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9篇

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9篇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到见解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9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到见解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使美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

　　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中文版序1997年已近岁尾时刻访问美国，有机会和前美国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博士晤谈。

　　我告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同行已将他的新著《大棋局》译成中文，即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他听后非常高兴，并希望向中国的读者致以诚挚的问候。

　　布热津斯基博士一再强调发展美中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意义。当前美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对今后美中关系发展前景存在着分歧。克林顿政府为了对付国内的压力，一时难以制订长远的、全面的对华政策。但是美国多数决策者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兴起的大国，反对遏制中国，主张通过积极和建设性的接触政策，发展与中国的关系。

　　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全世界占有军事优势，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尖端科技领域地位领先，“美国文化”具有吸引力。不过美国不仅是第一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最后一个超级大国。他预计到2015年左右，美国将失去世界霸权地位。在此之前，为了未雨绸缪，需要早作准备，建立符合美国利益的国际秩序。为此，美国必须防止另一个超级大国的兴起，和任何一种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反美联盟的出现。

　　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全球战略构想将欧亚大陆看作关健地区。他列出欧亚大陆地缘战略国家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各五个，对它们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发展前景、政策走向以及同美国的利害关系一一作出分析判断，并就美国对它们的政策提出建议，其中有关中国的评述占有较大篇幅。对于布热津斯基博士的各种看法，我相信中国的读者读过本书后会作出自己的判断。

　　杨成绪1998年1月6日于北京Z·K·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卷首语布热津斯基博士1997年夏给我寄来他的新著《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的校样本，读后觉得这是一本论述美国当前和长远欧亚战略的重要著作。作为美国的一位主要战略思想家并曾担任过民主党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布热津斯基博士，写这部书的目的是为美国提供一整套可供选用的战略构想。布热津斯基博士在综合分析欧亚大陆地缘战略重要性和存在的问题时，提出了不少既有广度又有深度的独到见解，着重分析了美国的霸权或世界首要地位的特征、范围和深度，欧亚各大国的现状和发展前景，如何周旋于各大国之间而使美国处于最有利的地位，以及中国在美国对欧亚的战略中所处的关键性地位。这部著作为注意世界战略格局变化的人们提出了许多很有参考价值和可能引起争议的看法。这本书之所以命名为《大棋局》，是因为布热津斯基把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这片欧亚大陆视为一个地缘战略大棋盘，是既决定世界今后的稳定与繁荣，又决定美国保持世界主导地位的中心舞台。布提出：美国作为不同于过去所有帝国的一种新型霸权，就是要在法、

　　德、俄、中、印这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和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土耳其、伊朗这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之间纵横摔阂，以在欧亚大棋局中保持主动，实现领导。为保持并尽量延长美国在欧亚亦即在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要依靠西头的大欧洲民主桥头堡和东头“必将成为地区主导大国”的大中华。在内外因素制约下，美国对外不宜抱过高姿态，而应主要同五个地缘战略国家在不同领域中、不同程度上和以不同方式增进或建立盟友或伙伴关系。

　　下面就两个重要问题做些评述。一、中国问题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到2020年会成为“地区主导大国”，在亚太地区拥有一个势力范围或受别国敬服的范围，而不可能成为在各个主要领域都富于竞争力的全球性大国，尽管中国可能有此抱负。他反对过高估计中国的竞争力和据此得出美国应该采取遏制中国政策的结论。他认为，对美国的中长期欧亚地缘战略来说，同中国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是不可或缺的条件。他固然希望中国能走向所谓“民主化”和“自由市场化”，认为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但他并不以此为中美合作的前提，而是更重视中国的对外行为。他认为美国应接受中国的影响和威信在亚太地区必然上升这一前景，还应看到美中在东北亚和中亚有共同的地缘政治利益。他说，中国当前的目标是希望看到美国因在亚太力量减弱而需要以中国为伙伴和盟友，其实中国也应该把留在亚太的美国看成天然盟友。他认为美中关系恶化会对整个亚太地区和美国的欧亚战略产生严重后果，因而应该尽力避免这一前景。总的看来，他对中国的有些估计和对中美关系的观察和分析还是比较现实的。但书中对中国社会制度的看法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中国一定会发展壮大，这已为举世所公认。但不管中国多么强大，它都不会去争夺所谓主导权，无论是地区的还是全球的，因此势力范围的概念是和它套不上的。当然，随着国力的逐步增强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日益深化，中国在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事务中势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地区的繁荣与稳定，对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同周边国家也会不断增进睦邻友好的合作关系。如果说中国因此进一步受到邻国的尊重，那倒是合乎逻辑的。但是国与国间的尊重从来都是相互的。一国对别国不够尊重肯定换不来别国对自己的更多尊重。在亚太地区，中国追求的是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无意于经营什么影响范围。其实，在各大国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只是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和雅尔塔体制下的观念和实践，理应随着时代的变化遭到彻底的摒弃。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自己也绝不称霸，这一立场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不会像一些外国评论家所认定或担心的那样，随着国力的增强而变得日益独断专行和咄咄逼人。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着诸多共同利益，两国应该避免冲突，寻求合作。布热津斯基博士的这些看法无可非议。但是他的关于中美可能发生冲突以及导致冲突的原因等分析判断，就大可商榷了。他说，中国所以“把美国视为敌手”，同美国对中国的国内政治有所保留以及美国和台湾有紧密的联系相关。其实，中国只是要求美国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和阻挠中国统一，主张平等相处，互利合作，并没有把美国视为敌手，更不认为中美有必然发生冲突的根源。中国不干涉美国的内政，不认为美国的政体发生什么变化事关中国的国家利益，不寻求在亚太地区损害美国的合法利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和作用是增强还是减弱，取决于美国的行为和政策是否有利于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基本政策是一国两制、和平统一。这应该是符合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的。当然，如果美国视台湾为它的势力范围，要长期保持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阻挠中国的统一，那就另当别论了。二、美国的世界地位问题布热津斯基博士认为，美国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美国霸权是新型的，不同于过去一切帝国那样是建立在直接控制基础之上的；美国建立冷战后世

　　界秩序的构想源于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模式，其实现主要是借助美国价值观和制度对其他国家的间接影响；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多元社会和社会思潮所具有的某些特点，以及美国经济实力继续相对下降的趋势，它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没有能力或没有意愿对外运用其实力的超级大国。他认为美国的欧亚地缘战略目标是要防止在这里出现一个能够主导欧洲或亚洲从而向美国提出挑战的大国，还要防止欧亚主要国家相互间形成排斥美国的联合；美国应使欧亚的力量均衡，有利于保持美国政治仲裁者的地位。

　　这些看法不兔使人产生两点疑问和感想。首先，像美国许多现实主义学者一样，布热津斯基博士也看到美国内部以至整个西方世界内部有许多令他们担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同他认为美国所应有的全球抱负有着很大的矛盾。他在另一部著作《失控——21世纪前夜的全球动荡》中，就已经谈到美国社会解体的危险和所存在的精神危机，指出连成熟的民主社会也蕴育着自己的抗体，美国社会不能成为世界楷模，道义上经济上都是如此。在《大棋局》一书中他又提到：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主导文化已日益为个人享乐主义和（对社会责任的）逃避主义所主宰；美国已越来越难以为长期保持在世界的领导地位而在国内取得必要的政治共识。这种发展显然与美国在国外持续行使霸权不大合拍。但是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美国的全球性大国地位要通过美国设计的全球性体系得到实现，而这一设计反映的则是美国国内的经验。既然看到美国的国内经验并不完美，他对于建立起美国期望看到的全球性体系的信心大概也不会很强。鉴于他认为在十年或更长的一段时间内，还没有任何力量中心会对美国的全球抱负构成重大挑战，那么，这段时期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否主要来自内部呢？若然，这种担心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其次，美国同其他国家发展良好关系和其他国家相互之间增进关系以至联合有什么矛盾？布热津斯基说，中、俄和伊朗的反霸联合是最危险的；中日联合的潜在影响更大；在遥远的未来，欧洲在大分化大改组中出现德俄勾结或法俄和解也不无可能。不过他认为这些情景在近期内都不致出现。很明显，这些担心都是以美国要领导世界和维护全球霸权为出发点的。这才能得出反霸就是反美，也就是对美国的威胁这样的结论。其实冷战后的国际秩序应该是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和平共处，友好合作，不应再有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分。如果一个国家推行霸权主义、干涉别国的内政和指挥别国的对外活动，那自然会遭到别国的反对。正是美国自身的霸权行为必然激发对这种行为的挑战。可以预期，随着多极化的迅速发展，反对霸权主义的声势和规模会越来越大，霸权主义会越来越孤立。这应被看作国际社会进步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表现。另外还应看到，随着两极格局的崩溃，国家关系已不再是零和游戏，也不再是非此即彼——不是站在这一边就是站在那一边。就是大国关系，也有相互制约和相互促进的两面。两个大国关系的改善和合作，对其他大国既有制约作用，更可能促进同它们两方关系的发展。如果抱着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不放，大国之间加强和扩大针对特定对象的军事同盟，那只能对国际关系产生消极影响。如果各国都采取明智作法，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发展倒是有可能导致一种双赢、多赢以至普遍赢局面的出现。上面就中国和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作用这两个问题谈到的一些看法，当然不能涵盖全书的主要内容。《大棋局》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更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读后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到不同的收获和理解。作者作为美国的政治家，其不少观点是我们所难以苟同的。这本书的中文译本出版发行后，肯定会在中国读者中受到重视，引起更多的讨论。中文译本能够比较及时地出版发行，应该归功于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昕社长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杨成绪所长。没有他们的组织领导，就没有现在的这部中译本。华东师范大学人文

　　学院院长冯绍雷教授在出版社和研究所的沟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金君降、潘同文、叶正佳、王海涵、元简、董漫远、李碧建、荣鹰等同志在繁忙的研究工作之外分担了翻译工作，最后由副所长周兴宝研究员审校定稿。感谢他们为中译本付出的辛勤劳动！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宋以敏Z·K·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引言超级大国政治自从世界各大洲在大约五百年前开始在政治上相互影响以来，欧亚大陆一直是世界力量的中心。当一些个别的欧亚大陆国家取得特殊地位并且享受身为世界首要国家的特权时，居住在欧亚大陆上的一些民族——虽然大多是居住在这一大陆的西欧周边的民族——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方式渗入和控制了世界其他地区。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中，世界事务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一个非欧亚大陆国家破天荒第一次不仅是作为欧亚大陆大国关系的主要仲裁者，而且也是作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国出现了。苏联的失败和崩溃是一个西半球大国美国迅速上升为唯一的而且的确也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的进程中的最后一步。可是，欧亚大陆依然保持着它地缘政治的重要性。不仅它的西部周边——欧洲——依然是世界大部分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所在地，而且它的东部地区——亚洲——最近也成了经济增长和政治影响上升的极其重要的中心。因此，在全球都进行了介入的美国如何应付复杂的欧亚大陆的大国关系——特别是美国是否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的出现——对美国在全球发挥首要作用的能力依然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除了培育力量的各种新领域（技术、通讯、信息以及贸易和金融）之外，美国的对外政策还必须继续关注地缘政治问题，而且必须在欧亚大陆运用它的影响，以建立一种以美国为政治仲裁者的稳定的大陆均势。这样，欧亚大陆就成了为争夺全球首要地位而继续进行斗争的棋盘。这一斗争中包含着地缘战略——即对地缘政治利益作战略上的掌管。值得注意的是，近在1940年，两个渴望获得全球性力量的人阿道夫·希特勒和约瑟夫·斯大林（在那年11月的秘密谈判中）达成明确的协议：美国应被排除在欧亚大陆之外。他们两人都认识到美国力量注入欧亚大陆将会阻止他们征服全球的野心。他们两人都同意欧亚大陆是世界的中心而谁控制了欧亚大陆也就控制了世界这一假定。半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已有了新的含义：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能否持续下去和美国的首要地位会为何目的而使用?美国政策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亚大陆地缘战略是本书的目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1997年4月Z·K·布热津斯基

　　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第一章新型的霸权霸权像人类一样古老。但是美国当前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它形成的飞快速度、涵盖的全球性范围以及使用的方式上，却都有自己的特点。在仅仅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既改造了自己也受国际动态的改造——从一个相对孤立于西半球的国家，变成一个影响和控制力前所未有地遍及全世界的大国。通向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的捷径1898年的西班牙——美国战争，是美国在海外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性战争。这场战争使美国的力量深入太平洋，越过夏威夷，到达菲律宾。到十九世纪末，美国的战略家们已在忙着创立主宰两大洋的学说，而美国海军已经开始向英国“统治着海洋”的观念提出挑战。美国声称它享有西半球安全的唯一保护人的特殊地位。这一点是门罗主义在十九世纪早些时候就已提出的，而且后来又为美国所称的“天定命运论”证明是合理的。美国的这一要求甚至还被巴拿马运河的开通而进一步加强。巴拿马运河有助于海军对大西洋和太平洋这两大洋的控制。美国经济的迅速工业化为美国地缘政治抱负的膨胀提供了基础。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美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力量已经大约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33％，使美国取代英国而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的这种突出的经济活力是由一种崇尚试验和创新的文化培育出来的。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为雄心勃勃的和不迷信传统偶像的发明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些发明家在追求他们个人的梦想时，不受旧时的传统特权或死板的社会等级制度的约束。总之，美国的民族文化绝无仅有地适宜于经济增长。这种文化吸引和很快地同化了来自海外的最有才能的人，从而也促进了国家力量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为把美国军事力量大量投放到欧洲提供了第一个机会。一个在那以前一直相对孤立的大国迅速地把它的数十万军队运往大西洋的那一边。这次跨越大洋的军事远征在规模和范围上都是空前的，标志着在国际舞台上出现了一个新的主要角色。同样重要的是，这次世界大战还促使美国第一次作出重大的外交努力，运用美国的原则来寻求欧洲的国际问题的解决。伍德罗·威尔逊的著名的十四点计划表明，美国的理想主义注入了欧洲的地缘政治，而且美国的理想主义又由于美国的力量而得到加强。（在这之前的15年，美国在解决俄国与日本在远东的一次冲突中曾经起过主要的作用，从而展现了美国日益上升的国际形象。）美国的理想主义与美国的力量的融合，使人们感觉到了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存在。可是，严格地说，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主要是一次欧洲战争，而不是一次全球性战争。但是这次大战自我毁灭的特性标志着欧洲对世界其他部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优势开始告终。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欧洲大国能够决定性地占上风——而这次战争的结果却深深地受到一个正在倔起的非欧洲大国美国卷入的影响。从此以后，欧洲越来越成为全球大国政治的客体，而不是主体。然而，美国对世界的这次短暂领导，并未导致美国对世界事务继续不断的介入。美国反而很快地退回到自我满足的孤立主义与理想主义相结合的那种状态。虽然到了20年代中期和30年代初期，极权主义正在欧洲大陆积聚力量，美国这个大国——那时已经拥有一支强大的能够在两大洋作战的舰队，并明显地超过了英国海军——仍然保持不介入的态度。美国人更喜欢当全球政治的旁观者。与那种倾向一致的是，美国的安全概念是建立在把美国看作是个大陆岛这一观点的基础

　　上的。美国的战略集中在保护它的海岸，因而在范围上只限于本国，很少考虑国际或全球的问题。在国际舞台上起决定性作用的演员仍然是各欧洲大国和正越来越突出的日本。

　　世界政治中的欧洲时代的最后终结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这是第一场真正的全球战争。它在三大洲同时进行，又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上进行着激烈的争斗。当英国士兵和日本士兵——他们分别代表着一个遥远的西欧岛屿和一个同样遥远的东亚岛屿——在远离他们家乡万里之外的印度－缅甸边境上发生冲突时，这次战争的全球规模便象征性地显示出来了。欧洲和亚洲已经变成同一个战场。

　　假如这次战争的结果是纳粹德国的明显胜利，一个单一的欧洲大国便可能成为一个享有全球优势的国家。（假如日本在太平洋胜利了，就可能使日本成为在远东占主导地位的角色，但是十有**日本仍然只是一个地区性的霸主。）然而，德国的失败主要是由两个欧洲以外的胜利者——美国和前苏联决定的。这两个国家继承了欧洲未完成的对全球霸主地位的寻求。

　　那以后的五十年是由美苏两极争夺全球霸主地位的斗争支配的。美国和前苏联之间的争夺，是地缘政治学家们最心爱的理论的实现：这一争夺使控制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世界上最大的海洋国家与在欧亚大陆中心居于首位的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国家（中苏集团的地盘很能使人回想起蒙古帝国的版图）相互对立。地缘政治的规模再清楚不过了：北美洲与欧亚大陆相对峙，影响整个世界的命运。胜利者将真正地控制全球。一旦最后夺取了胜利，就再也没有别人挡道。

　　对立的双方都向全世界宣传自己的充满历史乐观主义的思想信念。这种信念使每方在加强其必胜的信心时，都能理直气壮地作出必要的努力。每方在自己的地盘内都明显地处于主导地位而不像那些渴望获得全球霸权的欧洲帝国没有一个曾经成功地在欧洲本身范围之内运用过决定性优势。而且美苏每一方都利用自己的意识形态来加强对各自仆从国和附庸国的控制。这又有点使人想起宗教战争的年代。

　　全球地缘政治的范围加上双方都宣称它们的互相竞争的教条是普遍适用的，就使双方之间的争夺变得空前的激烈。但是另外一个也具有全球性含义的因素使这一争夺真正成为独一无二的。核武器的出现，意昧着两个主要争夺者之间典型的迎头相撞的战争，不仅将使它们相互毁灭，而且会给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类带来致命的后果。因此，冲突的激烈程度同时受到两个对手极大的自我克制的制约。

