需要有着本质的区别，那种对社会生活的极端夸张、歪曲、变形，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原则和要求不相适应。我们的文艺家只有把“为什么人的问题”时刻作为自己创作的指导原则。真正肩负起时代的使命，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才能实现自身的主体价值，才有光明的前途。只要我们继续沿着毛泽东同志《讲话》所指引的道路前进，我们就能避免不少可以避免的失误，“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

　　助”，借以团结人民，鼓舞人民，去实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

　　*

篇十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讲稿

P>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现在看，这个论断，在今天的中国，依然迫切。中国文艺，决不能为国际反华势力服务，这是先决条件。近段时间以来，有些作家、作者，以扭曲的价值观，借疫情之际，内外勾结，与国际反华国家遥相呼应。他们以“当代鲁迅”自居，讽刺挖苦抗疫中的中国政体，甚至言不由衷，攻击并甩锅政府。将一场天灾，转稼为“人祸”。这种“吃里扒外”、“捞钱骂娘”的行为，必须得到整顿，以净化我们的作家队伍。

　　我们不怕批评，也不怕揭短。但必须在国家观念和政体观念之下的善意批评，更不能与国外反华浪潮“沆瀣一气”，污蔑甩锅祖国和人民。

　　加强作家队伍建设，提升作家的思想觉悟，端正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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