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4篇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 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白鹿原》的文本解读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陈默雨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4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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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白鹿原》的文本解读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陈默雨
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一、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1人物塑造方式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大儒，作者甚至将其“神化”，多年苦心孤诣地钻凿程朱理学，学识渊博，修养极高，在白鹿原上创办的白鹿书院，教书讲学，弘扬儒家文化。他亦是百姓心中的先知，“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里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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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种子”。[1]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很有威望的名医，兼有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不焦急不怠慢。百姓对冷先生的膜拜与信任是无条件的。“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而不值得夸X称颂，看不好病或者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莫可奈何”。[2]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男性人物高尚的品质，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以夸X与绝对化的手法进行描摹。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男性人物产生敬畏与崇拜之情。
相反，作家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并没有不吝笔墨，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的单一化与类型化。女性在作品中充当配角，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见作家默许了一个事实:白鹿原是一部属于男人的史诗。吴梅芳（2002）指出：“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像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能支撑的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名字”。[3]女性在作品中只是充当符号，没有独立主体性，她们的结局大都是毁灭。她们在作品中是失声者，白嘉轩的前几任妻子就是这样的失声者，因为她们没有为白家留下子嗣，没有贡献，她们的死也便轻如鸿毛。这正是迎合了男人所掌管的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女人没有个人意志，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之外，沦为“他者”，并依附于男人而活，无论女人是顺从还是叛逆，结局都会毁灭于男权社会的屠刀下。顺从地被榨干劳力与尊严，便可忍辱归西。而叛逆者更是他们眼中容不下的沙子，必须斩草除根并永世不得超生。
善良，贤德，聪慧的白吴氏，作为族长的妻子，仍无法得到社会的肯定：她一生也没有资格进祠堂拜祭先祖，临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愿望也被丈夫无情剥夺，而孝文媳妇作为族长家的大媳妇，竟然像狗一样没有尊严的饿死，也无法想象普通人家的妇女是怎样如蝼蚁般地活着。更不用说叛逆与充满野性的田小娥，她的出现另男权社会感到惊恐，她带着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勇敢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撕开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的天罗地网，大胆追求本能性爱的满足与真挚的爱情。而这样的女人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祸害。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以被公公刺死的结局收场。作家在对女性特质与生存状态的描写上带有很多盲点或者不愿意给予过多解释，在对其生存现状进行叙述时，口吻是冷静与挑剔的，话语中看似充满同情，却又任无情冷酷的意识在文本中肆意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默许了其苟且着活，悲惨着死的合法性。不管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之流的形象多么高大，但是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冷漠与残酷，而这一人性劣点却不会给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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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带来本质影响，因为女人是不值一提的，地位如牲畜一般，鹿冷氏被父亲下猛药致死这一事件血淋淋地体现了这一点，曹书文2004年提到“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4]作者对女人的事业，爱情，人生价值都鲜有提到，女人就如一片白纸，正应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本中对女性的赞扬与肯定也凸显着作家的男性化视角。受男权社会“认同”的女性具有温柔贤淑的性格，忠贞纯洁的品质，以及美丽的容貌。这是主流的男性文学叙述方式，完全以男人的审美取向来划定理想的女性形象，事实的残酷被虚伪的颂赞所掩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她们居于幕后，帮助男人获得成功并烘托其价值，而她们本身却没有任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白鹿原》中的吴仙草，朱白氏都是这一形象的典X。这一形象的书写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综述。