　　在地缘政治方面，冲突大都发生在欧亚大陆本身的周边地区。中苏集团主宰着欧亚大陆的绝大部分，但是没有控制它的周边地区。美国在辽阔的欧亚大陆最西部和最东部的海岸都成功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保卫这些大陆桥头堡（集中体现在西部“战线”的柏林封锁和东部“战线”的朝鲜战争中）因而成了后来被称为冷战的那个时期的第一次战略考验。

　　在冷战的最后阶段，第三条防御“战线”即南部战线在欧亚大陆的地图上出现了（图1）。苏联入侵阿富汗促使美国从两方面作出了反应：美国直接援助阿富汗的民族抵抗活动使苏军陷入困境；在波斯湾建立大规模的美国军事存在作为威慑力量，以阻遏苏联政治或军事力量任何进一步的南下。美国承诺保卫波斯湾地区，把这一地区视为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安全利益同等重要。

　　美国对欧亚大陆集团为有效地支配整个欧亚大陆所作努力的成功遏制，意味着争夺的结果最后是由非军事手段决定的。因为双方都害怕一场核战争，直到最后谁也未敢挑起直接军事冲突。政治上的生命力、意识形态上的灵活性、经济上的活力和文化上的吸引力，变成了决定性因素。

　　美国领导的联盟保持了它的团结，而中苏集团却不到20年就分裂了。部分原因是同共产主义阵营的等级森严、教条主义和脆弱的特性相比，民主的联盟有较大的灵活性。民主的联盟有共同的价值观，却没有拘泥于形式的教条格式。共产主义阵营强调教条的正统性，只

　　有一个中心说了算。追随美国的主要图家也比美国弱得多，而苏联却不能无限期地把中国作为它的部属来对待。出现这种结果也是由于美国方面被证明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具有大得多的活力，而苏联却逐渐停滞，在经济增长和军事技术上都无力与美进行有效的竞争。经济的衰落又引起了意识形态上的沮丧。

　　事实上，前苏联的军事力量，以及它在西方人中间引起的恐惧，长期地模糊了这两个争夺者之间根本的不对称性。美国明明白白地要富得多，技术上先进得多，军事上更富有适应性和革新精神，在社会方面也更有创造性和吸引力。意识形态的桎梏削弱了前苏联的创造潜力，使它的制度越来越僵化、经济越来越浪费、技术上更无竞争力。只要不爆发相互毁灭的战争，在长期的竞赛中，天平必然最终向有利于美国的一边倾斜。

　　争夺的最后结果也受到文化因素的很大影响。美国领导的联盟，一般说来，认为美国政治和社会文化的许多特性是积极的。美国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周边的两个最重要的盟友德国和日本，都在几乎是无保留地赞赏美国的一切这一背景下恢复了它们的经济。美国被广泛地看作代表着未来，是一个值得钦佩和仿效的社会。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俄国却在文化方面受其大多数中欧仆从国的鄙视，它主要的和日益自信的东部盟国中国对它甚至更加鄙视。对中欧人来说，俄国的控制意味着使中欧人同他们认为是他们哲学和文化故乡的西欧及其***宗教传统分离。更糟的是，这还意味着这是受中欧人往往不公正地认为文化上比他们低的一个民族的统治。

　　对中国人来说，“俄”音同“饿”，俄国意味着“饥饿的土地”。他们更是公开地鄙视俄国。虽然中国人对莫斯科声称苏联模式具有普遍意义，最初只是悄悄地提出质疑，但在中国共产党革命之后不到十年，他们就对莫斯科意识形态上的领袖地位提出了有力的挑战，甚至开始公开表示出他们对北方邻邦野蛮人的传统鄙视。

　　最后，在前苏联内部，占人口50％的非俄罗斯人最后也拒绝了莫斯科的统治。非俄罗斯人政治上的逐渐觉醒意昧着乌克兰人、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开始把苏联看作是一个外来的帝国统治的一种形式，而统治者却是一个在文化方面并不比他们高的民族。在中亚，民族的抱负可能弱一些。但在这里，这些民族却受到另外的正在逐渐上升的伊斯兰认同感的鼓舞，这种伊斯兰认同感又因人们了解到其他地方正在进行的非殖民化而得到加强。

　　像苏联以前的很多帝国一样，苏联最后从内部爆炸和瓦解了。其原因并不是直接的军事失败，而主要是由经济和社会问题加速引起的分崩离析。前苏联的命运证实了一位学者的正确看法：

　　帝国在政治上生来就是不稳定的，因为下属单位几乎总是喜欢享有更大程度的自治。而且这些单位的那些反对派精英几乎总是抓住机会采取行动以取得更大程度的自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帝国不会被攻克，而只会分崩离析。这种分崩离析通常是非常缓慢的，但有时也会非常迅速。唐纳德·普查拉：《未来国际关系史》，载《伦理学和国际事务》第8期（1994年）183页。

　　第一个全球性大国美国对手的垮台使美国处于一种独一无二的地位。它成为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可是，美国在全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有些方面使人联想起早期的帝国，尽管那些帝国规模较小，只是地区性的。那些帝国的力量建筑在由仆从国、附庸国、保护地和殖民地加上一般被看作是野蛮人的帝国以外的人组成的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对当前美国圈子之内的某些国家来说，那种过时的术语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完全不适宜。像过去一样，美国“帝国”力量的发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占优势的组织程度，来自为军事目的而迅速动员巨大的经济和技术资源的能力，来自美国生活方式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但又很重要的文化上的吸引力，和来自美国的社会和政治精英十足的活力和固有的竞争力。

　　以往的帝国也有这些特征。首先想到的是罗马帝国。罗马帝国的建立经历了大约两个半世纪，是通过不断地向北接着又向西和向东南扩张领土，以及通过维护涵盖地中海全部海岸线的有效海上控制而建立起来的。在地理范围方面，罗马帝国在公元211年前后达到了顶峰。（图2）罗马帝国实行的是中央集权制政体。它的经济是单一的自给自足经济。罗马帝国是蓄意和有目的地通过一个政治和经济组织的复杂体系来发挥力量的。它以战略的眼光设计的陆路和海军航道体系，是以首都为起点的。一旦出现对安全的重大威胁时，用这个体系可以很快地重新部署和集结驻扎在仆从国和附属省的罗马军团。

　　在罗马帝国的极盛时期，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人数不下30万人，是一支很大的武装力量。罗马在战术和军备上的优势以及帝国中心拥有指挥军队较快重新部署的能力，使部署在海外的罗马军团更能置人于死地。（人们会惊奇地注意到，比罗马帝国的人口多得多的超级大国美国，1996年也在海外驻扎了29．6万名职业军人来保护它统治的领地的外部的地区。）可是，罗马帝国的力量还来自一个重要的心理现实。CivisRomanusSum——“我是个罗马公民”——是人们对自己的最高定位，使人感到自豪，也是很多人的愿望。高高在上的罗马公民地位后来甚至授予那些非罗马出生的人，并且成为文化上的优越性的表现。这种文化上的优越性使罗马帝国的使命感成为合情合理。它不仅使罗马的统治合法化，并且使它的臣民愿意受到同化和被包括在帝国的框架之中。统治者认为文化优越感是理所当然的，而被统治者也承认是这样。这样，文化优越感便加强了帝国的力量。

　　这个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挑战的帝国，持续了大约三百年。它除了一度受到邻近迦太基的挑战和在东部边缘地带受到帕提亚帝国的挑战之外，外部世界大都是野蛮的和缺乏严密组织的，在大部分时间里只能偶尔对罗马帝国发起攻击，而在文化方面显然比罗马帝国低下。只要罗马帝国能够保持内部的活力和团结，外部世界就无力与之竞争。

　　有三个主要原因导致了罗马帝国的最后崩溃。第一，罗马帝国变得过大，一个单一的中心已难以对其进行管治。但是把它分成东西两半，又自动地破坏了它的权力的垄断性。第二，同时，帝国长期的狂妄自大造成了文化上的享乐主义，使政治精英逐渐丧失了雄心壮志。第三，持续的通货膨胀破坏这一体制的那种维持自身又无需作出社会牺牲的能力，而公民们已不再愿意作出那种社会牺牲。文化上的衰败、政治上的分裂和财政上的通货膨胀加在一起，使罗马抵挡不住甚至是境外邻近的野蛮民族的攻击。

　　用当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而只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可是，由于当时全球各大国之间盛行的孤立意识，罗马的地区力量是独立的和孤立的，即无邻近的甚至也无远方的对手。因此罗马帝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它的优越的政治组织和文化优越性使它成为后来的地域更大的各帝国体系的先驱。

　　即使如此，罗马帝国也并非是独一无二的。罗马帝国和中华帝国几乎是同时出现的，虽然两者互不知晓。公元前221年罗马同迦太基之间的布匿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秦统一了当时存在的七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帝国。七国的统一促使在中国北部修筑了万里长城，使王国内地免受外部世界野蛮民族的进犯。此后的汉朝帝国在公元前140年已经开始出现，它的领土范围更大，组织也更完善。到了公元开始的时候，在汉朝统治之下的人口不下五千七百万。这个庞大的人口数字本身就是空前的，同时也证明，通过集权的严厉的官僚体制进行中央统治是非常有效的。汉朝帝国的统治扩大到今天的朝鲜、蒙古的一些部分和中国今天的大部分沿海地区。可是，汉朝帝国也像罗马帝国那样，受到内部弊病的折磨，并且于公元220年分裂为三个独立的王国而加速了它的最后崩溃。

　　中国以后的历史是统一和扩张继之以衰落和分裂的反复循环。中国不止一次成功地建立了帝国体系。这种体系独立自足、孤立、不受任何外部有组织的对手的挑战。汉朝一分为三的局面在公元589年发生了逆转，结果一个很像帝国体系的朝代重新出现。但是，中国最孤行专断的帝国时期是在清时代，具体地说是在清朝的早期。到了18世纪，中国又一次成为

　　一个完全合格的帝国。它有一个帝国中心，周围是其势力范围，包括今天的朝鲜、印度支那、泰国、缅甸和尼泊尔。这样，中国的统治从今天俄罗斯的远东部分起一直越过南西伯利亚到贝加尔湖，深入到当今的哈萨克斯坦，然后向南到印度洋，然后回过头来向东，又覆盖了老挝和越南的北部。（图3）

　　像罗马帝国那样，这个帝国也是个复杂的金融、经济、教育和安全组织。它用所有这些手段对大片领土和在这片领土上生活的三亿多人民进行统治。它特别强调集中的政治权威。这一集中的权威得到非常有效的驿使服务的支持。整个帝国被分成四个从北京伸展出去的地区，同时还划定了驿使可以分别于一周、两周、三周和四周内到达的地区的界线。经过专门职业训练和通过竞争挑选出来的集中的官僚体系成为保证统一的主要手段。

　　还是像罗马帝国那样，这种统一被一种强烈感觉到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合法化和支撑。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甚至在18世纪晚期中国日益衰落的阶段，中国皇帝给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答复中也浸透着那种特殊的优越感。乔治三世的使者曾试图以贡献一些英国工业产品作为友好的礼物来引诱中国与之建立贸易关系。中国宣布的答复是：

　　承蒙天恩，朕指示英国国王注意朕的训令：天朝统治四海内的一切……并不看重稀有贵重的物品……朕也丝毫不需要贵国的产品……因此，朕已命令你的进贡使者平安地回国。你国王应该完全按照朕的愿望行事，强化你的忠诚和发誓永远服从。

　　中国历朝帝国的没落和垮台也主要是由于内部的因素。后来的西方“野蛮人”取得胜利，是由于中国内部的疲劳、腐败、享乐主义和丧失经济和军事上的创造性。这削弱了中国人的意志，接着加速了中国人意志的崩溃。外部大国对中国内部的虚弱的利用——英国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一个世纪以后还有日本——又使中国人产生了深刻的文化上的屈辱感。这种屈辱感在整个20世纪都激发着中国人，而且由于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与帝国以后使他们地位一落千丈的政治现实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受辱感变得更加强烈。

　　与罗马帝国十分相像，中华帝国在今天会被定为一个地区性大国。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中国有很大的和居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核心，这就使中国有可能每过一段时间恢复其帝国。在这方面中国与别的帝国大为不同。其他帝国中人口数量小但受霸权主义驱使的民族，能够在一个时期对人数多得多的异族居民强行统治并维系这种统治。可是，这类核心小的帝国的统治一旦被推翻，再要恢复帝国就不可能了。

　　为了寻找与当今定义的全球性大国更加近似的情况，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向蒙古帝国的引人注目的现象。蒙古帝国是通过它与一些组织完善的主要对手的激烈斗争而出现的。在被打败的对手中有波兰和匈牙利王国、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俄国和俄罗斯的几个公国、巴格达的哈里发辖地等，后来甚至还打败了宋朝，建立了元朝。

　　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在打败了他们的地区性对手之后对领土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控制。这块领土被后来的地缘政治学者称为全球的中心地带，或者称为世界力量的中枢。他们的欧亚大陆帝国从中国海海岸开始，一直延伸到小亚细亚的安纳托利亚和中欧。（图4）就中央集权控制邻近领土的范围而言，只有斯大林的中苏集团的全盛时期才能够在欧亚大陆上最后与蒙古帝国相比。

　　罗马、清帝国和蒙古帝国是后来渴望成为全球性大国的那些国家的地区性先驱。拿罗马

　　和清帝国的情况来说，就像已经提到过的那样，它们的帝国结构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是高度发达的，同时被普遍承认的帝国中心的文化优越感起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蒙古帝国更直接地依靠军事征服，接着又以使自己适应当地条件（甚至接受同化），来维持政治统治。

　　蒙古帝国主要建立在军事统治的基础之上。蒙古人的统治是通过巧妙和残酷地使用占优势的军事战术而实现的，这种战术把部队快速运动的非凡能力与部队的及时集结结合起来。蒙古人的统治却没有随之而建立有组织的经济或金融体系，蒙古人的权威也不是来自任何自信的文化优越感。蒙古统治者的人数太少，不能形成一个自我繁衍的统治阶级。无论如何，缺乏一种明确的和自觉的文化的甚或种族的优越感，就使帝国的精英失去了必需的主观的信心。

　　事实上，蒙古统治者证明他们很容易受到被他们征服的在文化方面往往更先进的民族的逐步同化。因而成吉思汗的一个孙子变成了儒教的热情宣扬者，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孙子在当波斯的苏丹时变成一个虔诚的穆斯林。成吉思汗还有一个孙子则变成了一个带波斯文化特色的中亚的统治者。

　　正是由于那个因素——即由于缺乏有统治力的政治文化统治者被统治者同化——和没有解决建立了帝国的成吉思汗的继承问题，蒙古帝国最后灭亡了。蒙古帝国的国土变得太大，一个单一的中心统治不了。但是曾经试图采取的解决办法——将帝国分成几个自给自足的部分——却反而在当地促进了更快的同化和加速了帝国的瓦解。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以陆地为基础的帝国，从1206年至1405年维持了两个世纪之后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从那之后，欧洲成了全球力量的所在地和争夺全球权力的主要斗争的焦点。诚然，在大约三个世纪的过程中，当欧洲实力到达世界各大洲并在那里显示自己时，欧亚大陆小小的西北周边地区国家破天荒第一次通过使用海上力量取得了对全球的真正主宰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帝国霸主的人口并不很多，特别是同被有效地征服了的人口相比更是如此。然而，到20世纪开始时，除了西半球（这里在此前的两个世纪也曾受到西欧的统治，而且主要居住着西欧移民及其后代）之外，只有中国、俄国、奥斯曼帝国和埃塞俄比亚不在西欧的控制之下。（图5）

　　不过，西欧的控制并不等于西欧取得了全球性权力。根本的现实情况是，欧洲的文明在全球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而欧洲大陆的力量却是互相分割的。欧洲在海外实施的帝国主义与蒙古人或者后来的俄罗斯帝国征服对欧亚大陆中心地带的陆地不同，它是通过不断地跨越大洋的探险考察和海上贸易的扩大而实现的。不过，这个过程中也有主要欧洲国家之间的不断斗争，不仅是为了得到海外领地，而且也是为了获取在欧洲本身的霸权。从地缘政治上讲，随后产生的事实是，欧洲在全球的霸权并不发端于任何一个欧洲大国在欧洲获得的霸权。

　　广义地说，在17世纪中叶以前，西班牙是最主要的欧洲大国。到15世纪末期，西班牙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海上帝国，抱有全球野心。宗教起了统一思想的学说的作用，而且成了帝国传教士热情的一个源泉。诚然，把世界正式划分成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范围在托德西利亚条约（1494）和萨拉戈萨条约（1529）中规定下来，是经教皇在西班牙和其海上对手葡萄牙之间进行仲裁才实现的。尽管如此，面对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挑战，西班牙从来未能在西欧本身或者在大洋彼岸取得真正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班牙的突出地位逐渐让给了法国。在1815年以前，法国是在欧洲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虽然它不断地受到其欧洲对手在欧洲大陆和海外的遏制。在拿破仑统治下，法国几乎确立了在欧洲的真正霸权。假如法国成功了，它可能也会取得全球的主导大国的地位。可是，法国被一个欧洲的联盟打败了，于是又重新建立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均势。

　　在以后的一个世纪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对全球进行着海上统治，因为伦敦成了世界主要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而英国海军“控制着海洋”。英国在海外明显地处于至

　　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英帝国像早期世界霸权的欧洲追求者一样，也不能单独控制欧洲。相反，它依靠一种错综复杂的力量均势外交，最后还依靠一项英法协议去阻止俄国或德国对欧洲大陆的控制。