2性的描写要探讨女性，必然会涉及到性的问题。尤其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仅有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是与性不可分割的，她们负责传宗接代，经过性事，才可实现这一“抱负”。作者对白嘉轩前六个女人的描摹仅停留在与其的性事上，草草勾勒，便可结束。生命的消亡被一笔带过，被“符号化”，成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勋章”，彰显其绝对中心地位。对六个女人的书写以性事，身体，为对象，这样的描写会让读者产生女人活着的意义只是性事的载体的错觉，事实上这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攥写——她们的存在仅此是为了烘托男性的力量。而田小娥充当了性的牺牲品。年轻俊俏的她沦为郭将军的妾，低贱卑微地作为他延年益寿和满足性欲的工具。文本中的性描写大多集中在田小娥身上，以她为中心的性关系网是复杂的，她身上散发的性魅力令男人着迷又心有余悸，叙述者将发生在田小娥身上的性事写得大胆而直露，充分显示出对这一人物设定的风流魅惑与妖冶，告诉读者她是白鹿原上的荡妇。小娥被害死后，化为妖魔鬼怪给白鹿原带来瘟疫大灾，关于其阴魂不散的写令读者不寒而栗。这一妖魔化写法显然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这是典型的男性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种——把妇女描绘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在男权社会下，这样的女人就是妖的存在，她的惨死不值得同情，而且大快人心。对白嘉轩修塔的行为以及事后白鹿原重获安宁的叙述，便堂而皇之将被迫害致死的田小娥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凸显作者对“罪有应得”的认同，体现其男权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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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类与归纳考察与剖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具体女性形象是揭示其男权写作意识最基本的研究方式。关于《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分析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多数集中在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再进行归纳整理，以横向和纵向为脉络为读者呈现出《白鹿原》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与发展演变。（一）横向1被“物化”与“工具化”的女人作家陈忠实曾说道“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5]。“物化”即没有自我主体性。西蒙·波伏娃认为男性被视为完整绝对的象征体与主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所以，白鹿原上的女人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与物同等，被商品化，工具化，被男人用于交换，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白嘉轩迎娶的前6个女人，都带有浓重的商品性质：父亲卖掉女儿，来换的其所需求的利益。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人物是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她凄惨地诉苦道：“俺爸图了你家财礼不顾我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6]三姑娘的生命被父亲视为草芥，不值得留念，只要能得到钱财，死了也罢。这是何等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样，吴仙草作为父亲报恩礼品许配给白家，风流的田小娥被落魄秀才父亲卖给年已古稀的郭将军来维持家庭生计，都是商品性的体现。而女人的工具性，在男权社会中体现得更为露骨。首先女人是生育的工具，中国封建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婚姻的最大使命是传宗接代。吴仙草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迎娶时白家已由不得挑剔：“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7]这句话赤裸地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工具性。以及孝武媳妇被迫“借种生子”的荒谬行径，都暴露出男权社会认为的“女人是生育的机器，所做的只是她们份内之事”[8]的残酷的价值观。还有评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为合法的。田小娥作为郭将军的小妾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地成为泡枣和泄欲的工具。当她追求到自己的爱情时，却成为非法的，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被男权社会迫害致死。其次，女人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田小娥同样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工具性。年轻，娇艳的她是郭将军的泄欲工具，同样也是贪婪狡诈的鹿子霖借以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最后，女人是男人相互斗争与平衡权力关系的工具，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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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来报复白家。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家和鹿家这两大家族，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平衡与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关系。而女儿婚姻幸福生活的与否根本无关紧要，鹿冷氏被迫守活寡得“淫风病”惨死的结局也是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女性充当男人权利的争斗与斡旋的工具，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2被“异化”与“同化”的女人男权社会对女性不仅不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精神的残害。而这一残害的极致是将女人“男性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压制，以至于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下接受男权价值观，被“异化”与“同化”后成为自身的绊脚石与男权社会的帮凶。白嘉轩母亲白赵氏就是男性化女人的典型代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样的言论令女同胞不寒而栗，其女性本质特征被完全扭曲。评论者认为，每个女性受到先辈的压抑与摧残，“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年轻女性进行残害。周朔在2004年提到“她们自觉地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她就是男权社会的‘帮凶’”。[9]所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荼毒更值得深思。3被“圣母化”的女人王政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时间中的‘厌女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的模式化形象”。[10]于是，评论者在《白鹿原》中注意到，还存在着这样一批女人，她们温柔，端庄，贤淑，并恪守妇道。是白鹿原中的好女人。有学者发现陈忠实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更为深层的男权意识的产物。韩晓晶观点认为：“男人对女人色相的要求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女人的职责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11]作者深谙这一传统，塑造出白嘉轩和吴仙草，朱先生和朱白氏两对“典X”。朱白氏被朱先生相中成婚后，更为端庄，温柔，持重。“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12]这样的女性，她们任劳任怨，聪慧勤劳，对丈夫惟命是从，百依百顺，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性，自主性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她们是典型的传统母性形象，所以作者在文本住不自觉地赋予她们更多美好的道德品质，并对其大加赞扬。无论是仙草，朱白氏，还是鹿贺氏，她们的美好品德与容貌姿色都是男权价值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她们被认同的前提是自身性别立场的偏移，没有自身性别意识。4被颂扬的新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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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鹿原》中被作者肯颂扬的新女性，就是白灵。作者赋予该人物极大的期望，是白鹿的精魂与理想化的人物。她漂亮，可爱，赋有灵气，并拥有远大抱负追求，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勇敢追求自我的爱情与事业。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天资聪颖，主动接受新思想的熏染后怀有远大政治理想，最终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她的两段爱情纯洁美好，需求精神的高度契合，与爱人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而白灵的一生几乎找不到其个人过错，与性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女性最终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理想的毁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她是作家苦心孤诣打造地理想化女性，表现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但这样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统治的阴影，她的思想举动无法被接受，当她悔婚时，被父亲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她的傲然之气与不屈精神永远傲立在白鹿原上。女性主义评论者对作家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白灵形象的塑造仍不够饱满，存在着极大的性盲点，认为存在于鹿兆鹏的两性关系发展中：从白灵对鹿兆鹏从敬爱信赖的兄长之爱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爱情过于唐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两人极短时间内走向灵肉结合。评论者徐洪军指出“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的需要”。[13]所以这样的性盲点造成白灵性格发展的单薄，简单，绝对化。