　　英国的海外帝国地位最初是通过探险考察、贸易和征服三者相结合的手段而取得的。但是，英帝国很像它的罗马和中国先驱者或者它的法国和西班牙对手，也从认为英国文化优越这一看法中获得了很大的持久的力量。那种优越感不仅是帝国统治阶级的主观的骄傲自大，而且也是许多非英国国民共有的一种看法。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纳尔逊·曼德拉说：“我是一所英国学校培养出来的。那时英国是生产世界上每一件最好的东西的地方。我还没有摆脱英国和英国历史及文化给我们的影响。”当文化优越感成功地得到维护和悄悄地被认可之后，它具有减少依赖巨大的军事力量来保持帝国中心的力量的必要性的效果。在1914年，仅仅是几千名英国军事人员和文职官员，就统治着大约一千一百万平方英里的领土和非英国籍的差不多四亿人口。（图6）

　　总之，罗马主要是通过优越的军事组织和文化吸引力进行统治的。清帝国主要依靠效率高的官僚机构来统治一个建立在共同的种族同一性基础上的帝国，并且通过一种高度发展的文化优越感加强其统治。蒙古帝国把进行征服的先进军事战术与实行同化的偏好结合起来作为统治的基础。英国人（以及西班牙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取得卓越地位，是因为他们以贸易开路，随后国旗跟上。他们的统治同样也因占优势的军事组织和文化上的过分自信而得到了加强。但是，这些帝国中没有一个是真正全球性的。甚至英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英国并未控制欧洲，而只是使欧洲的力量达到均势。一个稳定的欧洲对英国在国际上的卓越地位是非常关键的，而欧洲的自我毁灭必然标志着英国首要地位的结束。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美国全球力量的范围和无所不在的状况是独一无二的。美国不仅控制着世界上所有的洋和海，而且还发展了可以海陆空协同作战控制海岸的十分自信的军事能力。这种能力使美国能够以在政治上有意义的方式把它的力量投送到内陆。美国的军事部队牢固地驻扎在欧亚大陆，还控制着波斯湾。美国的仆从国和附庸国分布在整个欧亚大陆，其中一些还渴望与华盛顿建立更加正式的联系。（图7）

　　美国经济的活力为美国在全球起首要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先决条件。最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之后，美国经济在所有其他国家的经济中鹤立鸡群。它一家的经济就超过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50％。西欧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以及随后范围更广的亚洲经济的有力增长，意味着美国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最后不得不从战后初期高得不成比例的水平上往下掉。不过，后来到冷战结束时，美国在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特别是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的份额，已经固定在大约30％的水平上。把第二次大战刚刚结束后的那些例外的年份除外，这个比例是本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的平均数。

　　更重要的是，美国保持甚至扩大了它在利用最新科学突破为军事目的服务方面的领先地位，从而建立了一支在技术上无人能够与之相比的军事部队，唯一的一支能够有效地在全球都发挥影响的部队。在经济上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信息技术上，美国也一直保持着强大的竞争优势。美国对未来经济中的尖端部门的掌握，意味着美国在技术上的统治地位不可能很快丧失，这特别是由于在经济上具有决定作用的领域，美国在生产率方面保持甚至还在扩大着它对西欧和日本对手的优势。

　　毫无疑问，俄国和中国是痛恨美国这种霸权的大国。在1996年初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访问北京的过程中，它们共同作过这样的表示。此外，它们拥有能够威胁美国根本利益的核武库。但是严峻的事实是，目前和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虽然它们能够发动一场自杀性的战争，但是它们两者哪一个都无力打赢核战争。它们缺乏远距离投送武装部队以强加它们政治意志的能力，而且它们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它们不拥有，也不可能很快获得在全世界发挥持久的政治影响的手段。

　　总之，美国在全球力量四个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方面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在军事方面，它有无可匹敌的在全球发挥作用的能力；在经济方面，它仍然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即使它在有些方面已受到日本和德国的挑战（日本和德国都不具有全球性力量的其他属性）；在技术方面，美国在开创性的尖端领域保持着全面领先地位；在文化方面，美国文化虽然有些粗俗，却有无比的吸引力，特别是在世界的青年中。所有这些使美国具有一种任何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政治影响。这四个方面加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

　　美国的全球体系虽然美国在国际上的突出地位，不可避免地使人想起美国同一些早先的帝国体系的相似之处，但是不同之处却更加重要。不同之处超出了领土范围的问题。美国的全球力量是通过一个明显地由美国设计的全球体系来发挥的，它反映了美国的国内经验。美国国内经验最主要的一点就是美国社会及其政治制度的多元性特点。早先的帝国是由贵族的政治精英建立的，大多由实质上是集权主义或者专制主义的政权统治。帝国的多数人或者对政治漠不关心，或者在较近的年代里受到帝国主义的感情和象征的感染。寻求国家的光荣、“白人的负担”、“实现文明的使命”，更不用说寻求个人获利的机会了——所有这些都是用来动员对帝国冒险的支持和保持本质上是等级森严的帝国力量金宇塔。美国公众对美国在国外使用美国力量的态度则一直十分矛盾。美国公众支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是由于日本进攻珍珠港造成的震惊作用。在封锁柏林和随后的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赞同美国卷人冷战最初也是比较勉强的。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作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由于这些国内因素，美国的全球体系强调有选择地扩大成员的技术（像对被打败的对手德国和日本，最近甚至像对俄国做的那样），这种强调的程度大大超过早先的帝国体系对此的强调。虽然大大得益于它的民主原则和机制的吸引力，美国的全球体系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对依附它的外国精英们行使间接的影响。由于美国主宰全球通讯、大众娱乐和大众文化的巨大但又无形的影响，也由于美国技术优势和全球的军事作用的潜在的有形影响，以上这一切都得到了加强。文化统治是美国全球性力量的一个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方面。不管你对美国大众文化的美学价值有什么看法，美国大众文化具有一种磁铁般的吸引力，尤其是对全世界的青年。它的吸引力可能来自它宣扬的生活方式的享乐主义的特性，但是它在全球的吸引力却是不可否认的。美国的电视节目和电影大约占世界市场的3／4。美国的通俗音乐居于同样的统治地位。同时，美国的时尚、饮食习惯甚至穿着，也越来越在全世界被模仿。因特网用的语言是英语，全球电脑的绝大部分鼓击动作出自美国，影响着全球会话的内容。最后，美国已经成为那些寻求高等级教育的人的圣地，有近五十万的外国学生涌向美国，其中很多最有能力的学生永不再回故国。在世界各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内阁中都能找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很多外国民主派政治家也越来越仿效美国的风格。不仅约翰·肯尼迪在国外有热切的仿效者，而且年代较近（又较少受到颂扬）的美国政治领导人，也成了仔细研究和政治上模仿的对象。文化背景根本不同的日本和英国政治家（例如90年代中期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和英国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请注意这个“托尼”就是“吉米”·卡特、“比尔”·克林顿或者“鲍勃”·多尔的仿称）都认为模仿比尔·克林顿亲切的言谈举止习惯、平民主义者的平易作风和公共关系的技巧，是完全合适的。民主理想同美国的政治传统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了一些人眼中的美国的“文化帝国主

　　义”。在民主形式的政府非常普及的时代，美国的政治经验似乎正在成为学习的榜样。全世界都日益普遍地强调成文宪法的重要性和法律高于政治权宜考虑。不管这种强调在实践中有多大的欺骗性，它靠的正是美国立宪政体的力量。最近，前共产主义国家采取了把文职官员置于大大高于军人的地位的做法（特别是以此作为加入北约的先决条件），也是深受美国的平民与军人关系体制的影响。

　　伴随着美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和影响的还有美国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模式的吸引力的增长。美国的经济模式强调全球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当西方福利国家和德国强调的企业家和工会“共同决策”开始失去其经济势头时，更多的西欧人表示了这样的意见：如果欧洲不想进一步落后的话，就必须仿效美国更有竞争力的甚至是残酷无情的经济文化。甚至在日本，经济行为中更大程度的个人主义，正被承认是经济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伴随物。

　　美国强调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这两者结合在一起传达了一个简单的对很多人有吸引力的思想信息：寻求个人成功会产生财富，同时还会促进自由。因此而产生的理想主义与利己主义的结合，是个有力的结合。个人的自我实现据说是上帝赐给的权利，它会作出榜样和产生财富，因而同时也能够有利于别人。这个学说对精力旺盛的人、雄心勃勃的人和竞争力很强的人，都具有吸引力。

　　当对美国方式的模仿逐渐遍及全世界时，它为美国发挥行使间接的和似乎是经双方同意的霸权创造了一个更加适宜的环境。像美国的国内制度一样，这种霸权要有一个相互交织的机构和程序的复杂结构。创造这种结构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致意见并使力量和影响的不对称模糊不清。因此美国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

　　大西洋联盟在机构上体现为北约。它把欧洲拥有最大生产力和影响的国家与美国连接起来，使美国甚至在欧洲内部事务中也成为一个最主要的参与者。美国与日本的双边政治和军事关系，把亚洲最强大的经济同美国捆在一起，使日本仍然实质上是（至少目前是这样）美国的一个保护国。美国还参加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之类新成立的跨太平洋多边组织，使美国成为亚太地区事务的一个主要参与者。西半球总的来说是不受外部影响的，这就使美国能够在现存的西半球多边组织中起主要作用。在波斯湾的特别安全安排，特别是在1991年对伊拉克采取短暂的惩罚性行动之后，已使那个经济上至关重要的地区变成美国的一个军事保护地。甚至前苏联地区也已充斥着美国主持的各种诸如和平伙伴关系之类的同北约更密切合作的安排。

　　另外，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

　　美国这个巨大复杂的全球体系与早先的那些帝国不同，它不是一个等级制度森严的金宇塔。相反，美国处在一个相互交织的宇宙的中心。在这个相互交织的宇宙中，力量是通过不断的讨价还价、对话、沟通和寻求正式的一致意见来行使的，尽管这种力量最终都来自同一个来源华盛顿，而那里才是必须玩力量游戏的地方，而且是按照美国的国内规则来玩的。也许世界对美国全球霸权中民主程序所处的中心地位的最高赞美，就体现在外国自己被拉进美国国内政治讨价还价的程度上。外国政府尽其所能地去动员那些同它们有某种特别的种族或宗教同一性的美国人。除了有大约一千个外国特殊利益集团在美国首都注册并开展活动之外，大多数外国政府还雇用美国的院外活动分子为它们的利益服务，特别是在国会里。美国各种族团体还竭力影响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犹太人、希腊和亚美尼亚的院外活动集团表现最为突出，组织得也最有效。

　　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就这样地制造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这个新的国际秩序不仅在国外

　　重复了美国体系本身的许多特点，而且使这些特点固定了下来。基本的特点包括：△一个集体安全体系，包括一体化的指挥机构和部队（北约、美日安全条约等）；△地区性经济合作（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专门的全球合作机构（世

　　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强调一致作出决定的程序，即使这些程序是由美国主导的；△优先考虑让民主国家加入的主要联盟组织；△一个初始的全球性立宪和司法结构（从世界法院到审判波黑战争罪犯的特别法庭）。美国体系的大多数内容是在冷战期间出现的，并成为美国遏制其全球性对手前苏联的努

　　力的一部分。一旦那个对手倒下而美国成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美国体系就可以成为现成的东西在全球应用，其实质已由政治学家G·约翰·伊肯伯里作了很好的概括：

　　从这个体系是以美国为中心这个意义上讲，这个体系是霸权主义的，并且它反映了美国式的政治机构和组织原则。它是一个开明的秩序，因为它是合法的并且带有对等的相互作用的特征。欧洲人（还可以加上日本人）能够以适应美国霸权但又保留试验他们自身的自治和半独立政治制度的余地的方式，来重建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并使之一体化……这一复杂体系的演变“驯化”了主要西方国家间的关系。这些国家之间不时地发生尖锐的冲突。但重要的一点是，冲突一直在一个深深扎根、稳定和越来越明晰的政治秩序中得到了抑制……战争的威胁从桌面上消失了。摘自他的论文《建立开明的秩序：战后西方和解的起源与持续》，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5年11月。

　　当前，美国前所未有的全球霸权没有对手。但是，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继续不受挑战吗？Z·K·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第二章欧亚大棋局对美国来说，欧亚大陆是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欧亚大国和欧亚民族主导世界事务达五百年之久，其间它们为了争夺地区主导权而相互争斗并力争成为全球性大国。现在，美国这个非欧亚大国在这里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能否持久、有效地保持这种地位，直接影响美国对全球事务的支配。这种情况当然不是永恒的，但这能维持多久和将导致何种局面不仅对美国本身的福祉，而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世界和平都至关重要。第一个和唯一的全球性大国的突然出现造成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它以同样快的速度丧失至高无上的地位，不管是因为美国自动退出世界事务，还是因为一个成功的对手的突然掘起，都会严重破坏世界稳定。实际上这会迅速导致全球性的混乱。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家塞绍尔·亨廷顿所作的大胆断言是正确的：比起一个美国在决定全球事务方面继续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大的影响的世界来，一个美国不占首要地位的世界将是一个更加充满暴力、更为混乱、更少民主和经济增长更困难的世界。维持美国在国际上的首要地位是保障美国人的繁荣和安全的关键，也是保障自由、民主、开放经济和国际秩序在这个世界上继续存在下去的关键。塞绍尔·亨廷顿：《国际首要地位为什么重要？》，《国际安全》，1993年春季号，第83页。因此，美国如何“管理”欧亚大陆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主宰欧亚大陆的国家将能控制世界最先进和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地区中的两个。看一下地图就会知道，控制了欧亚大陆就几乎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图8）欧亚大陆拥有世界人口的

　　约75％。它的企业和地下矿藏在全世界物质财富中占有大部份额。欧亚大陆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总额的约60％。世界已知能源资源的四分之三左右也在欧亚大陆。（图9）

　　欧亚大陆集中了世界上大多数在政治上非常自信和富有活力的国家。排在美国后面的六个世界经济大国都在欧亚大陆。公开的核大国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不公开的核国家也只有一个不是欧亚国家。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并有意谋求地区霸权和／或全球影响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所有可能在政治和／或经济上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的国家也都是欧亚国家。欧亚国家的力量加在一起远远超过美国。对美国来说，幸运的是欧亚大陆太大，无法在政治上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欧亚是个棋盘，对世界领导权的争夺在此从未停止过。虽然地缘战略——对地缘政治利益的战略管理——可被比作棋局，但在这个略呈椭圆形的棋盘上一争高下的不是两个，而是数个实力不等的棋手。最重要的棋手在这个棋盘的西部、东部、中部和南部。棋盘的最西端和最东端都有人口稠密的地区，其相当拥挤的空间分属几个强国。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狭窄的西部边缘。在远东大陆有一个越来越强大、独立，并拥有众多人口的大国。这个大国的精力充沛的对手局限在几个临近的岛屿上。这些岛屿和一个远东小半岛的一半给美国的力量提供了立脚点。

　　在东、西两端之间有一个辽阔的中间地带。这里人口密度低，目前在政治上不稳定，组织上四分五裂。过去在这一地带的是一个曾对美国的主导地位提出挑战的强大对手，把美国逐出欧亚大陆是它一度追求的目标。在广阔的欧亚中部高原以南有一个政治上混乱但能源丰富的地区，它对于欧亚大陆西部和东部的国家，以及最南部地区那个人口众多、有意谋求地区霸权的国家来说，都有潜在的重大意义。

　　这个巨大的、形状不规则的欧亚棋盘（图10）从里斯本一直延伸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棋赛”提供了舞台。美国可能成为赢家，条件是：棋盘的中间地带能逐步并入扩大中的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势力范围；南部地区不被某一个国家单独主宰；东部国家不联合起来将美国逐出近海的基地。但是，如果中间地带拒绝向西方靠拢，而成为非常自信的单一的实体，并控制了南部，或同东部的主要棋手结盟，那么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就将严重受损。如果东部两个主要棋手实现某种联合，美国地位也同样会受损。最后，如果美国的西部伙伴把美国从其西部周边地带立足点逐出，美国自然而然将被迫终止其在欧亚大陆棋局的角逐，尽管这可能也意昧着欧亚大陆西端最终会被重新倔起的、占据中间地带的那个棋手所控制。

　　美国的世界霸权被公认为有很大的广度，但是受国内外条件制约，其深度有限。美国的霸权意味着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与过去的帝国不同的是，它不意味着进行直接的控制。由于欧亚大陆范围大、情况复杂，又有一些实力强大的国家，美国影响的深度及其控制欧亚形势发展的程度受到限制。欧亚超大陆面积太广、人口太多、文化差异太大，历史上有野心和政治上有活力的国家也太多，即使美国这样一个经济上最成功、政治上最有影响的全球性大国也难以驾驭它。这种情况使美国需要有更高超的地缘战略手段，并需要在欧亚大棋局中更审慎地、更有选择性地和更深思熟虑地部署美国的力量。

　　另一个事实是，美国的国内制度十分民主，因此不可能在国外实行独裁。这也限制了美国力量的使用，特别是进行军事恫吓的能力。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奉行平民主义的民主国家取得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除非公众感到国内福利突然受到威胁或挑战，他们是不会支持努力扩大实力的目标的。这种努力所要求的经济上的自律（国防开支）和人的牺牲（甚至是职业军人的伤亡），同民主的本性格格不入。民主制度是不利于进行帝国动员的。

　　另外，大多数美国人一般不把美国新近取得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看作一件特别可喜的事。同美国赢得冷战有关的政治“成功论”受到普遍的冷遇，还被一些有自由派倾向的评论家当作讥讽的目标。如果有的话，那么有两种看法还算得上有较大政治影响，它们颇不相同，但都有关赢得同前苏联斗争的历史性胜利对美国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一种看法是：冷战的

　　结束使美国有理由大幅度减少国际参与，不管这会给美国的国际地位带来什么后果。另一种看法是：现在是实行真正的国际多边主义的时候了，美国甚至应为此交出部分主权。这两派意见都有自己的忠实信徒。