（二）纵向《白鹿原》中演变的女性的意识以上四种女性形象是评论者用横向角度进行的归纳对比与总结。在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中，作者以纵向思维考察了《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提出《白鹿原》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演变与女性坎坷成长的观点。亦是让读者体察到一个稍显明朗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发展史。作者将女性意识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女性“被围”的阶段，她们是最为传统的女性，“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14]代表人物吴仙草，鹿冷氏。第二，是女性“挣扎”的阶段，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女性意识也在进步，小娥便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女性，她与黑娃的爱情是对传统封建道德藩篱的挑战，大胆追求最为本质的情爱与性爱。她的抗争犹如冻土下的暖意与黑暗中的曙光。第三，是“突围”的阶段，白灵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她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新思想文化的熏陶，拜托封建传统的压制，走上追求自由与革命的道路。她完全融入时代的大流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设定，是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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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步女性。综上所述，评论者认为，对陈忠实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女性意识的进步的察觉与展现，应给予肯定。
结语：从以上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对《白鹿原》从性别批判或女权主义批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作家男权化叙述方式与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归纳分类这两方面，主要从深层次文化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最基本与必要的，尽管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影响的研究，还有所空白。如果能更多的结合社会现状与宏观男权社会发展的视野上来解读《白鹿原》，来探讨女性生存现状，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层次地来审视《白鹿原》反映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1][2][6][7][12]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1993[3]吴梅芳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XX师专学报2002，（3）[4]曹书文：《＜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XX师X大学学报2004[5]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废都之谜：团结1993[8][9]周朔《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分析》XX社会科学2004[10]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11]韩晓晶《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XX日报1997-07-26[13]徐洪军《礼欲之间挣扎的灵魂——对＜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分析》XX学
院学报2010（1）[14]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教育（上）》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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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从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看《白鹿原》中不同背景下女性的心理诉求
作者：王鑫悦来源：《名作欣赏·学术版》2018年第7期
摘要：马斯洛被人称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之父”，其人本主义在精神分析学、行为主义之后，被称为第三思潮。西方价值观的传入为审视人物心理提供了另一种途径。《白鹿原》作为现当代长篇小说的巅峰之作，对陕西地区的人民生活做出了入木三分的刻画，其中对不同背景下的陕西本土女性的描写也各有不同。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观察《白鹿原》之中的女性形象似乎更有利于理解人物背后的意义。
关键词：需求层次理论《白鹿原》女性心理
女性在封建社会中似乎有一种不约而同的社会定位，这在《白鹿原》的开篇“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自豪的是一生娶过七房女人”便得以体现。不同定位下的女性有不同的命运，而不同命运下的女性自我实现的需求也是不同的。马斯洛的理论中心都是围绕“人”而展开，以人为中心即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他认为人的自我实现需要五个层次得以实现，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层次需要。在西方思想传入之前，封闭的关中平原上女性的需求从不被人重视。她们更像是男性身上的附属品，一种符号、一种象征。《白鹿原》中吴仙草便被作者赋予无限崇高、无限理想的形象。以仙草为代表的女性是被封建社会剥夺了灵魂的存在，她们生活在没有自我、没有信仰的生活之中。对于她们而言，自我实现与否在于是否得到男人、社会的肯定。这样失去独立人格的女性在封建社会是存在的常态，最低级的生理需求也只能依靠男人而得到。以《白鹿原》中几个典型的女性形象来看不同背景下的女性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诉求。
一、渴望尊重的“恶之花”
在《白鹿原》整部小说中出场的大约共有三四十个女性形象，出场或隆重或简单，其中最引人眼球的当属田小娥。田小娥在娇媚可人的少女时期便嫁给郭举人做小老婆，在物质资源贫乏的当时，郭举人给田小娥不仅带来了生理需求的满足，安全需求也得到了满足。在郭举人家里，田小娥虽然过得不幸福，但至少衣食无忧。然而她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郭举人只把她当作泄欲的工具和延年益寿的机器。作为女性，情感上的空虚使她的高级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尊严不断受到践踏使她渴望突破家庭的束缚。这一切都在遇到黑娃之后得到了改变，当青春期的少女遇到身强力壮的汉子，田小娥第一次享受到了内心期盼已久的欲望诉求，也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感和归属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被视为不守妇道的田小娥与黑娃私自出逃至白鹿原，受到原上世人的唾弃与鄙视。这种不平等的对待使田小娥的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都无法得到保障。由于从小被父亲变卖，后又受到郭举人的侮辱，田小娥的内心是极度渴望爱与被爱的。她对黑娃的情感，这种归属感使她自愿降低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的标准，委身于山脚下的土屋中。后来黑娃投身革命却成为土匪头子，为了了解更多关于黑娃的消息，帮助黑娃，田小娥答应了鹿子霖提出肉体交换的条件。黑娃的离开带走了田小娥的感情归属，低级需求也无法得到满足。而白孝文的到来又给田小娥带来了新的希望、新的保障。正是白孝文的到来，原上又多出一个悲剧人物，那就是孝文媳妇。原上的女人都恨田小娥，都怕她把自己男人的魂儿勾去，其中以孝文媳妇最恨，因此田小娥受到的唾弃和鄙夷也是最多的。她无比渴望能够得到原上人们的尊重，白灵第一次与田小娥相见，便说了一句“嫂子好漂亮”。这使田小娥无比激动，这是第一次有女性平等地对待她，对她进行
肯定。这一次的对话使田小娥感受到了自己的价值和尊严，也可以说是田小娥的第一次自我实现。
田小娥对于生活、对于感情、对于欲望都有一种奋不顾身的释放与决绝。她的义无反顾在重重的封建礼教之下显得尤其格格不入。食物、财产等生理、安全这样的低级需求似乎在田小娥的眼里都是可有可无之物。她唯一追逐的是情感归属的需求，唯一渴望的是被人尊重的高级需求。渴望平等，渴望尊重不仅代表了田小娥本人，更是封建礼教下女性的集体追求。
二、渴望爱的“镣铐舞者”
若说田小娥的命运是悲剧的，那么至少她还有人爱过。真正的不幸是无爱。活在人世间却发现没有人真正地爱着自己，就连自己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幸福。可悲的是，这正是封建社会大多数女性生活的真实写照。
作者在《白鹿原》中写了许许多多的悲剧女性，却没有一个比冷秋月更加无助、更加悲凉的存在。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受人尊敬的中医，良好的医德也深受人们的爱戴。冷秋月作为冷先生的大女儿，在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方面肯定是可以得到保证的。她的不幸命运是在嫁给鹿兆鹏那天开始。鹿兆鹏作为一个受过新式教育的先行者，是十分厌恶包办婚姻的。尽管他被鹿子霖用三个耳光被迫举行了婚礼，实际上，他从未与冷秋月有过夫妻之实。这种做法被鹿兆鹏美其名曰是对冷秋月的尊重，其实在当时那个吃人的社会，这种举动无疑是对妻子无言的嘲讽与刺激。冷秋月在思想观念上始终遵循着传统封建的女性贞洁观，但作为一个正常的女性，她又渴望着在肉体上获得满足。欲望受到限制，行动必然受阻。她慢慢开始嫉妒田小娥，幻想着黑娃在她身上“发羊癫疯似的抖”，到后来甚至渴望公公鹿子霖的抚摸，这是她内心欲望的挣扎。冷秋月长久地对自己的欲望进行有意克制加上社会重重压力下的禁锢，这位恪守妇道的冷家大小姐终于冲破了禁忌，打破了束缚已久的理性伪装。是的，她疯了，她患上了所有人都难以启齿的淫疯病。冷酷的人们没有想过她在无数个夜里饱受的孤寂滋味，甚至连她最信任的父亲在此刻想的也是如何避免旁人曲解了女儿的疯话。我想鹿冷氏在发疯的这段时间才是最快乐的吧，她终于说了想说的话，做了想做的事，尽管短暂，尽管不堪，这也许是她喝下父亲送来的毒药前的一次简短的自我实现。她是这原上疯狂的舞者，用自己年轻短暂挣扎的一生跳出了女性对欲望的呼唤。
三、渴望自我的“原上白鹿”
白灵与白鹿原上所有的女子都不同，她作为白嘉轩最小的女儿，收获了父亲最多的爱。吃穿不愁，家庭富裕使白灵生理需求、安全需求都得到了保障。甚至在父亲的默许下，她还上过学堂，受过教育。然而正因为接受了新思想、新教育，白灵不愿接受父母安排的包办婚姻。她不顾一切地奋起反抗，甚至在墙上凿出一个洞口以便逃跑。身为族长的白嘉轩作为封建礼教的固守者给了女儿受教育机会的同时，也为他们父女俩的关系分裂奠定了基础。
篇三：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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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权主义批评视角对《白鹿原》的文本解读
——女权主义理论批评下对陈忠实《白鹿原》研究的综述陈默雨摘要：《白鹿原》自问世以来，其中对女性形象的书写引起了评论界的广泛研究与讨论，尤其以女权主义理论进行批评的文章如汗牛充栋。有的是针对作家的男性化叙事策略的批判，也有的是对典型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与归纳。通过《白鹿原》展现出的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我们既能看到作家潜意识下流动的男权思想，也能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宗法制(男权主义)对女性的禁锢与戕害。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男权主义，女性形象陈忠实小说《白鹿原》以其深刻厚重的历史洞察力展现了渭河平原风云变幻50年的历史变迁。小说中人物众多庞杂，形象饱满丰富。其中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具体塑造与作者的男性化叙述策略引来女权主义批评界的广泛关注与研究。接下来试从众多相关评论文章中析取观点，来发掘女权主义批评界对《白鹿原》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解读。