　　美国领导目前面临的困境中包含着全球形势特点本身的变化：同过去相比，直接使用实力往往受到更大限制。核武器大幅度降低了战争作为政策工具或威胁手段的效用。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增长使为政治目的使用经济讹诈不再那么有效。因此，要在欧亚棋局中成功地使用地缘战略力量，现在主要的做法是随机应变、施展外交手段、建立盟友关系、有选择地吸收新成员加入联盟，并十分巧妙地部署自己的政治资本。

　　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美国在发挥全球主导作用时应认识到政治地理仍是影响国际事务的关键因素。据说拿破仑曾指出了解一个国家的地理就懂得了这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但我们必须根据实力的新现实调整我们对政治地理重要性的理解。在国际关系史上，领土控制是大多数政治冲突的焦点。自从民族主义掘起以来，大多数血腥战争不是起源于同扩大领土有关的民族自我满足感，就是起源于因丧失“神圣”领土而产生的民族的被剥夺感。可以毫不过分地说，领土要求一直是驱使民族国家采取侵略行动的主要冲动。精心策划夺取和占据重要地理资产，如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或新加坡，也曾是建立帝国的途径。这种地理资产在帝国控制的体系中起着关键的枢纽作用。纳粹德国和日本帝国是民族主义与领土占有之间的联系的两个最极端的例子。建立“千年帝国”的目标远不止是在政治上重新统一所有讲德语的各国人民，它还包括控制乌克兰“大粮仓”和其他斯拉夫国家，让那里的人民为帝国提供廉价的奴隶劳动力。日本人也同样坚信只有直接占领满洲领土，而后占领重要的石油产地荷属东印度群岛，才能实现日本增强民族力量和取得全球地位的目标。同样，俄国几个世纪来一直把俄罗斯民族的伟大同领土的占有等同起来。甚至到了二十世纪末，俄国仍坚持认为必须继续控制车臣人。后者不是俄罗斯人，但有一条重要的石油管道从他们居住的地区通过。俄国的理由是：控制车臣是保住俄罗斯大国地位的必要条件。民族国家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单位。尽管大国民族主义的减退和意识形态的淡化已减少了全球政治中的情感成分，核武器又大大地限制了武力的使用，基于领土考虑的竞争仍在世界事务中占主导地位，只是现在的方式往往比过去文明了一些。在这种竞争中，地理位置仍是规定民族国家对外政策优先目标的出发点。国家领土面积的大小也仍是衡量其地位和力量的主要标准。但对于多数民族国家来说，领土占有问题的重要性近来已有所下降。虽然领土争端仍是决定一些国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但这种争端更多地表现为据说被剥夺了加入“祖国”的权利的民族兄弟对不能实行自决的不满，或少数民族由于他们所称的受到邻居的粗暴对待而产生的怨恨，而不是一种通过领土扩张提高民族地位的要求。处于统治地位的民族精英越来越认识到，一些与领土无关的因素更能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高低或国际影响的大小。经济才能及其向技术发明的转换也可以是一种判断实力大小的重要标准，在这方面日本是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如此，地理位置往往仍能决定一个国家的近期优先目标。一个国家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力量越强，它在重要地缘政治利益、影响和参与方面超越其近邻的覆盖面也就越大。直到最近为止，有影响的地缘政治分析家们还在争论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以及欧亚大陆的哪个具体地区对控制整个大陆最为关键。最有名的分析家之一哈罗德·麦克金德是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的先驱。他在本世纪初就提出一些相连的欧亚“支轴地区”（据说包括全部西伯利亚和大部分中亚地区）概念，稍后又提出中东欧“中心地带”概念。这些地区被认为是取得欧亚大陆主宰地位的重要跳板。他的中心地带概念通过以下著名格言得到

　　广泛传播：谁统治了东欧谁就可以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一些著名的德国政治地理学家也用地缘政治学为他们国家的“DragnachOsten”——向

　　东进军政策辩护，特别是卡尔·豪斯霍费尔根据德国的战略需要调整了麦克金德的概念。阿道夫·希特勒在强调德国人民对“生存空间”的需要时，也使用了这个概念的一种粗俗化说法。在本世纪的前半时，另一些欧洲思想家曾预料地缘政治重心将向东转移，而太平洋地区，具体地说是美国和日本，将取代日益衰落的欧洲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为了防止重心东移的发生，法国政治地理学家保罗·德芒戎和其他一些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提倡欧洲国家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今天，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欧亚的哪个地理部分是控制整个大陆的出发点，或陆地力量是否比海洋力量更重要。随着控制整个欧亚大陆成为取得全球主导地位的主要基础，地缘政治已从地区问题扩大到全球范围。目前来自欧亚大陆之外的美国拥有世界的首要地位，美国的力量直接部署在欧亚大陆的三个周边地区，并从那里对处于欧亚大陆内陆地区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但正是在欧亚大陆这个全球最重要的竞赛场上，美国的一个潜在对手可能在某一天崛起。因此，在为长期掌管美国在欧亚的地缘政治利益制定美国的地缘战略时，出发点必须是特别注意最重要的赛手并恰当地评估这一地区的情势。

　　为此需要采取两个基本步骤：首先，认明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和有能力引起国际力量分配发生潜在重要变化的欧亚国家，并弄清它们各自的政治精英的基本对外政策目标，以及谋求这些目标可能造成的后果；确定具有地缘政治重要性的欧亚国家是哪些，这类国家的地理位置和／或存在的本身，对更活跃的地缘战略国家或对地区的状况起着催化剂的作用。第二，制订美国的具体政策，抗衡上述国家的影响，有选择地吸收它们加入联盟，和／或控制它们，以便维护和促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同时形成更全面的地缘战略概念，在全球范围把较为具体的美国政策互相联结起来。总之，对于美国来说，欧亚地缘战略涉及有目的地管理在地缘战略方面有活力的国家，并审慎地对待能引起地缘政治变化的国家，以维护美国的两种利益：在近期保持美国独特的全球力量，将来逐步把这种力量转化为机制化的全球合作。用古老帝国统治下更蛮横的时代流行的话来说，帝国地缘战略的三大任务是：防止附庸国家相互勾结并保持它们在安全方面对帝国的依赖性；保持称臣的国家的顺从并维持向它们提供的保护；防止野蛮民族联合起来。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活跃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有能力、有民族意志在其国境之外运用力量或影响去改变现有地缘政治状况以至影响美国的利益的国家。它们在地缘政治方面有多变的潜力和／或倾向。不管出于什么原因，不管是为了民族的荣耀、意识形态的成就、宗教上对救世主的信念，或经济扩张，有些国家确实在谋求地区主导地位或全球地位。它们的动机有很深的根基，并且十分复杂。罗伯特·布郎宁对此作了最好的解释：“……一个人应该去抓取他抓不着的东西，否则天堂的意义何在？”于是这些国家仔细地估量美国的力量，确定它们的利益同美国一致或矛盾的程度，并制订它们自己较为有限的欧亚大陆目标。这些目标有时同美国的政策相符，有时同美国的政策冲突。美国对有这种动机的欧亚国家必须特别注意。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重要性不是来自它们的力量和动机，而是来自它们所处的敏感地理位置以及它们潜在的脆弱状态对地缘战略棋手行为造成的影响。最常用来界定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是它们的地理位置。由于这种位置，它们有时在决定某个重要棋手是否能进入重要地区，或在阻止它得到某种资源方面能起特殊的作用。一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有时能成为一个

　　重要国家甚至一个地区的防卫屏障。有时其存在本身就可能对一个更活跃和相邻的地缘战略棋手产生十分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因此，认明冷战后欧亚大陆关键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并为它们提供保护，也是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一个重要方面。

　　从一开始还应注意到，尽管所有的地缘战略棋手往往都是重要和强大的国家，但并非所有重要和强大的国家都自然而然地是地缘战略棋手。因此，虽然认明地缘战略棋手比较容易，但将一些显然重要的国家置于棋手名单之外可能要求更多的理由来解释。

　　在目前的全球情况下，在欧亚大陆新政治地图上至少可认明五个关键的地缘战略棋手和五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后者中有两个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资格被视为地缘战略棋手）。法国、德国、俄罗斯、中国和印度是主要和积极的地缘战略棋手，而英国、日本和印度尼西亚虽然无疑也是十分重要的国家，却不具备当棋手的资格。乌克兰、阿塞拜疆、韩国、士耳其和伊朗起着十分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作用。土耳其和伊朗在某种程度上——在它们较有限的能力范围之内——在地缘战略方面也相当活跃。以后的章节将更详细地讨论每个国家的情况。

　　在目前阶段，说欧亚大陆西端最重要和最具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是法国和德国就足够了。尽管它们对于在欧洲一体化之后应当在何种程度上、以何种方式保持同美国的联系看法不同，但这两个国家都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它们都有一些要改变欧洲现状的有新意的大胆构想。法国更是有自己的欧洲地缘战略观念，这种观念在某些重要方面同美国的观念不同。尽管法国依靠法—德联盟来弥补自身相对的弱点，但它的战略概念倾向于通过策略运作使俄罗斯与美国以及英国与德国相互对立起来。

　　另外，法国和德国都有足够的力量和自信在更大的地区范围发挥影响。法国不仅谋求在统一欧洲中起主要的政治作用，还把自己视为有着共同关心的问题的地中海—北非国家群体的核心。德国越来越意识到它作为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地区的经济火车头和新的欧洲联盟（欧盟）领导人——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它认为自己对于新解放的中欧有特别的责任，这种想法同过去那种由德国领导的中欧的概念有含糊的近似之处。另外，德国和法国都认为它们有权代表欧洲的利益同俄罗斯打交道。德国甚至认为，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它仍可作出同俄罗斯发展某种特殊的双边协调的重要选择，起码在理论上是如此。

　　相反，英国不是一个地缘战略棋手。它没有那么多重要选择，对欧洲前途也没有雄心勃勃的构想。它的相对衰落还降低了它在欧洲起传统的平衡作用的能力。由于英国在欧洲统一问题上立场含糊，并同美国保持着一种日益淡化的特殊关系，在有关欧洲前途的重要选择方面英国正越来越成为一个局外人。伦敦基本上已退出了欧洲棋局。

　　曾任英国驻欧洲委员会高级官员的罗伊·登曼爵士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早在1955年举行的讨论建立欧洲联盟的墨西拿会议上，英国的官方发言人就直言不讳地告诉与会的未来欧洲设计师们：

　　你们正在讨论的未来条约不可能得到同意；即使得到同意也不可能得到实施。即使得到实施，英国也将认为它完全不可接受……祝你们成功！再见吧。罗伊·登曼：《失去的机会》《伦敦：卡斯尔出版社，1996年》。

　　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上述声明仍然是英国对于建立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的基本态度。英国对参加订于1999年1月启动的（经济货币联盟）犹豫不决，这反映英国不愿把自己的前途同欧洲的命运连在一起。英国的这种立场在九十年代初就概括得很明确：

　　●英国不接受政治一体化的目标。●英国赞成在自由贸易的基础上实现某种模式的经济一体化。●英国主张在欧共体（欧洲共同体）框架之外进行外交政策、安全和防务方面的协调。●英国极少谋求在欧共体内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大不列颠和新欧洲》，见《从大西洋到乌拉尔》一书，戴维·卡莱奥和菲利普·戈登主编（阿林顿，

　　弗吉尼亚州1992年），第145页。当然英国对美国仍然十分重要，它仍能通过英联邦发挥某种全球性的影响。但英国既不

　　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主要大国，也不受雄心勃勃的构想的驱使。它是美国的重要支持者、一个十分忠实的盟国、一个不可或缺的军事基地和极重要情报活动中的一个亲密伙伴。美国仍需培植同英国的友谊，但不需时刻注视英国的政策。英国是已退休的地缘战略棋手，满足于已取得的辉煌成就，基本不再参与由法国和德国为主角的大欧洲事业。

　　其他中等欧洲国家多数为北约和／或欧盟的成员。它们不是追随美国的领导，就是默默跟在德国或法国的后面。它们的政策没有更广泛的地区影响，它们也没有能力改变本身的结盟状况。目前它们既不是地缘战略棋手，也不是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波兰这个可能参加北约和欧盟的最重要的中欧国家也是如此。波兰还太弱，不能成为地缘战略棋手。它只有一个选择：融入西方。另外，由于旧俄罗斯帝国的消失，也由于波兰不断加深同大西洋联盟和新欧洲的关系，波兰越来越享有史无前例的安全，这也限制了它战略选择的范围。

　　毋庸置疑，虽然俄罗斯国力已受削弱，并可能长期面临困境，但它仍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它的存在本身就能对在前苏联境内广阔欧亚地带出现的新独立国家产生重要影响。俄罗斯有雄心勃勃的地缘政治目标，并越来越公开地宣扬这些目标。一旦它恢复了元气，它还将对其西部和东部的邻国产生重要影响。此外，俄罗斯尚未在对美关系方面作出根本的地缘战略选择：美国是朋友还是敌人？它很可能认为自己在欧亚大陆有就这个问题作出选择的很大余地。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国内政治发展进程，特别是它将成为一个欧洲民主国家，还是重新成为一个欧亚帝国。无论如何，尽管俄罗斯在欧亚棋局中已丢失了一些“棋子”和关键的地盘，它仍是一个参赛棋手。

　　同样，中国无疑也是一个主要的地缘战略棋手。中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地区大国。它还可能有更大的抱负，因为它在历史上是个主要强国，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全球的中心。中国的各种选择已经开始影响亚洲的地缘政治力量分布，而它的经济发展势头必将使它有更强的物质实力和更大的雄心。“大中华”的兴起将使台湾问题结束冬眠状态，这将不可避免地影响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苏联的解体导致在中国的西面出现一些新的国家，中国领导人对此不能视而不见。因此，中国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也将对俄罗斯产生很大的影响。

　　欧亚大陆的东部边缘存在一个复杂的问题。日本显然是国际事务中的一个主要大国。美日联盟通常，也应当，被视为美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显然有潜力发挥一流的政治影响。但日本无意使用这种资本，它不谋求成为地区的主导，而是更愿意在美国的保护下行事。同英国在欧洲一样，日本宁愿不参与亚洲大陆的政治。之所以如此，至少部分原因是众多其他亚洲人仍然厌恶日本谋求在地区发挥显要的政治作用。

　　日本在政治上自我约束的姿态给美国在远东发挥主要安全作用提供了条件。因此日本不属于地缘战略棋手，尽管它显然有在短期内成为这种棋手的潜力，在中国或美国突然改变现有政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日本的这种潜力要求美国必须特别精心地培育美日关系。美国无需密切注视日本的外交政策，但应非常细致巧妙地鼓励日本实行自我约束。美日政治关系的任何重大削弱都会直接影响本地区的稳定。

　　为何不把印度尼西亚列为有活力的地缘战略棋手，这比较容易解释。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是最重要的国家。但即使在这个地区，它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也有限，原因包括：印尼经济相对的欠发达状态，国内政局持续不稳定，是个分散的群岛，又易受种族冲突的困扰。华人少数民族在国内金融事务中发挥的主要作用使这种冲突变得更为重要。印度尼西亚将来某个时候可能成为中国向南谋求实现其抱负的主要障碍。澳大利亚已看到了这种前景。它曾担心印尼谋求扩张，但最近已开始主张在澳大利亚和印尼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安全合作。对印尼来说，要成为能在区域起重要作用的国家，还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政治巩固和继续保持成功的经济发展。

　　与印尼不同，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大国的过程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的重要全球性角色。印度还认为自己是中国的竞争对手。虽然这种看法恐怕过高估计了自身的长远能力，但印度无疑是南亚最强大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是那个地区的霸主。印度还是一个半公开的核国家。它拥有核武器不仅是为了威吓巴基斯坦，更是为了抗衡中国的核武库。印度对其地区作用的地缘战略构想不仅涉及其邻国，也涉及印度洋。但印度目前的图谋同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利益没有重要冲突。因此，作为地缘战略棋手，印度不会，至少不会在与俄罗斯或中国同样的程度上成为产生地缘政治问题的根源。

　　乌克兰是欧亚棋盘上一个新的重要地带。它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因此它是个地缘政治支轴国家。没有乌克兰，俄罗斯就不再是一个欧亚帝国。少了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帝国地位，但所建立的将基本是个亚洲帝国，并且更有可能被卷入与觉醒了的中亚人的冲突而付出沉重代价。那时中亚人将对失去新获得的独立感到愤怒，而且他们将得到南面伊斯兰兄弟国家的支持。中国也可能反对俄罗斯重新统治中亚，因为它对中亚新独立国家越来越感兴趣。但如果莫斯科重新控制了拥有五千二百万人口、重要资源及黑海出海口的乌克兰，俄罗斯将自然而然重获建立一个跨欧亚强大帝国的资本。乌克兰丧失独立将立即影响到中欧，使波兰变为一体化欧洲东部前沿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

　　阿塞拜疆虽然面积有限，人口不多，但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在地缘政治方面也十分重要。它是装满了里海盆地和中亚的财富的大瓶的瓶塞。如果阿塞拜疆完全被莫斯科控制，中亚各国就无真正的独立可言。阿塞拜疆如丧失独立，它本身非常重要的石油资源也将被俄罗斯控制。一个独立的、由不穿过俄罗斯控制的领土的石油管道同西方市场连结在一起的阿塞拜疆还将提供一条重要通道，使经济发达的石油消费国能进入能源丰富的中亚国家。几乎同乌克兰一样，阿塞拜疆和中亚的前途对于俄罗斯将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也有重要影响。

　　乘俄罗斯力量减弱之际，土耳其和伊朗正在里海—中亚地区建立自己的某种影响。出于这个原因，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地缘战略棋手。但这两个国家都面临严重的国内问题，它们影响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能力有限。它们又互为对手，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会相互抵消对方的影响。例如在阿塞拜疆，土耳其已取得有影响的地位，伊朗的政策（出发点是担心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族人可能闹事）对俄国人更有利。

　　然而土耳其和伊朗基本上属于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土耳其稳定着黑海地区，控制着从黑海去地中海的通道，在高加索地区抗衡俄罗斯的力量，仍起着削弱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影响的作用，并是北约的南部支撑点。土耳其如不稳定可能将在南巴尔干引起更严重的暴力冲突，使俄罗斯更容易重新控制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尽管伊朗对阿塞拜疆的态度不明朗，但伊朗同样能为中亚新的政治多元化进程的稳定发展提供支持。伊朗控制着波斯湾的东海岸。尽管伊朗目前仍敌视美国，但伊朗的独立能阻碍俄罗斯在波斯湾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任何长期的威胁。

　　最后，韩国也是个远东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它同美国的密切联系使美国能够不在日本本土过多驻军而保护日本，从而使日本不会成为一个独立和重要的军事大国。韩国地位的任何重大变化——不管起因是统一，还是转而落入扩大中的中国势力范围，或两者兼而有之——都必然极大地改变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并因此也改变日本的作用。此外，韩国越来越强的经济力量也使它本身成为一个更加重要的“空间”，控制这块空间越来越有价值。

　　以上开列的地缘战略棋手和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名单并不是永久的或固定不变的。有时必须增加或删除一些国家。当然，从某些方面考虑也可将泰国、巴基斯坦，甚至哈萨克斯坦或乌兹别克斯坦列为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但目前就将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列入名单，理由似乎还不充足。它们中任何一个的地位发生变化都是重大事件，并将引起力量分布的变化，但其触发的影响未必十分广泛。台湾问题值得重视，如果把它同中国分开来看的话。即使这样，只有一种情况才能使台湾真的发生问题，即：中国能成功地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大规模使用武

　　力统一这个岛屿，从而更广泛威胁美国在远东的政治信誉。虽然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似乎不大，美国在制订对中国的政策时仍必须考虑到这种可能性。

　　重要的选择和潜在的挑战认明主要棋手和关键的支轴国家有助于界定美国面临的重大政策难题和预测美国在欧亚大陆面临的潜在重要挑战。这些将在后几章中更详细地讨论，现在可先把这些归结为以下五个大问题：●美国应该要一个什么样的欧洲，怎样促使它成为现实？●什么样的俄罗斯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应为此做些什么和做到什么程度？●在欧亚大陆中部出现一个新“巴尔干”的可能性如何，美国应采取什么措施以尽量减小由此引起的危险？●应鼓励中国在远东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对美国和日本意味着什么？●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新欧亚国家联盟，其中哪种对美国的利益威胁最大和需要采取何种预防措施?美国历来表示支持欧洲一体化事业。从肯尼迪政府开始，标准的提法就是“平等的伙伴关系”。华盛顿官方一直表示希望看到欧洲成为一个单一的实体，有足够的力量同美国一起承担领导世界的责任和负担。这是有关这个问题的一套惯用的辞令。然而实际上，美国的立场既没有这样清楚，也没有如此一贯。华盛顿真的希望欧洲在世界事务中成为美国真正平等的伙伴？还是更喜欢一个不平等的联盟？举例来说，美国是否愿意同欧洲分享在中东的领导地位？欧洲不但离这个地区比美国近得多，而且其中一些欧洲国家在那里一向有自己的长期利益。以色列问题也是个现成的例子。另外，美国也没有把美欧之间在伊朗和伊拉克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看作平等伙伴之间的问题，而是看作欧洲不服从美国的领导。美国的含糊立场不仅涉及它在何种程度上支持欧洲一体化，还涉及应如何界定欧洲的一体化，特别是如果需要的话应由哪个国家来领导统一的欧洲。华盛顿没有规劝伦敦放弃其在欧洲一体化问题上的分裂性立场，尽管华盛顿已清楚地表明它更愿意看到德国，而不是法国，成为欧洲的领导。鉴于法国政策的传统方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选择也已产生鼓励法英有时采取战术性联合以挫伤德国的锐气的效果，并导致法国不时与莫斯科拉关系以抗衡美德联盟。为了实现真正的欧洲联合，特别是如果这一联合要在美国的建设性支持下实现，就必须对北约联盟这个连结美国和欧洲的主要纽带进行结构和程序方面的重大变革。北约不仅是美国影响欧洲事务的主要途径，还为美国在西欧保持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军事存在提供了基础。但是，欧洲的统一将要求调整这个结构以适应新的现实，即建立在两个基本平等的伙伴的基础之上的联盟，而不是那种传统术语所称的由一个霸主和数个附庸国组成的联盟。尽管在1996年曾采取了一些有节制的步骤增进西欧联盟（WEU）这个西欧国家的军事联盟在北约中的作用，这个问题迄今基本被回避了。因此，如果真的选择支持欧洲联合，就必须对北约进行意义深远的重组，这将不可避免地降低美国在联盟中的首要地位。总之，美国对欧洲的长期地缘战略不能在欧洲一体化和同欧洲结成真正伙伴关系的问题上含糊其词。美国如果真的赞成欧洲实现一体化并因此变得更加独立，就应当全力支持正致力于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的那些欧洲力量。这种战略还将意昧着消除曾一度被神圣化的美英特殊关系的最后痕迹。美国对欧洲一体化的政策还要面对——尽管是同欧洲人一起——如何确定欧洲的地理范围这一高度敏感的问题。欧洲联盟应向东伸展多远？欧盟的东部界限是否应同北约的东部前沿一致？前一个问题主要应由欧洲国家来决定，但欧洲在这个问题上的决定将直接影响北约的决定。后一个问题涉及美国，美国在北约仍有决定性的发言权。鉴于有关接受中欧国家

　　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意见越来越趋于一致，这个问题的实际意义主要集中在波罗的海国家将来的地位，可能也包括乌克兰将来的地位。

　　上述欧洲难题同有关俄罗斯的第二个难题有重要的相同之处。在回答有关俄罗斯前途的问题时，声称支持一个民主的、同欧洲紧密相连的俄罗斯并不难。可以设想，一个民主的俄罗斯将更能接受美国和欧洲共有的价值观，并因此更可能在营造一个比较稳定与比较合作的欧亚大陆中成为一个小伙伴。但俄罗斯可能不满足于仅仅被承认是一个民主国家并得到尊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圈子（基本由原苏联官员组成）仍怀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强烈愿望，要在欧亚大陆发挥特殊的作用。这种作用将导致新独立的前苏联各国重新归顺莫斯科。

　　因此，在俄罗斯决策集团一些有影响的成员眼中，连西方对俄友善的政策，目的也在于拒绝满足俄罗斯获得全球性地位的正当要求。正如两名俄罗斯地缘政治学家所说的：

　　美国和北约国家一方面尽可能不伤害俄罗斯的自尊，但同时却在坚决和持续不断地破坏使俄罗斯至少在理论上有希望得到世界政治中第二大国地位的地缘政治基础。前苏联曾经享有过这种地位。

　　此外，他们认为美国正在执行这样一种政策：西方正在重组欧洲。欧洲新结构的根本基础是在世界这一地区支持新成立的、较小和较弱的民族国家的主张。支持的办法是让它们同北约、欧共体等组织建立较密切的关系。A·博加图罗夫和V·克列缅尤克（都是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的资深学者），《俄美当前的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前景》，《独立报》1996年6月28日。这些话虽然含有一些敌意，但准确地描述了美国面临的难题。美国应在经济上帮助俄罗斯到什么地步？这种帮助必定会加强俄罗斯的政治和军事力量。同时美国应给予新独立的国家多大的帮助来保卫和巩固它们的独立？俄罗斯能否同时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一个民主的国家？如果俄罗斯重新变得强大，它是否会谋求重获失去的帝国领地？到那时俄国能同时成为一个帝国和一个民主国家吗？美国对乌克兰和阿塞拜疆等重要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的政策也不能回避这个问题，美国因此面临策略平衡和战略目标方面的困难选择。俄罗斯国内情况的好转是其民主化和最终欧洲化必不可少的条件。但其帝国潜力的恢复又将妨碍这两个目标的实现。另外，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在欧盟和北约扩大之际更是如此。是否应考虑最终接受俄罗斯加入这两个机构中的一个？对乌克兰又该怎么办？把俄罗斯排除在外的代价可能是很高的——在俄罗斯人的思想上形成一个能自行实现的预言。但不管是稀释欧盟还是北约，其后果也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不稳定。在欧亚大陆中部地缘政治关系不固定的广阔地区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的不稳定因素。土耳其－伊朗支轴的潜在脆弱性极大地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向东经过俄罗斯南部的新边界一直延伸到中国的**，向南到印度洋，向西到红海，再向北到东地中海并回到克里米亚半岛。这一地区大约有四亿人口，分布在约二十五个国家，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存在着多种民族和宗教，政治不稳定。其中有些国家可能正在获取核武器。这个广阔的地区经受着爆炸性仇恨的冲击，又处于相互竞争的强大邻国的包围之中。它有可能成为一个主要战场，在这里可能爆发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更可能爆发长期的种族和宗教暴力冲突。印度是起约束作用还是利用某种机会将其意志强加给巴基斯坦，对可能发生冲突的区域的范围大小将有很大的影响。土耳其和伊朗内部的紧张局势不仅可能恶化，还可能严重削弱它们在这个爆炸性区域起稳定作用的能力。这种情势将使吸收新中亚国家加入国际社会更为困难，也将对美国控制下的波斯湾地区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总之。美国和国际社会在这个地区可能遇到的挑战可能比近年来在前南斯拉夫发生的危机严重得多。这一不稳定地区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可能对美国的首要地位提出挑战。通过煽动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宗教仇恨和利用阿－以冲突，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能够削弱

　　一些亲西方的中东国家政府并最终损害美国的地区利益，特别是在波斯湾地区。但是，由于存在政治上的分歧，也由于不存在一个真正强大的伊斯兰国家，来自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挑战将缺乏地缘政治核心，因此更可能通过扩散暴力行为表现出来。

　　中国作为一个重要大国的兴起造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战略问题。最理想的结果是把一个正在实现民主化和自由市场的中国纳入更广泛的亚洲区域合作框架。但如果中国不走民主化的道路而其经济和军事力量却继续壮大又怎么办？不管周边邻国的愿望如何，也不管它们如何分析算计，“大中华”可能已在形成之中。任何阻止其出现的做法都会导致同中国发生激烈冲突。这种冲突会严重损害美日关系，因为远不能肯定日本是否会愿意跟随美国遏制中国。这种冲突还可能彻底改变东京对日本的地区作用的规定，甚至可能导致美国在远东的存在的终止。

　　但迁就中国也要付出代价。承认中国是一个地区大国不只是像赞成一个口号那么简单。这种地区的举足轻重地位必然会有实质性的内容。直截了当地说，作为成功地接纳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政策的一部分，美国应当同意中国有多大的势力范围，这个势力范围在哪儿？作为一种让步，会不得不容许哪些目前在中国政治影响范围之外的地方落入重新崛起的天朝的范围？

　　因此，美国保持在韩国的存在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如果美国撤离韩国，很难设想美日防务安排目前的形式不会改变，因为日本将不得不在军事上更加自立。但朝鲜统一的任何进展都有可能打乱美国继续在韩驻军的基础。一个统一的朝鲜可能选择不要美国提供长期军事保护，这确实可能是中国用其决定性影响帮助半岛实现统一的要价。总之，美国如何处理同中国的关系必将直接影响美－日－韩三角安全关系的稳定。

　　最后还应简要地谈谈未来的政治结盟中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这个问题在相关的章节中还要更详细地讨论。过去，在国际事务中占支配地位的主要是国与国之间争夺地区的主导地位。今后，美国可能不得不决定如何对付谋求将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的地区联盟。这种图谋威胁到美国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但是，是否会出现这种向美国挑战的联盟实际上主要取决于美国能否有效处理这里谈到的重大难题。

　　最大的潜在危险是中国与俄罗斯或许还有伊朗结成大联盟。结成这种“反霸”联盟的原因不是意识形态，而是相互补充的不满。这一联盟在规模和范围方面同中－苏集团曾经构成的挑战有相似之处，尽管这次当头的可能是中国，而俄罗斯是随从。虽然出现这种意外情况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美国必须同时在欧亚大陆的西部、东部和南部边缘巧妙地施展地缘战略手段。

　　中－日轴心可能会带来一种在地理上比较有限、但潜在后果却更为深远的挑战。这个轴心可能在美国失去在远东的地位和日本对世界的看法发生根本改变之后出现。联盟将把两个有非常巨大的生产能力的民族连结在一起，并可能利用某种形式的“亚洲主义”作为联合反美的学说。但鉴于两国的近代历史经历，中国和日本不可能在可预见的将来结成联盟。有远见的美国远东政策肯定能够阻止这种联盟的出现。

　　另一种可能性不大，但不能完全排除的情况是出现大欧洲联盟——不管是德－俄联盟还是法－俄联盟。两种联盟都有明确的历史先例。如果欧洲一体化进程停止或欧美关系严重恶化，这两种联盟中的任何一种都可能出现。如果欧美关系恶化，确实不难想象欧洲和俄罗斯互相妥协把美国赶出欧亚大陆。目前各种联盟看来都不可能出现，它们只有在美国的欧洲政策出现重大失误和欧洲主要国家急剧改变方向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不管将来会如何，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将受动乱或至少是零星暴力行动的冲击。美国的首要地位在新的挑战面前可能是脆弱的。这种挑战或者来自地区竞争者，或者来自新的联盟。美国的首要地位受长期的地缘战略的指导，它应以和谐协调的社会政治制度为基础，后者可由美国主导的多边框架连在一起。只有在存在这种美国首要地位的

　　地方，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全球体系——一种“没有公开的战争威胁”的体系——才可能获得稳定。

　　Z·K·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第三章民主桥头堡欧洲是美国的天然盟友。它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大体相同的宗教传统，实行一样的民主政治，并且还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祖籍地。欧洲带头通过一体化把民族国家组成共同的超国家经济联盟，最终组成政治联盟。在此同时，它也为超越民族主义时代狭隘观点和破坏性情感而建立的国家消亡之后更大的组织形式指明了道路。欧洲已经是当今世界组织上多边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图11）政治上统一的成功，将在欧洲创造出一个生活在民主屋顶之下，享有与美国相当的生活水准，且拥有大约4亿人口的单一实体。这样的欧洲必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欧洲也是向欧亚大陆腹地逐步扩展民主的跳板。欧洲的东扩将巩固九十年代民主的胜利。它将在政治与经济方面与欧洲基本文明的范围差不多。这个范围被称为“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其版图是由起源于***西派教会的欧洲古老和共同的宗教传统确定的。这样的欧洲早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就一度存在过，在欧洲分裂成为美国和前苏联分别控制的两个部分之前已经存在了很久。这样一个大欧洲将对那些位于更远的东部的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并与乌克兰、白俄罗斯及俄罗斯建立起关系网络，使它们参与越来越具有约束力的合作并使它们转而信仰共同的民主原则。它将最终成为美国所倡导的大欧亚大陆安全合作架构的关键支柱之一。不过，欧洲首先是美国在欧亚大陆必不可少的地缘政治桥头堡。美国在欧洲有着巨大的地缘战略利益。与美日之间的联系不一样，大西洋联盟在欧亚大陆上直接确立了美国的政治影响和军事力量。在美欧关系的目前阶段，欧洲盟国仍极大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欧洲的任何扩大都将自然而然地成为美国直接影响的范围的扩大。相反，若没有跨大西洋的紧密关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首要地位也就会很快地不复存在。那样，美国对大西洋的控制以及它使自己的影响和力量达到欧亚大陆纵深地带的能力将受到严重限制。然而问题是，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欧洲人的“欧洲”并不存在。这只不过是一种憧憬、观念和目标，还不是现实。西欧已经是一个共同市场，但还远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政治上的一个欧洲尚未出现。如果还需要什么证据的话，那么波斯尼亚危机已痛苦地证明欧洲仍然并不存在。严酷的现实是，西欧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美国的保护地，中欧也越来越是如此。美国的这些盟国使人们想起在古代的仆从国和附庸国。这无论对美国还是对欧洲各国来说都未必是好事。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活力正更加普遍地下降。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合法性，甚至连正在露头的欧洲人格意识，都显得十分脆弱。在一些欧洲国家，人们可以看到出现了信任危机，创造性的势头丧失殆尽，且在世界的一些大问题面前采取孤立主义和逃避主义的内向态度。绝大多数欧洲人是否想让欧洲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以及他们是否准备朝着这个方面努力，尚不清楚。就连目前已大为减弱的残留的欧洲反美主义情绪也有些玩世不恭：欧洲人对美国的“霸权”耿耿于怀，但他们却又乐于受美国“霸权”的庇护。对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破坏记忆犹新，对经济复兴的渴望以及前苏联威胁所带来的不安全感，曾经是形成欧洲一体化的政治势头的三个主要动力。但是到了九十年代中，这三个动

　　力已经消失。经济复兴已基本实现。如果说还有什么问题，那么欧洲面临的问题越来越是：负担过于沉重的社会福利制度正耗尽经济活力，而特殊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强烈抵制正使欧洲政治注意力内向。前苏联的威胁是消失了，而一些欧洲人希望摆脱美国影响而独立的愿望却并未转化成促进欧洲大陆一体化的强大动力。

　　欧洲一体化的事业越来越依靠由欧洲共同体及其继承者欧洲联盟这种庞大机制所产生的官僚机构本身的势头来支撑。一体化的思想虽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但由于缺乏热情和使命感，这种支持趋于冷淡。一般说来，今天的西欧给人的印象是问题多，不齐心，尽管生活舒适却存在一系列社会问题，没有共同的较远大眼光。欧洲一体化正越来越成为一个进程而不是一项事业。