一、对作家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评论界对陈忠实《白鹿原》中男性化叙述角度的批评是基于80年代崛起的女性主义“身份”批评理论，该理论认为任何作者的写作，评论者的批评，读者的阅读，其视角，观点都会盖有“身份”的印章。而其实质是传统文化的体现与社会的建造。《白鹿原》浸染着浓厚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而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内涵是宗法文化：其核心是皇权与族权，以忠孝为根本，奉行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人的个性发展与本能欲望进行残酷压制，而这样的宗法文化更是绝对的男权文化。在这样的思想主导下写作的男性作家，文本渗透着浓重的男权意识，而《白鹿原》正是一部“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1人物塑造方式可以看到作家对主要男性人物赋予极大的人格魅力，在人物塑造方面下大力度，更多的是给予正面描写。白嘉轩是作家最为青睐的人物之一，他仁义正直，中正不阿，在白鹿原上具有极高威望，对打断他腰杆的黑娃以德报怨，在其危难时出面相救。他终其一生在奉行着仁义之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家对白嘉轩的美好品格大加颂扬，无法掩饰对这个人物的喜爱。朱先生，白鹿原上的大儒，作者甚至将其“神化”，多年苦心孤诣地钻凿程朱理学，学识渊博，修养极高，在白鹿原上创办的白鹿书院，教书讲学，弘扬儒家文化。他亦是百姓心中的先知，“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里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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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冷先生，是白鹿原上很有威望的名医，兼有高超的医术与高尚的医德，镇定自若，胸有成竹，不焦急不怠慢。百姓对冷先生的膜拜与信任是无条件的。“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者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属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莫可奈何”。[2]作家毫不吝啬地赋予男性人物高尚的品质，超群的智慧，渊博的学识，以夸张与绝对化的手法进行描摹。使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下意识地对男性人物产生敬畏与崇拜之情。
相反，作家在女性人物的塑造上并没有不吝笔墨，反而让读者感到人物的单一化与类型化。女性在作品中充当配角，各式各样的女性人物在这部史诗般的作品中处于边缘地位，可见作家默许了一个事实:白鹿原是一部属于男人的史诗。吴梅芳（2002）指出：“在作家看来，无疑只有像白嘉轩这样腰杆挺得很直的仁义之士，才能支撑的起中华民族的脊梁骨，才是民族文化的中流砥柱，而在这其中，根本看不到找不到一个女性名字”。[3]女性在作品中只是充当符号，没有独立主体性，她们的结局大都是毁灭。她们在作品中是失声者，白嘉轩的前几任妻子就是这样的失声者，因为她们没有为白家留下子嗣，没有贡献，她们的死也便轻如鸿毛。这正是迎合了男人所掌管的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女人没有个人意志，被排斥在男权社会之外，沦为“他者”，并依附于男人而活，无论女人是顺从还是叛逆，结局都会毁灭于男权社会的屠刀下。顺从地被榨干劳力与尊严，便可忍辱归西。而叛逆者更是他们眼中容不下的沙子，必须斩草除根并永世不得超生。
善良，贤德，聪慧的白吴氏，作为族长的妻子，仍无法得到社会的肯定：她一生也没有资格进祠堂拜祭先祖，临死前想见女儿最后一面的愿望也被丈夫无情剥夺，而孝文媳妇作为族长家的大媳妇，竟然像狗一样没有尊严的饿死，也无法想象普通人家的妇女是怎样如蝼蚁般地活着。更不用说叛逆与充满野性的田小娥，她的出现另男权社会感到惊恐，她带着最为原始的生命力，勇敢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撕开男权社会对女性禁锢的天罗地网，大胆追求本能性爱的满足与真挚的爱情。而这样的女人被视为不可原谅的祸害。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以被公公刺死的结局收场。作家在对女性特质与生存状态的描写上带有很多盲点或者不愿意给予过多解释，在对其生存现状进行叙述时，口吻是冷静与挑剔的，话语中看似充满同情，却又任无情冷酷的意识在文本中肆意流动：在这一过程中，作家默许了其苟且着活，悲惨着死的合法性。不管白嘉轩，朱先生，冷先生之流的形象多么高大，但是他们在对待女性问题上具有相同的一致性——冷漠与残酷，而这一人性劣点却不会给他们的人格上带来本质影响，因为女人是不值一提的，地位如牲畜一般，鹿冷氏被父亲下猛药致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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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件血淋淋地体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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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书文2004年提到“对因自己所导致的女儿的悲剧没有丝毫反省，所谓德高望重的冷先生在对待女儿的感情与生命问题上所显示出来的自私与冷酷被叙事者无足轻重地一笔带过，其性别上的男权立场是非常明显的。”[4]作者对女人的事业，爱情，人生价值都鲜有提到，女人就如一片白纸，正应了封建伦理道德的箴言：女子无才便是德。
文本中对女性的赞扬与肯定也凸显着作家的男性化视角。受男权社会“认同”的女性具有温柔贤淑的性格，忠贞纯洁的品质，以及美丽的容貌。这是主流的男性文学叙述方式，完全以男人的审美取向来划定理想的女性形象，事实的残酷被虚伪的颂赞所掩饰。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社会性别角色是男人的贤内助，她们居于幕后，帮助男人获得成功并烘托其价值，而她们本身却没有任何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性。《白鹿原》中的吴仙草，朱白氏都是这一形象的典范。这一形象的书写在下文中会进行详细综述。
2性的描写要探讨女性，必然会涉及到性的问题。尤其在封建传统社会中，女性仅有的价值的实现的可能是与性不可分割的，她们负责传宗接代，经过性事，才可实现这一“抱负”。作者对白嘉轩前六个女人的描摹仅停留在与其的性事上，草草勾勒，便可结束。生命的消亡被一笔带过，被“符号化”，成为让白嘉轩引以为豪壮的“勋章”，彰显其绝对中心地位。对六个女人的书写以性事，身体，为对象，这样的描写会让读者产生女人活着的意义只是性事的载体的错觉，事实上这是有悖于女性人格意志的攥写——她们的存在仅此是为了烘托男性的力量。而田小娥充当了性的牺牲品。年轻俊俏的她沦为郭将军的妾，低贱卑微地作为他延年益寿和满足性欲的工具。文本中的性描写大多集中在田小娥身上，以她为中心的性关系网是复杂的，她身上散发的性魅力令男人着迷又心有余悸，叙述者将发生在田小娥身上的性事写得大胆而直露，充分显示出对这一人物设定的风流魅惑与妖冶，告诉读者她是白鹿原上的荡妇。小娥被害死后，化为妖魔鬼怪给白鹿原带来瘟疫大灾，关于其阴魂不散的写令读者不寒而栗。这一妖魔化写法显然是叙述者有意而为之，这是典型的男性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的“厌女现象”的一种——把妇女描绘成怪物的模式化形象。在男权社会下，这样的女人就是妖的存在，她的惨死不值得同情，而且大快人心。对白嘉轩修塔的行为以及事后白鹿原重获安宁的叙述，便堂而皇之将被迫害致死的田小娥塑造成邪恶的化身，凸显作者对“罪有应得”的认同，体现其男权化立场。
二、女性人物形象塑造的分类与归纳考察与剖析男性作家笔下的具体女性形象是揭示其男权写作意识最基本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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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分析研究的文章不在少数，多数集中在挖掘人物形象背后的深层文化内涵，再进行归纳整理，以横向和纵向为脉络为读者呈现出《白鹿原》中女性生存状态的客观现实与发展演变。
（一）横向1被“物化”与“工具化”的女人作家陈忠实曾说道“女性的历史是被压抑，被扭曲，被物化的历史，女人在强大的男权文化的统治与遮蔽中，也逐渐地将这种外在强制性规定内在化，心理化，从而心甘情愿地扮演社会为她规定的角色”[5]。“物化”即没有自我主体性。西蒙·波伏娃认为男性被视为完整绝对的象征体与主体，而女性则被贬为“他者”。所以，白鹿原上的女人她们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人，她们与物同等，被商品化，工具化，被男人用于交换，以此发挥其应有的使用价值。白嘉轩迎娶的前6个女人，都带有浓重的商品性质：父亲卖掉女儿，来换的其所需求的利益。体现这一点最明显的人物是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她凄惨地诉苦道：“俺爸图了你家财礼不顾我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6]三姑娘的生命被父亲视为草芥，不值得留念，只要能得到钱财，死了也罢。这是何等灭绝人性的行为。同样，吴仙草作为父亲报恩礼品许配给白家，风流的田小娥被落魄秀才父亲卖给年已古稀的郭将军来维持家庭生计，都是商品性的体现。而女人的工具性，在男权社会中体现得更为露骨。首先女人是生育的工具，中国封建文化认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婚姻的最大使命是传宗接代。吴仙草是白嘉轩的第七房女人，迎娶时白家已由不得挑剔：“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7]这句话赤裸地表现女性生存状态的工具性。以及孝武媳妇被迫“借种生子”的荒谬行径，都暴露出男权社会认为的“女人是生育的机器，所做的只是她们份内之事”[8]的残酷的价值观。还有评论者持有这样的观点：妻子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须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才能成为合法的。田小娥作为郭将军的小妾是合法的，“名正言顺”地成为泡枣和泄欲的工具。当她追求到自己的爱情时，却成为非法的，背负着“婊子”“烂货”的骂名被男权社会迫害致死。其次，女人是男人泄欲的工具，田小娥同样淋漓尽致体现这一工具性。年轻，娇艳的她是郭将军的泄欲工具，同样也是贪婪狡诈的鹿子霖借以满足自己淫欲的工具。最后，女人是男人相互斗争与平衡权力关系的工具，田小娥被鹿子霖利用，勾引白孝文来报复白家。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白家和鹿家这两大家族，其用心不言而喻：为了平衡与白鹿原上两大家族的关系。而女儿婚姻幸福生活的与否根本无关紧要，鹿冷氏被迫守活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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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淫风病”惨死的结局也是正是印证了这一点。可见，女性充当男人权利的争斗与斡旋的工具，是不折不扣的牺牲品。
2被“异化”与“同化”的女人男权社会对女性不仅不仅是身体的残害，更是精神的残害。而这一残害的极致是将女人“男性化”。对女性进行残酷的压制，以至于没有任何喘息机会。使其在潜移默化下接受男权价值观，被“异化”与“同化”后成为自身的绊脚石与男权社会的帮凶。白嘉轩母亲白赵氏就是男性化女人的典型代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这样的言论令女同胞不寒而栗，其女性本质特征被完全扭曲。评论者认为，每个女性受到先辈的压抑与摧残，“多年媳妇熬成婆”后，再以同样的方法，对年轻女性进行残害。周朔在2004年提到“她们自觉地维护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可以说她就是男权社会的‘帮凶’”。[9]所以，男权社会对女性思想的荼毒更值得深思。3被“圣母化”的女人王政认为，“女性主义批评的初期阶段，主要揭露文学时间中的‘厌女现象’，即在文学作品中把妇女描绘成天使或怪物的模式化形象”。[10]于是，评论者在《白鹿原》中注意到，还存在着这样一批女人，她们温柔，端庄，贤淑，并恪守妇道。是白鹿原中的好女人。有学者发现陈忠实对女性理想形象的塑造，其实是更为深层的男权意识的产物。韩晓晶观点认为：“男人对女人色相的要求和女人对男人才华的企望这两方面体现的是一个千古不变的男权主义观念……女人的职责是扶助男人成功，因而她必须具备的品质是美丽，温顺，贞洁——男权的女性性别角色期望。”[11]作者深谙这一传统，塑造出白嘉轩和吴仙草，朱先生和朱白氏两对“典范”。朱白氏被朱先生相中成婚后，更为端庄，温柔，持重。“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12]这样的女性，她们任劳任怨，聪慧勤劳，对丈夫惟命是从，百依百顺，是男人心中的理想女性。而这样的女性形象是建立在女性主体性，自主性被剥夺的基础上，是对女性主体地位的一种忽视。她们是典型的传统母性形象，所以作者在文本住不自觉地赋予她们更多美好的道德品质，并对其大加赞扬。无论是仙草，朱白氏，还是鹿贺氏，她们的美好品德与容貌姿色都是男权价值对女性性别角色的期望。她们被认同的前提是自身性别立场的偏移，没有自身性别意识。4被颂扬的新女性在《白鹿原》中被作者肯颂扬的新女性，就是白灵。