　　尽管如此，法国与德国这欧洲两大主要国家的政治精英大体上仍然承诺要实现把欧洲变成真正的欧洲的目标。因此，他们是欧洲的主要设计师。若齐心协力，他们能建立起一个无愧于欧洲的历史和潜力的欧洲。然而这两个国家对欧洲建设的看法和意图却又不尽相同，而且两者都没有强大到能单独实现自己的目的和主张。

　　这种状况便为美国的决定性干预提供了特殊机会。这使美国以维护欧洲团结名义的介入有了必要性，因为不这样做欧洲的一体化就将陷于停顿，甚至逐渐发生逆转。但美国对欧洲建设的任何有效参与都必须以美国在以下两个问题上的明确思想为指导：一是美国希望看到并愿意促进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欧洲，一个平等的伙伴还是一个小盟友；二是欧盟和北约的最终范围应该有多大。此外，美国还必须谨慎处理它与欧洲两个主要设计师的关系。

　　辉煌与救赎法国寻求欧洲的转世再生，德国则希望通过欧洲而获得救赎。这两种不同的动机是理解并确定法德对欧洲的不同设计内容的深层原因。对法国来说，欧洲是恢复其昔日伟大辉煌的途径。法国严肃的国际问题思想家早在二次大战前就对欧洲在世界事务中的中心地位不断下降而忧心忡忡。在冷战的几十年中，这种担忧变成了对“盎格鲁撤克逊人”统治西方的愤懑，更不用说对与此相关的西方文化的“美国化”的蔑视了。创造一个查尔斯·戴高乐所说的“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脉”的真正欧洲，就是为了纠正这种糟糕的情况。这样的欧洲，由于将由法国领导，将为法国重新找回其辉煌。法国人至今感到这种辉煌仍然是法国的特定命运。在德国看来，投身欧洲是德意志民族得到救赎的基础，而与美国的亲密关系则是确保自身安全的关键。因此，德国认为一个过分自信且独立于美国的欧洲并非可行的选择。对德国来说，救赎＋安全＝欧洲＋美国。这个公式决定了德国的态度和政策，它既使德国成为一名欧洲真正的良民，又同时是美国在欧洲的最有力的支持者。德国把它对欧洲的热心承诺看成是对自己历史的净化以及对其道德和政治信誉的恢复。德国通过欧洲使自身得到救赎，既可重振昔日的雄风，又可在自然而然地不引起欧洲对德国的怨恨与担心的情况下完成自己的使命。若德国人寻求自身的民族利益，那就将冒被其他欧洲人所孤立的风险。而若德国人致力于促进欧洲的共同利益，则将得到欧洲的支持和尊重。在冷战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上，法国是一个忠诚、有献身精神和坚定的盟友。每当关键时刻，法国总是与美国并肩战斗。无论是对柏林的两次封锁，还是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法国从未动摇过。但是法国希望表现出自己单独的政治人格，并维护法国自身必不可少的行动自由，特别是在牵涉到法国的全球性地位或欧洲未来问题时的行动自由，这又减弱了法国对北约的支持。法国的政治精英仍然抱着法国还是一个全球性大国的观念，这实在有点荒谬。1995年5月阿兰·朱佩总理在法国国民议会重申历届前任总理的思想并宣布：“法国能够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议会厅立即响起了自发的鼓掌声。法国坚持发展自己的核威慑力量，其主要动机是法国认为这样可以增加它自己的行动自由，同时又能使自己在美国做出

　　有关西方联盟整体安全的生死悠关的决定时获得对美国施加影响的能力。法国谋求提高自身的地位并不是为了对付前苏联，因为即使从最好的角度看，法国的核威慑力量也只能对前苏联发动战争的能力产生十分有限的影响。巴黎倒是觉得自己拥有核武器可以使它在冷战中最高级别和最危险的决策过程中扮演一定的角色。

　　法国认为拥有核武器不仅加强了自己是全球性大国的主张，而且还使自己拥有全世界都不得不尊重的发言权。这也加强了法国作为五个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之一的地位。这五个成员统统是核大国。在法国看来，英国的核威慑力量仅仅是美国核威慑力量的延伸。之所以如此，尤其是因为英国遵守对美英特殊关系的承诺并在建设独立欧洲的努力中往往弃权。（法国核力量的发展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暗中支持，但法国人却认为这对法国的战略考虑没有任何影响。）在法国的心目中，法国的核威慑力量还加强了它作为欧洲大陆主要大国所具有的领导地位，而且法国是唯一拥有这种地位的真正的欧洲国家。

　　法国的全球抱负也表现为，它坚定地致力于在大多数法语非洲国家继续维持其在安全方面的特殊作用。尽管法国在长期作战后失去了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放弃了法帝国范围更广的地盘，尽管现实情况是法国基本上只是后帝国时期的一个中等欧洲国家，这种安全方面的使命以及法国继续控制着分散在太平洋中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为法国有争议的核试验提供了场所）的事实，使法国的精英更加坚定地认为法国确实发挥着全球性作用。

　　所有这些一直使法国要求继承欧洲的领导地位。英国已使自己成为次要角色并基本上依附于美国的力量。而德国在冷战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又处于分裂状态并仍然为它在二十世纪的历史所困扰。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可以拿欧洲概念大做文章，宣扬自己是欧洲概念的代表，把欧洲的概念说成与法国的观念一致。法国这个最先发明主权民族国家概念并把民族主义变成民众信仰的国家，很自然地把自己看成是独立和联合的欧洲的化身。法国在这样看待自己时所抱的热情，与它当年一度对“国家”概念所抱的热情一样地炽烈。法国领导下的欧洲辉煌也就成了法国辉煌。

　　这种由深刻的历史责任所产生并由独特文化自豪感而增强的特殊使命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法国必须保留一块在自己的影响范围之内的主要的地缘政治地域，或者说保留一块至少也要防止一个比法国更强大的国家出来主宰的地域。这块地域在地图上可以划为一个半圆形。它包括伊比利亚半岛、西地中海的北岸以及从德国到中东欧的广大地区。（图12）它不仅是法国安全的最底限度辐射范围，而且也是法国政治利益的最重要的地域。只有在确保南欧国家以及德国支持的情况下，建设一个由法国领导的统一独立的欧洲的目标方能实现。但很明显，在法国所拥有的地缘政治轨道内，一个日益更加强大的德国必将成为法国最难对付的国家。

　　在法国看来，通过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统一同时结合美国在欧洲大陆的首要地位逐渐下降，就可以实现独立统一的欧洲这一重要目标。但若法国要营造欧洲的未来，它就必须既让德国参与又加以束缚，还得逐步剥夺美国对欧洲事务的政治领导。而这将导致法国陷入双重政策困境：一是如何在不断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存在的同时，保持美国对欧洲的安全承诺——法国仍然承认这一承诺是必不可少的；二是如何在阻止德国领导欧洲的同时，使法德伙伴关系成为推动欧洲一体化政治经济相结合的发动机。

　　如果法国是货真价实的全球性大国，那么摆脱这些困境并实现其主要目标也许并不困难。除德国外，欧洲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怀有法国那样的抱负及被同样的使命感所驱使。就连德国也可能受到诱惑而在统一但是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中接受法国的领导，但这只有在德国认为法国确实是一个全球性大国且可以像美国那样为欧洲提供德国无法提供的安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然而德国明白法国实力确实有限。法国在经济上远比德国弱，而它的军事力量也并不够（正如1991年海湾战争所表明的那样）。法国的军事力量足以平息发生在其非洲卫星国内部

　　的军事政变，但却既无力保护欧洲，也无力向远离欧洲的地方投送大量军事力量。法国不大不小正好是个中等的欧洲大国。因此，为了建设欧洲，德国还是愿意纵容法国的自大。但是为了真正维护欧洲的安全，德国却不愿意盲目地追随法国的领导。因此，德国一直坚持美国应在欧洲安全方面发挥主要作用。

　　这个对法国的自尊心来说颇为痛苦的现实，在德国统一后变得更为明显了。而在这之前，法德和解确实表现为法国依靠德国的经济活力心安理得地享有政治领导地位。这种看法事实上对双方都是合适的。因为这一方面缓解了欧洲传统上对德国的担心，另一方面通过造成欧洲建设由法国领导而得到经济上富有活力的西德支持这一印象起了加强和满足法国的幻想的作用。

　　然而，即使对法德和解有些错觉，法德和解在欧洲形势发展中仍然具有积极意义，其重要性是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的。它为艰难的欧洲一体化进程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所有进步提供了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基础。因此，它与美国的利益完全一致，也与美国长期以来对促进欧洲跨国合作的承诺相符合。法德合作的失败对欧洲将是一个致命的倒退，也将给美国在欧洲的地位带来灾难。

　　美国心照不宣的支持，使法德共同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成为可能。而德国的统一又增加了法国把德国束缚在有约束力的欧洲框架之内的动因。因此，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在1990年12月6日承诺将致力于实现欧洲联邦的目标。十天后，在罗马举行的讨论欧洲政治联盟的政府间会议——尽管英国持保留态度——明确责成欧共体十二国外长拟订一项政治联盟条约的草案。

　　然而，德国的统一也急剧地改变了欧洲政治的实际形势。这无论对俄罗斯还是法国都是地缘政治上的失败。统一的德国不仅不再是法国的政治小伙伴，而且自然而然地成了西欧无可争议的首要大国，甚至是某种意义上的全球性大国，尤其因为德国是支持重要国际组织的主要出资国例如在下列组织的总预算中，德国出资的比例分别为：欧盟28．5％；北约22．8％；联合国8．93％。此外，它还是世界银行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最大股东。。新的现实使法德都不再对法德关系抱多少幻想。因为德国现在能够也愿意说明并公开地推进它自己对欧洲未来的设想。虽然德国仍然是法国的伙伴，它却不再是受法国保护的对象。

　　法国政治影响力的减弱已对它的政策造成了一些影响。法国不得不在北约内重新获取更大的影响——为抗议美国的控制，法国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北约——并通过更多的外交运作来弥补自己的相对弱点。重返北约也许可使法国对美国施加更多的影响，而不时地拉拢莫斯科或伦敦则可从外部对美国和德国施压。

　　结果是法国重返了北约的指挥系统。不过这只是法国的政策策略运用而并非真要重返后去争些什么。到1994年，法国又重新成为北约的政治军事决策事实上的积极参与者。而到1995年末，法国外交和国防部长也开始定期出席北约的会议。但法国为此提出了要价：一旦完全重返北约，法国重申决心对联盟结构进行改革，以使美国的领导与欧洲国家的参与之间更为平衡。法国人希望欧洲集体的因素能起更大的作用和影响。正如法国外长德沙雷特1996年4月8日在一次演讲中所说的那样，“对法国来说，（与联盟和解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在联盟内维护运作中可信，政治上可见的欧洲特性。”

　　与此同时，法国毫不犹豫地在策略上利用它与俄罗斯的传统联系来制约美国的欧洲政策，并在凡是有用的时候就重温它从前与英国的友好关系以抵消德国在欧洲不断加强的首要地位。法国外长1996年8月对此说得接近露骨。他宣称：“如果法国发挥一种国际作用，它一定会得益于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存在，得益于帮助俄国重新成为一个主要大国。”俄国外长随即对此做了回应：“在世界所有的领导人中，法国人是在同俄罗斯关系中最接近采取建设性态度的。”转引自1996年8月12日《观察家报》。

　　法国起初对北约东扩的支持不冷不热——其实是对北约东扩是否可取几乎不加掩饰地

　　表示怀疑。这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了获取与美国打交道时的影响力而制定的策略。恰恰由于美德是北约东扩的主要倡导者，对法国最适宜的才是采取冷淡态度，有保留地行事，为北约东扩对俄国的潜在影响表示担忧，从而扮演欧洲与俄罗斯的最合适的对话者的角色。法国人甚至给一些中欧人这样的印象，即法国人并不反对俄罗斯在东欧有一个势力范围。因此，法国打俄罗斯牌不仅牵制了美国并向德国传达了一个并不十分隐晦的信息，而且增加了对美国的压力，要美国认真考虑法国提出的改革北约的建议。

　　北约的扩大归根结蒂需要16个成员国的一致同意。巴黎知道它的默许在达成一致中将举足轻重，而且为了避免来自其他成员国的阻力，法国的实际支持是必须的。因此，法国毫不隐讳其意图，就是把它对北约扩大的支持作为抵押品，要挟美国最终接受法国改变联盟内部力量对比及其根本组织结构的决心。

　　法国原先在支持欧盟扩大方面也同样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这一进程主要由德国带头。美国也给予支持，但没有像介入北约扩大那么深。尽管法国在北约内往往争辩说欧盟的扩大将为那些前共产党国家提供更为合适的保护伞，但当德国开始力争更迅速地把欧盟向中欧扩大的时候，法国却立即开始提出技术上的问题，并要求欧盟对欧洲南部不受保护的地中海一翼给予同样的重视（这些分歧早在1994年11月法德首脑会晤时已经出现）。法国强调后者还收到了赢得北约南部成员的支持的效果，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法国在讨价还价过程中的筹码。但法国这样做的代价是扩大了法德两国在欧洲地缘政治观上的分歧。1996年下半年法国最终同意波兰加入北约与欧盟，才部分地缩小了法德间的这一分歧。

　　从历史演变的角度看，法德之间的这种分歧是不可避免的。自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民主的西德就一直认为法德和解是在分裂的欧洲西半部建设一个欧洲大家庭所必需的。这种和解对德国恢复历史名誉也十分重要。因此，德国为此付出接受法国的领导这一代价还算公平。与此同时，前苏联对脆弱的西德持续的威胁又使忠于美国成为德国能生存下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就连法国也承认这一点。但在苏联崩溃后，为了建设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再从属于法国就既无必要也无好处了。统一的德国实际上已是一个更加强大的伙伴，所以平等的法德伙伴关系对法国来说是再公平不过的事情了。因此，法国没有其他选择而不得不接受德国更愿与大西洋彼岸的盟友和保护者建立最重要安全联系这个事实。

　　冷战结束后，这种联系对德国来说变得更为重要。从前它既使德国避免了外来直接威胁的侵害，也是德国最终统一必要的先决条件。随着苏联的解体及德国的统一，德国与美国的联系现在又为德国提供了保护伞。在这一保护伞之下，德国可以更公开地在中欧起领导作用，同时又不对其邻国构成威胁。这种同美国的关系提供的不仅仅是德国行为端正的证明书，它还向德国的邻国保证，若它们同德国保持密切的关系，也就意昧着与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所有这些使德国更容易比较公开地阐明自己地缘政治的优先考虑。

　　德国这一航船安全地停泊在欧洲。美国在欧洲可以看得见的军事存在又使它变得无害而可靠。因此德国现在可以力促把新近获得自由的中欧国家融入欧洲框架。这将不再是旧时德帝国主义的中欧，而是一个在德国的投资及贸易带动下经济复兴并更为友善的大家庭。德国还将扮演赞助者的角色，最终把这个新的中欧正式纳入欧盟和北约。由于法德联盟为德国扮演更具决定性的地区角色提供了重要舞台，德国就不再需要在其特殊利益轨道内表现自己时羞羞答答了。

　　在欧洲地图上，德国的特殊利益区域可用一个长方形来表示，在西部当然包括法国，在东部则覆盖中欧新获得解放的原共产党国家，还包括各波罗的海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甚至延伸至俄罗斯境内。从许多方面看，这个区域与德国在历史上曾有过的建设性文化影响范围相一致。这个范围是由德国城市和农业殖民者于前民族主义时期在中东欧和波罗的海诸共和国区域内营造出来的。他们在第二次大战过程中已被扫除干净。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法国（前面已有论述）和德国特别关注的地区放在一起在下面的地图中进行观察的话，这两

　　个地区实际上勾画出了东欧与西欧的界限，而两个地区的重叠部分则突出了法德关系在地缘政治上有决定意义的重要性，因为这是欧洲的重要核心。

　　九十年代中德国与波兰的和解，标志着德国在中欧扮演更为公开自信的角色的关键性突破。尽管开始时有点犹豫，统一的德国(在美国的推动下)正式承认了奥得－尼斯河为它与波兰的永久边界。此举又消除了波兰与德国建立更为密切关系的唯一的最重要的障碍。在双方进一步采取了一些相互友好和谅解的姿态以后，德波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但双边贸易迅猛发展（1995年波兰超过俄罗斯而成为德国在东方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而且德国成了波兰加入欧盟最主要的支持者，还与美国一起成了波兰加入北约的最主要的支持者。如果有人把到九十年代中波德的和解在中欧的地缘政治重要性同法德和解早先对西欧的影响相提并论，这一点也不过分。

　　德国的影响可以通过波兰向北辐射到波罗的海诸国，向东可以到达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而且波德和解的范围通过波兰不时地参与法德关于欧洲前景的重要磋商而有所扩大。所谓的魏玛三角（由于第一次法、德、波三边高级磋商在德国城市魏玛举行而得名，这一磋商后来定期举行。）在欧洲大陆形成了一个拥有三个国家总共1．8亿人口和十分明确的民族认同感的重要地缘政治轴心。一方面它进一步加强了德国在中欧的主导作用，但另一方面德国的作用又因波兰和法国参加三方对话而有所抵消。

　　德国对欧洲主要组织东扩十分明确的承诺使中欧更易于接受德国的领导，对那些较小的中欧国家来说更其如此。德国作出这样的承诺就使自己肩负起了与根深蒂固的西欧观念很不相同的历史使命。按照西欧那种观念，发生在德国和奥地利以东的事情多少已超出真正欧洲所应关注的范围。早在18世纪初博林布鲁克勋爵参阅他所著《欧洲史：从比利牛斯和平到路易十四之死》。就明确声称，东部的政治暴力事件不会对西欧人带来任何影响。这种态度在1938年慕尼黑危机时又重新出现。九十年代中在波斯尼亚冲突期间，英国与法国也再次采取了令人悲叹的态度。在目前有关欧洲未来的辩论中，这种看法仍是一股暗流。

　　与此相反，在德国真正引起辩论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北约和欧盟哪一个应该先扩大。国防部长支持北约先扩大，而外交部长则主张欧盟先扩大。结果是德国成了建立一个更大更统一的欧洲的无可争辩的倡导者。德国总理曾经把2000年定为欧盟实现第一次东扩的目标，德国国防部长也最先提议把北约成立五十周年作为实现北约东扩的有象征意义的适当时间。这样，德国对欧洲未来的看法就与它的欧洲主要盟友有了差别：英国人明白表示他们宁可建立一个更大的欧洲，因为他们把扩大看成是淡化欧洲统一的途径。法国人则担心扩大会增大德国的作用，因此支持搞一个范围较小的一体化。而德国对这两种想法都支持，从而在中欧获得了它自己的独特地位。

　　美国的总目标对美国而言，主要问题是如何建设一个以法德关系为基础的欧洲，一个具有生存活力、与美国始终联系在一起并能扩展合作与民主的国际体系范围的欧洲。美国的全球首要地位的有效运作主要依赖这一体系。因此，这不是一个在法德之间作出取舍的问题。缺了法国或德国，便不会有欧洲。从前文所述大体上可得出以下三个结论：1．美国必须介入欧洲统一事业，以补救已在削弱欧洲活力的内部士气与目标危机，克服欧洲普遍流行的关于美国最终并不赞成欧洲真正统一的疑虑，并为欧洲联合事业注入必要的民主兴奋剂。这就要求美国就最终接受欧洲是美国的全球性伙伴作出明确的承诺。2．从短期看，在策略上反对法国的政策并支持德国的领导地位是有道理的；从长远看，倘若真正的欧洲确实应运而生，则欧洲联合必须具备更鲜明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特性。这就需要逐步对法国关于跨大西洋体制内权力分配的观点作出某种迁就。3．法国和德国均未强大到可单独建设欧洲或同俄罗斯解决在确定欧洲地理范围方面的

　　固有麻烦。这便要求美国有力地、专注地和义无反顾地参与进来，特别是与德国人一道来确定欧洲的范围，并以此应付诸如波罗的海各共和国和乌克兰在欧洲体系内的最终地位等这些特别是对俄国来说十分敏感的问题。

　　在广褒的欧亚大陆的地图上扫一眼，即可感受到欧洲桥头堡对美国的地缘政治意义及其地域上的相对狭小。维护该桥头堡并使它作为民主的跳板而扩大与美国的安全直接相关。美国对稳定和与之相关的民主传播所怀有的全球关注与欧洲表面上对这些问题的漠不关心（尽管法国自诩拥有全球性大国的地位）之间存在着鸿沟，需要填平。只有当欧洲越来越更加具备邦联特性时，这一鸿沟才能变窄。欧洲不会成为一个单一的民族国家，因为欧洲多种多样的民族传统都很顽固。但欧洲可以成为一个实体，通过共同的政治制度越来越多地体现共有的民主价值观，在民族价值观的普及中明确自身的利益，并对欧亚地域上的其他居民形成磁铁般的吸引力。

　　如果让欧洲人放任自流，他们就有陷入内部社会问题而不能自拔的危险。欧洲的经济复苏掩盖了表面成功背后的长期代价。这些代价会在经济上，同时也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损害。西欧日益面临政治合法性和经济活力方面无法克服的危机，深深植根于受国家庇护的社会结构的普遍膨胀，这助长了家长作风、保护主义以及目光短浅的狭隘性。结果是营造了一种集逃避现实的享乐主义和精神空虚于一体的文化氛围，这种氛围可能被极端的民族主义分子或教条主义的理论家所利用。

　　如果这种氛围大肆泛滥，就可能对民主和欧洲概念造成致命的损害。就欧洲面临的新问题而论，民主和欧洲概念事实上是互相关联的。暂且不提对现存的社会经济结构进行不致引起****的改革这一需要，所有的新问题，不管是外来移民或是美国或亚洲的经济技术竞争力，都越来越多地只能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得到有效应对。一个比其各组成部分加在一起更大的欧洲，即一个在促进民主和广泛地改变人类基本价值观的信仰方面要发挥自身的全球性作用的欧洲，更有可能成为一个与政治极端主义、狭隘民族主义或社会享乐主义划清界线的欧洲。

　　无需唤起对德俄单独互相迁就的旧有恐惧，也无需夸大法国与莫斯科策略上调情的后果，只要欧洲仍在进行联合的努力失败，人们就会对欧洲地缘政治的稳定和美国在欧洲的地位感到不安。欧洲联合的任何失败事实上可能使欧洲人有必要重新使用一些相当传统的手法。这肯定会为俄国或德国在地缘政治方面自行其是提供机遇。不过，如果欧洲现代史上还能给人以什么经验教训的话，那么俄、德都不可能在这方面获得持久的成功。然而德国至少在界定自身民族利益时可能会变得更加我行我索和直截了当。

　　当前，德国的利益与欧盟和北约的利益是一致的，甚至在后两者的利益中得以净化。甚至绿党左翼联盟发言人也主张扩大北约和欧盟。但是，如果欧洲的统一和扩大受阻，便有理由推论，将会出现一个更带民族主义色彩的德国有关欧洲“秩序”观的诠释，从而对欧洲的稳定构成潜在的损害。联邦议院***民主党领袖、科尔总理可能的继任者沃尔夫冈·绍伯勒在说下面这番话时就反映出这种思想状态。他说，德国不再是“反对东方的西方堡垒；我们已变为欧洲的中心”，并有针对性地补充说：“在中世纪的漫长年代，德国曾被卷入创立欧洲秩序”1996年8月2日，黑体是引用者所加。。按照这一思路，中欧地区会成为确立德国明显的政治主导地位的地区和德国对东方和西方进一步实施单方面政策的基础，而不再是德国仅仅占据经济优势的一个欧洲地区。

　　欧洲到那时就不再是美国力量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和向欧亚大陆扩展全球民主体系的跳板了。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对欧洲统一毫不含糊而且非常具体的支持必须维持不变的原因。尽管在欧洲经济恢复时期和在跨大西洋安全联盟内美国频繁表示支持欧洲统一及欧洲的跨国合作，但在行动上美国好像更喜欢与一个一个的欧洲国家而不是与欧盟打交道，来处理棘手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美国在欧洲决策过程中偶而地固执己见，似乎强化了欧洲的疑虑：当

　　欧洲服从美国领导时美国就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而当欧洲制定自己的欧洲政策时美国就不支持欧洲人之间的合作。这是一个不应传播的错误信息。

　　美国在明确宣布它不但准备接受欧洲成为真正欧洲的后果，而且准备采取相应行动之前，已在1995年12月美欧马德里联合宣言中强有力地重申美国对欧洲统一的承诺，但这听起来依然空洞无力。对欧洲来说，最终结果必须是它与美国结成真正的伙伴，而不是受优待但仍是小伙伴的那种地位。真正的伙伴关系意味着共同决策并分担责任。美国对欧洲统一事业的支持将有助于使跨大西洋对话充满活力，并促使欧洲人更认真地致力于在世界上发挥一个真正举足轻重的欧洲可能发挥的作用。

　　可以想象，在某个时候，一个真正联合和强大的欧盟可能会变成美国的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对手。欧盟当然可能变成一个难以驾驭的经济技术竞争者。与此同时，它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也可能与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然而，事实上这样一个强大的和政治上专心致志的欧洲在可预见的将来是不可能出现的。与美国立国之初时的情况不同，欧洲对复兴民族国家有很深的历史渊源，面对一个超国家的欧洲的热望则显然已经消退。

　　未来10年或20年有以下三种现实可能的选择：或者是一个不断扩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尽管犹豫不决和有起有伏，仍然追求欧洲大陆统一的目标；或者是一个僵持的欧洲，其一体化的程度和地理范围基本上不超越目前状况，而中欧则继续处于地缘政治真空；或者是作为僵持状态的可能后续，出现一个恢复旧时的强权角逐且逐渐走向分裂的欧洲。如果出现一个僵持的欧洲，德国对欧洲的那种自我认同感几乎将不可避免地淡化，促使德国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界定更具民族主义色彩。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当然是最好的选择，但这是一种如果要实现就需要美国全力支持的选择。

　　在欧洲建设犹豫不决的当前阶段，美国没有必要直接介入诸如以下复杂问题的争论：欧盟是否应以多数赞成制（一个得到德国特别支持的立场）来作出对外政策决定，欧洲议会是否应该获得立法决策权及布鲁塞尔的欧洲委员会是否应成为事实上的欧洲行政当局，实施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协议的时间表是否应适当松动，欧洲最终是否应成为一个涵盖广阔的邦联或者成为一个以联邦实体为内核加上较为松散的外围周边地带的多层次实体。这些问题都应由欧洲人自己去研讨解决。解决这些问题的进展很可能不平衡，会停停走走，而且最终只能靠复杂的妥协被推动前进。

　　不过，人们有理由认为欧洲经济货币联盟将在2000年以前应运而生，最初可能由欧盟现有的15个成员国中的六至十个成员国组成。这将加速欧洲在货币领域之外的经济一体化，同时进一步促进政治一体化。于是，伴随着断断续续的进程，一个拥有更为一体化的内核和较松散的外围的单一欧洲将会出现并日渐成为欧亚棋局中的一个重要的政治棋手。

　　无论怎样，美国都不应给人以这样的印象：美国更喜欢一个尽管包括的地域更广内涵却含糊不清的欧洲联合。美国应该通过言辞和行动重申，它最终愿意将欧盟视为美国全球性的政治和安全伙伴并与之打交道，而不仅仅把欧盟视为由通过北约与美国结盟的国家所组成的一个地区性共同市场。为使这一承诺更可信并超越关于“伙伴关系”的动听言辞，美国可以建议并启动在新的跨大西洋双边决策机制中与欧盟的联袂规划。

　　相同的原则也适用于北约。维系北约对跨大西洋的联系至关重要。在这个问题上，美欧意见极为一致。没有北约，欧洲不但可能会脆弱得不堪一击，而且几乎立即会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北约确保欧洲的安全并为寻求欧洲统一提供一个稳定的框架。这便是北约对欧洲具有历史性至关重要意义的依据。

　　然而，随着欧洲在犹豫中逐步走向联合，北约的内部结构和进程将不得不作出调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是有点道理的。不能设想，有朝一日会有一个真正联合的欧洲，却同时又有一个仍然以一个超级大国加上十五个依附国为基础的一体化联盟。一旦欧洲伴随着欧盟逐渐履行某些超国家政府的职能而开始表现出其自身的真正政治特性，北约将不得不在“1＋1”

　　（美国＋欧盟）公式的基础上作出改变。这不会在一夜之间一蹴而就。再重复一次，走向这个方面的进展将是步履蹒跚的。但是

　　这种进展必须在现有的联盟安排中得到体现，否则，缺少这种调整本身就会使进一步进展受阻。朝这个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是1996年联盟决定组建联合特遣部队，由此设想到以联盟后勤保障和指挥、控制、通讯及情报系统为基础，进行某种纯欧洲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美国如果愿进一步迁就法国关于增大西欧联盟在北约内的作用，特别是在指挥和决策方面的作用的要求，那么美国的这种态度也将表明美国对欧洲统一更真诚的支持并有助于缩小美法之间在欧洲最终自我定位问题上的分歧。

　　从更长远看，西欧联盟有可能吸收一些由于种种地缘政治或历史原因而不会寻求加入北约的欧盟国家入盟。属于这类国家的可能有芬兰或瑞典，甚至还可能有奥地利。这三个国家都已在西欧联盟内获得观察员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芬兰和瑞典具有影响的舆论都已开始讨论与北约结盟的可能性。1996年5月，瑞典媒体报道，芬兰国防部队司令员提出了北约在北欧领土上作一些部署的可能性。1996年8月，瑞典议会国防委员会在一项表明要逐步与北约开展更密切的安全合作的决定中建议瑞典加入只有北约成员国参加的西欧军备集团（WEAG）。另外一些国家也可能会谋求与西欧联盟建立联系，并以此作为最终加入北约的预备性步骤。西欧联盟在处理与欧盟未来成员的关系时也可能会在某个时候仿效北约和平伙伴关系的做法。所有这些步骤都有助于在跨大西洋联盟的正式范围之外编织一个更广泛的欧洲安全合作网。

　　与此同时，在一个更大和更统一的欧洲出现之前（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这样一个欧洲也不会很快出现），美国必须与法国和德国通力协作，共同促进这样一个更统一和更大的欧洲的出现。因此，美国关于法国的主要政策难题，仍将是如何在不损害美德联系的情况下诱使法国更紧密地参与大西洋的政治和军事一体化；而关于德国的主要政策难题，则仍将是美国如何既可以依赖德国在大西洋主义欧洲的领导地位中得利而又不引发法国、英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不安。

　　美国在联盟未来结构的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的灵活性会，有助于最终争取法国对北约东扩的更大支持。从长远看，使德国的两边同处于一个一体化的北约军事安全区之内可以把德国更牢固地定位在一个多边框架内。这对法国应该是至关重要的。此外，联盟的扩大还将使“魏玛三角”（由德国、法国、波兰构成）变为在某种程度上制衡德国在欧洲领导地位之微妙手段这种可能性增大。尽管波兰加入联盟有赖于德国的支持（波兰对法国在联盟扩展问题上态度暖昧颇为不满），然而一旦波兰入盟以后，更可能出现的却是法国与波兰在地缘政治上持共同观点。

　　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华盛顿都不应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在有关欧洲特性或北约内部运作等问题上，法国只是暂时的对手。更为重要且华盛顿应该牢记的事实是，在把一个民主的德国永远拴在欧洲之内的重要任务中，法国是必不可少的伙伴。这便是法德关系的历史性作用。欧盟和北约东扩均应强化以法德关系作为欧洲内核的重要性。最后要说的是，法国不够强大，既不足以阻挠美国推行其欧洲政策中地缘战略的根本原则，又不足以使自己成为欧洲的领袖。因此，法国有些怪僻甚至发点脾气，都是可以容忍的。

　　注意到法国在北非和法语非洲国家发挥着建设性的作用，也是恰当的。法国是摩洛哥和突尼斯不可或缺的伙伴，同时还在阿尔及利亚起着稳定局势的作用。法国作这样的介入有充分的国内原因：约500万穆斯林现在居住在法国。因而北非的稳定和有序发展对法国利害攸关。然而这种利益又能给欧洲安全带来广泛的好处。若没有法国的使命感，欧洲南翼将更不稳定和更具威胁性。整个南欧对地中海南岸地区的不稳定所造成的社会政治威胁正越来越感到不安。因而法国对整个地中海地区事态的强烈关注同北约在安全方面的关注并非无关。美国在偶尔不得不应付法国关于其特殊领袖地位的过分要求时，应考虑到这一点。

　　德国另当别论。德国的主导作用不可否认，但在公开赞同德国在欧洲的领导作用时却必须谨慎行事。这种领导作用可能会对某些欧洲国家暂时有利，比如那些赞赏德国为欧洲东扩采取主动行动的中欧国家。西欧人对此也可以容忍，只要这种领导作用被置于美国的首要地位之下。但从长远看，欧洲建设不能以德国的领导作用为基础。太多的记忆仍在萦纡，太多的恐惧可能显现。一个由柏林建设并领导的欧洲是根本行不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德国需要法国、欧洲需要法德联系、美国不能在德法之间择其一的原因。

　　关于北约扩大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一个与欧洲自身的扩大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进程。如果欧盟将成为一个地理上幅员更广大的共同体，成为一个由一体化程度较高的法德领导核心加一体化程度较低的外围组成的共同体，如果这样一个欧洲把自身的安全建筑在与美国继续结盟的基础之上，那么，其地理上最暴露的部分中欧，就自然不能被明显地排斥于通过跨大西洋联盟而享有安全感的欧洲其他部分之外。在这一点上，美国和德国意见一致。在美国和德国看来，扩大的动因是政治的、历史的和建设性的。推动扩大的不是对俄国的仇恨，也不是对俄国的惧怕，更不是孤立俄国的愿望。

　　因此，美国须特别紧密地与德国携手合作推动欧洲东扩。在这个问题上美德的合作和共同领导是必不可少的。如果美国和德国联袂鼓励其他北约盟友同意欧洲东扩并且在俄罗斯愿意妥协的情况下与俄罗斯有效地谈判相互迁就方案(见第四章)，或者两国在建设欧洲的任务不能从属于莫斯科的反对意见这种正确信念的指引下采取果断行动，则东扩就会成为现实。为获得所需的北约全体成员国一致同意，特别需要美国与德国联合向其他成员国施加压力。倘若美德共同致力于获得这种一致意见，任何北约成员国都没有能力予以阻挠。

　　说到底，与上述努力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在地理上仍然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确实，如果美国业已启动的扩展北约的努力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重新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使在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

　　指导欧洲渐进扩展的底线必须是这样的主张：现有的跨大西洋体系之外的任何国家都无权否决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加入欧洲体系并进而加入其跨大西洋的安全体系；任何符合条件的欧洲国家都不应最终被先验地排除在欧盟或北约之外，尤其是极易遭受武力攻击且日益符合条件的波罗的海国家有权知道它们最终也可以成为上述两个组织的正式成员，同时还有权知道，它们即使不去迎合扩展中的欧洲及其美国伙伴的利益，它们的主权也不会受到威胁。