作者赋予该人物极大的期望，是白鹿的精魂与理想化的人物。她漂亮，可爱，赋有灵气，并拥有远大抱负追求，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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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追求自我的爱情与事业。与生俱来的反叛意识，天资聪颖，主动接受新思想的熏染后怀有远大政治理想，最终走上国民革命的道路。她的两段爱情纯洁美好，需求精神的高度契合，与爱人的结合是灵与肉的结合。而白灵的一生几乎找不到其个人过错，与性格上的缺陷。但这样的女性最终成为共产党内部斗争的牺牲品，她的毁灭是理想的毁灭，给人以强烈的震撼。她是作家苦心孤诣打造地理想化女性，表现作者对一种新文化的追求。但这样的女性仍然摆脱不了男权社会统治的阴影，她的思想举动无法被接受，当她悔婚时，被父亲毫不留情地赶出家门。她的傲然之气与不屈精神永远傲立在白鹿原上。女性主义评论者对作家塑造这一人物形象给予了肯定，但是仍有学者指出，白灵形象的塑造仍不够饱满，存在着极大的性盲点，认为存在于鹿兆鹏的两性关系发展中：从白灵对鹿兆鹏从敬爱信赖的兄长之爱转变为两情相悦的爱情过于唐突，没有什么感情基础两人，两人极短时间内走向灵肉结合。评论者徐洪军指出“小说在作者的引导下成功地完成了‘革命’话语对爱情话语的置换，爱情被‘革命’遮蔽。爱情的内容因而被改写：相爱不是因为；两情相悦而是因为‘志同道合’的革命的需要”。[13]所以这样的性盲点造成白灵性格发展的单薄，简单，绝对化。
（二）纵向《白鹿原》中演变的女性的意识以上四种女性形象是评论者用横向角度进行的归纳对比与总结。在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中，作者以纵向思维考察了《白鹿原》中的女性形象，提出《白鹿原》展现了中国近现代女性意识的艰难演变与女性坎坷成长的观点。亦是让读者体察到一个稍显明朗与具有进步意义的女性发展史。作者将女性意识发展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女性“被围”的阶段，她们是最为传统的女性，“笃信一切先人们遗留下来的道德行为准则，牢固地恪守着长辈传下来的古朴而陈旧的传统美德”。[14]代表人物吴仙草，鹿冷氏。第二，是女性“挣扎”的阶段，民族历史演变进程中，女性意识也在进步，小娥便是一个更为先进的女性，她与黑娃的爱情是对传统封建道德藩篱的挑战，大胆追求最为本质的情爱与性爱。她的抗争犹如冻土下的暖意与黑暗中的曙光。第三，是“突围”的阶段，白灵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人物。她是新时代的新女性，接受新思想文化的熏陶，拜托封建传统的压制，走上追求自由与革命的道路。她完全融入时代的大流中，超越传统性别角色设定，是女性意识最为强烈的的进步女性。综上所述，评论者认为，对陈忠实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女性意识的进步的察觉与展现，应给予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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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从以上研究综述中可以看出，对《白鹿原》从性别批判或女权主义批判的研究多集中在对作家男权化叙述方式与对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和归纳分类这两方面，主要从深层次文化角度出发，这当然是最基本与必要的，尽管相关的评论研究文章已经很多，但是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方面对女性的生存现状的影响的研究，还有所空白。如果能更多的结合社会现状与宏观男权社会发展的视野上来解读《白鹿原》，来探讨女性生存现状，能够使我们更进一步深层次地来审视《白鹿原》反映社会现实与民族历史的深刻内涵。
【参考文献】[1][2][6][7][12]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3]吴梅芳试论《白鹿原》的男权意识宁德师专学报2002，（3）[4]曹书文：《＜白鹿原＞男权文化的经典文本》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5]陈忠实关于《白鹿原》的答问北京：废都之谜北京：团结出版社1993[8][9]周朔《物化的存在——＜白鹿原＞女性生存状态分析》广西社会科学2004[10]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11]韩晓晶《复苏的性别——后新时期女性主义小说探索》天津日报1997-07-26[13]徐洪军《礼欲之间挣扎的灵魂——对＜白鹿原＞中女性人物形象的性心理分析》新乡
学院学报2010（1）[14]史林盈《＜白鹿原＞女性意识的演变》《文学教育（上）》2007（10）
（注：可编辑下载，若有不当之处，请指正，谢谢!）
篇四：白鹿原中女权主义的体现
多重批评理论视野下的《白鹿原》文本解读--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十年研究综述
李慧;汤玲
【期刊名称】《唐都学刊》
【年(卷),期】2005(021)001
【摘要】无论就<白鹿原>的思想容量、文化内涵、历史深度,还是艺术表现,都足以显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创作实绩.从社会历史学角度,它构建了史诗性的宏大叙事;从女权主义出发,它描绘出一个"黯然失色的女性世界";在文化研究方面,它的文化关照可以启发读者诸多反思.
【总页数】4页(P14-17)
【作者】李慧;汤玲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西安,710049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4
【相关文献】
1.史志意蕴·史诗风格——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J],蒋瑞2.论肖洛霍夫对陈忠实小说创作的影响——以《静静的顿河》和《白鹿原》为例[J],杜和平3.在民族史与个体史之间——评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J],李振
4.小说语言形态及其文本意义的阐释——以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为例[J],李延玲5.意义世界的呈现与消逝——对陈忠实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再解读[J],蒋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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