　　实质上，西方特别是美国及其西欧盟友，必须回答瓦茨拉夫·哈维尔1996年5月15日在亚琛十分雄辩地提出的问题：

　　我知道欧洲联盟和北大西洋联盟均不能一夜之间向所有渴望加入它们的国家敞开大门。这两个机构毫无疑问能够做的和在为时太晚之前应该做的是：向被视为一个有共同价值地区的整个欧洲明确保证欧盟与北约都不是封闭的俱乐部。二者应该制定出一个明确和详尽的渐进扩展政策。这一政策中不但已含有一个时间表，而且还有对这个时间表内在逻辑的解释。

　　欧洲的历史性时间表尽管在现阶段欧洲东部的最终界限既不能明确说明，也不能最终确定，但从最广义而言，欧洲是从共同的***传统中衍生出来的一个共有文明。欧洲的比较狭隘的西方定义是与罗马帝国及其历史遗产相联系的。但欧洲***传统中还包括拜占庭及其俄罗斯东正教的成份。因此，在文化上讲，欧洲的含义比耶酥使徒彼得的欧洲要广，彼得的欧洲则又比西欧广

　　得多，尽管近年来西欧一直在盗用“欧洲”的名义。甚至仅仅对地图14扫一眼便可确信，现在的欧洲根本不是一个完整的欧洲。更糟的是，这是一个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存在着一个能对双方产生吸引作用的无安全保障的地区，并必然导致紧张和角逐的欧洲。

　　查理曼大帝时代的欧洲（仅限于西欧）在冷战期间由于客观的必要性而又有了意义，但这样的欧洲现在却成了畸形怪物。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日渐统一的欧洲除了是一种文明以外，还是一种生活方式、生活水准和不受种族和领土争端困扰的有共同民主程序的政治实体。这样的一个欧洲，目前在正式组织上范围要比其实际潜力小得多。几个较为先进、政治上稳定的中欧国家均属西方彼得的欧洲传统。主要有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可能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它们已明显具备了资格也渴望成为“欧洲”及其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成员。

　　在当前的形势下，北约看来很有可能大概在1999年实行扩展而接纳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在这一初步但却重要的步骤之后，北约的任何后续扩展可能将与欧盟的扩展同步或紧接其后进行。欧盟扩展涉及更复杂的程序。这既表现在取得资格要分若干阶段，又表现在入盟必须达到的要求上（图13）。因此，即使是接纳首批中欧国家加入欧盟也不可能早于2002年，或许还要晚一些。然而，当北约首批三个新成员加入欧盟后，欧盟和北约都必然会把接纳波罗的海国家、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伐克（最终还可能有乌克兰）的问题提上日程。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入盟的前景已在对未来的成员国的情况和行为发生建设性影响。意识到欧盟或北约均不希望被成员国之间在少数民族权益或领土要求方面的更多冲突所困扰（士耳其与希腊的争端已经够麻烦了），已使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受到必要推动，力争达成符合欧洲委员会制定的标准的妥协。只有民主国家才有资格入盟这一更为笼统的原则，也在发生着同样的作用。要求不被遗弃在北约和欧盟的外面的愿望，正在对新兴的民主国家产生着有力的重要影响。

　　不管怎么说，欧洲的政治联合与安全不可分割，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作为一个实际问题，如果不同美国达成共同的安全安排，事实上便很难想象有什么真正联合的欧洲。由此而论，有资格开始并被邀请同欧盟进行入盟谈判的那些国家，从此时起也应自然而然地被视为事实上已被置于北约的假定保护之下。

　　与之相适应，扩展欧洲和扩大跨大西洋安全体系的过程很可能分若干深思熟虑的阶段向前发展。假定美国和西欧始终如一地履行承诺，则一个纯属推测但又谨慎地符合实际的发展阶段时间表也许可以开列如下：

　　1．到1999年，首批中欧新成员国将被接纳加入北约，尽管它们加入欧盟的时间可能不会早于2002或2003年。

　　2．同时，欧盟将启动与波罗的海国家的入盟谈判，北约同样也将开始运作以解决波罗的海国家和罗马尼亚加入的问题。这些国家可能于2005年完成加入北约的程序。在此阶段的某个时候，其他巴尔干国家也可能成为加入的对象。

　　3．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可能会激励瑞典和芬兰考虑加入北约。4．在2005年至2010年之间的某个时候，乌克兰应能随时与欧盟和北约开始认真的谈判，特别是如果在这段时间中该国在国内改革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成功地被外界更为明确地认定为一个中欧国家。同时，法国－德国－波兰三方在欧盟和北约框架内的合作可能已大大加深，特别是在防务领域。这种合作可能成为任何扩大了的欧洲安全安排的西方核心，这一安全安排最终可能将俄罗斯和乌克兰也包括进来。鉴于德国和波兰在乌克兰独立问题上有特殊的地缘政治利益，乌克兰最终很可能也被逐渐吸纳进法国－德国－波兰的特殊关系。到2010年时，包括2亿3千万人口的法国一德国一波兰一乌克兰政治合作关系可能演化成一种加大欧洲地缘战略纵深的伙伴关系。（图15）

　　上述情景究竟是以平和方式还是在与俄罗斯关系日趋紧张的背景下出现，事关重大。应不断地向俄罗斯作出保证欧洲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就像最终加入扩大的跨大西洋安全体系和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候加入新的跨欧亚安全体系的大门对俄国是敞开的一样。为使这些保证言而有信，应有意识地推进俄罗斯与欧洲在各个领域内的各种合作联系。（俄罗斯同欧洲的关系及乌克兰在这方面的作用将在下一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探讨。）

　　倘若欧洲在统一和扩展方面以及俄罗斯与此同时在巩固民主和社会现代化方面均取得成功，则俄罗斯在某个时候也可以有资格与欧洲结成更牢固的关系。这又将使跨大西洋安全体系与跨欧亚大陆安全体系的最终合并成为可能。然而，作为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会提出俄罗斯正式入盟的问题。如果这也可以算作一个理由的话，这恰恰是不能毫无意义地对俄国关闭各种大门的另一个原因。

　　最后要说的是，伴随着雅尔塔欧洲的消失，还必须使凡尔赛欧洲不再重现。欧洲分裂状态的结束不应成为将欧洲推回到众多民族国家争吵不休的状态的一个步骤，而应是一个出发点，营造一个因北约扩大而得以加强、因与俄罗斯的建设性安全关系而更加安全且幅员更大和日益统一的欧洲。因此，美国在欧洲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可极其简明地归纳为：通过更加真实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来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桥头堡，以便使扩大中的欧洲成为向欧亚大陆传送国际民主与合作秩序的更有活力的跳板。

　　Z·K·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亦凡书库阿修比亦凡书库威斯塔朗特第四章黑洞世界上领土最大的国家1991年末的解体，在欧亚大陆正中心造成了一个“黑洞”。这就如同地缘政治学家所描述的“心脏地带”突然从世界地图上被挖走了一样。这一复杂的地缘政治新形势给美国带来严峻的挑战。可以理解，美国的紧迫任务当然是减小这个正在分崩离析却仍拥有强大核武库的国家陷入政治混乱或重新成为敌对的专制政权的可能性。然而美国的长期任务则依然是：如何促进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复兴；同时避免重新出现一个欧亚帝国，阻碍美国实现建立一个能把俄国稳定安全地联在一起的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这一地缘战略目标。俄国的新地缘政治环境苏联的垮台是庞大的中苏共产主义集团逐步分裂过程的最后阶段。这个集团曾在短时间内与成吉思汗帝国的地域相当，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后者。但这个存在年代较近的横跨欧亚大陆的集团，寿命却很短。铁托的南斯拉夫反对和毛的中国不听号令，早就显示出共产主义阵营在比意识形态的约束更有力的民族主义的企盼面前的脆弱性。中苏集团持续了大约10年，苏联持续了大约70年。但更具地缘政治意义的是长达几个世纪的莫斯科统治下的大俄罗斯帝国的灭亡。这个帝国的解体缘于苏联体制在社会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总失败，虽然由于其一贯的保密制度和自我孤立，其中许多弊端几乎到最后垮台时才得以暴露。因此，世界被苏联看起来十分迅速的自我灭亡惊呆了。1991年12月短短的两个星期内，苏联先是由俄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共和国的首脑们公然宣布解散，然后正式被一个除波罗的海各共和国以外包括原苏联的所有共和国在内的称作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的含糊不清的实体所取代。苏联总统无可奈何地辞职引退，苏联国旗最后一次从克里姆林宫降落。最后，一个主要由俄罗斯人组成的有1．5亿人口的俄罗斯联邦成为前苏联事实上的继承者，而共有另外的1．5亿人口的其他共和国

　　则不同程度地取得了独立的主权。前苏联的解体在地缘政治上造成了巨大的混乱。仅仅在半个月的时间内，俄国人民突然

　　发现他们不再是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帝国的主人，总体说来他们对苏联的解体比外界更无思想准备。俄国在高加索地区的边界退回到了19世纪；在中亚则是退回到了19世纪中叶。更有戏剧性和令人痛苦的是在西部，俄的边界退回到了1600年左右即“雷帝”伊凡四世统治之后不久。高加索的丢失重新唤起了对土耳其影响卷土重来在战略上的担心。失去了中亚，使人感到丢掉了这一地区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也对伊斯兰的潜在挑战忧心仲仲。乌克兰的独立则动摇了俄国是泛斯拉夫共同特性的天授旗手这一说法的根本。

　　在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由沙皇帝国占据、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则由俄罗斯主导的苏联占据的地盘上，现在出现了12个国家。除俄国外，大多数国家对真正的主权毫无准备。这些国家从有5290万人口的乌克兰到仅有350万人口的亚美尼亚，大小不等。它们是否能生存下去不能确定，莫斯科是否愿意永远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同样不可预测。2000万左右说俄语的人现在成了外国居民，更加重了俄国人受到的历史震撼。这些国家在政治上受民族主义越来越强的精英们统治。在经受了几十年来或多或少带有强制性的“俄罗斯化”后，他们决心要表现出它们各自的特性。

　　俄罗斯帝国的垮台使欧亚大陆的中心出现了一个力量真空。不仅新独立国家虚弱不堪，十分混乱，俄国本身也因为动荡，特别是因为在****的同时企图抛弃旧的苏联社会经济模式，发生了巨大的全面危机。俄国因担心穆斯林在新独立的塔吉克斯坦上台而进行了军事介入，使民族问题更趋严重。对车臣政治经济上付出高昂代价的可悲的残酷干预，更使问题雪上加霜。最令人痛苦的是俄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降。虽然仍拥有庞大但越来越陈旧的核武库，曾是世界上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俄国现在却被许多人视为只不过是第三世界的一个地区性大国而已。

　　俄国严重的社会危机扩大了地缘政治真空。四分之三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伤害。大批最有才能和干劲最足的人被杀害或死于古拉格劳动营，人数达数百万。另外，在本世纪内，俄国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蹂躏、一场长期内战中的死难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暴行和破坏。俄国政权推行压制性的教条主义的正统思想，断绝了俄国与世界的联系。俄国经济政策对生态问题完全漠然视之，环境和人民身心健康深受其害。据俄国官方的统计数字，至90年代中，仅约40％的新生儿是健康的；约五分之一的俄国小学一年级学生有不同形式的智力低下问题。男子平均寿命下降至57．3岁。俄国的死亡率高于出生率。俄国的社会状况实际上是典型的中等第三世界国家水平。

　　对本世纪俄国人民遭受的恐惧和苦难，无论描述得如何严重也不为过。由于以下一系列事件的社会影响，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未曾有机会过正常的文明生活：

　　——1905年的俄日战争，以俄国战败蒙辱而告终；——1905年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引发大规模城市暴力活动；——191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死伤几百万人，经济陷入极度混乱；——1918－1921年内战，再次造成几百万人丧生，国家遭到严重破坏；——1919－1920年，俄波战争，以俄战败而终；——20年代早期建立古拉格劳动营，革命前的精英遭到杀戮和大规模逃离俄国；——30年代早期和中期的工业化和集体化运动，造成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的大规模饥荒和几百万人死亡；——30年代中期和晚期的“大清洗和大恐怖”，几百万人被关进劳改营，100多万人被枪决，几百万人死于虐待；——1941－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平民和军人伤亡人数达数百万，经济破坏惨重；——40年代晚期再次实施斯大林主义的恐怖，从而再次发生大规模的逮捕和频繁的处

　　决；——从40年代末到80年代末长达40年的与美国的军备竞赛，造成社会贫困；——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为把苏联的力量扩展到加勒比、中东和非洲地区而耗尽财力；——1979－1989年劳民伤财的阿富汗战争；——苏联的突然解体，社会动荡，痛苦的经济危机，血腥而又耻辱的车臣战争。俄国的内部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丧失令人苦恼和不安，对俄国的政治精英来说尤其如此。

　　俄国地缘政治形势也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在西部，由于苏联的解体，俄国国界被十分令人痛苦地更改，地缘政治影响的范围大大缩小（图16）。自18世纪以来，俄国一直控制着波罗的海诸国。现在失去了里加和塔林港，使俄国进出波罗的海更受限制，且受失去冬天的不冻港之苦。虽然俄国总算对在形式上新获独立但高度俄罗斯化的白俄罗斯保住了政治主导地位，但也难保蔓延的民族主义最终不会在那儿占上风。在原苏联疆域之外，华抄条约组织的崩溃意味着以波兰为代表的前中欧卫星国正迅速倒向北约和欧盟。

　　最麻烦的是丢掉了乌克兰。一个独立的乌克兰国家的出现不仅迫使所有俄国人重新思考他们自己的政治和民族特性的性质，而且也是俄国在地缘政治上遭受的重大挫折。乌克兰从300多年的俄罗斯帝国历史脱离出去，意味着俄国失去了一大块潜在富裕的工农业经济和在种族与宗教上同俄国人极为接近的5200万人口。而这些本足以使俄国成为一个真正庞大而自信的帝国。乌克兰的独立也使俄国失去了它在黑海的主导地位，因为黑海的奥德萨是俄国与地中海地区以及与距离更远的国家贸易的重要通道。

　　从地缘政治上看，丢掉乌克兰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这使俄国的地缘战略选择受到极大限制。即使失去了波罗的海诸国和波兰，一个依然控制着乌克兰的俄罗斯仍可争取充当一个自信的欧亚帝国的领袖，主宰前苏联境内南部和东南部的非斯拉夫人。但丢掉了乌克兰及其5200多万斯拉夫人，莫斯科任何重建欧亚帝国的图谋，均有可能使俄国陷入与在民族和宗教方面已经觉醒的非斯拉夫人的持久冲突中。与车臣的战争也许仅是第一个例子而已。另外，由于俄国出生率日益下降而中亚人口急剧增加，任何没有乌克兰而仅建立在俄国力量之上的新欧亚帝国，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欧洲化色彩将不可避免地减弱，而更加日趋亚洲化。

　　丢掉了乌克兰，在地缘政治上不仅是重要的，而且起了催化作用。正是乌克兰1991年12月宣布独立以及在贝拉维扎的关键性谈判中坚持由一个松散的独立国家联合体取代苏联，尤其是乌克兰采取政变式的突然行动，强行夺取驻乌的苏军部队的指挥权，才使独联体没有成为仅是一个更加邦联化的苏联的新名称。乌克兰的政治自决使莫斯科目瞪口呆，并成为一个榜样，原苏联的其他共和国虽然开始时仍较胆怯，然后均纷纷仿效。

　　俄国失掉其在波罗的海的主导地位的一幕在黑海重演，不仅由于乌克兰独立，也是因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这些新独立的高加索国家，为土耳其恢复其一度失去的在本地区的影响增加了机会。1991年以前，黑海是俄国海军力量进入地中海的出发点；到90年代中，俄国在黑海仅剩一小条狭长的沿岸地带。为苏联黑海舰队的残余部分使用在克里米亚的基地，俄国同乌克兰仍争执不休。俄国眼睁睁地恼怒地看着北约－乌克兰联合进行海军和登陆演习，土耳其在黑海地区影响不断扩大。俄国还怀疑土耳其向车臣抵抗分子提供了有效的援助。

　　在更远的东南部，地缘政治的动荡同样极大改变了里海盆地乃至中亚地区的总的地位。苏联解体之前，里海实际上是一个俄国的湖，仅南部一小部分属于伊朗。一个独立和民族主义十分强烈的阿塞拜疆出现了，蜂拥而至的急切的西方石油投资者又加强了阿塞拜疆的力量。加上同样独立的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也出现了。这一切使俄国现在仅是里海盆地财富的五个争夺者之一。俄国再也不能心安理得地认为它能够自行处理这些财富。

　　中亚国家的独立意味着俄国东南部边境在有些地方向北退了1000多英里。这些新独立国家拥有丰富的矿产和能源储藏，必然会引起外国的兴趣。几乎可以肯定，不仅那些国家的

　　精英，而且不久以后它们的老百姓，民族主义情绪也将越来越强烈，可能会在对世界的看法上更趋伊斯兰化。哈萨克斯坦土地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但在其近2000万人口中，哈萨克人和斯拉夫人的人数基本相当，语言和民族纠纷极易激化。乌兹别克斯坦人口约2500万，民族要单一得多，领导人喜欢强调历史上的辉煌岁月。乌兹别克斯坦现在日益自信地强调本地区在后殖民地时代的新地位。土库曼斯坦在地理上因隔着哈萨克斯坦而与俄国没有直接联系。为减少以前为进入世界市场在通讯方面对俄国的依赖，土库曼斯坦正积极开拓与伊朗的新联系。

　　由于受到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的外来支持，中亚各国并不像许多俄罗斯人继续希望的那样，愿意用它们的新政治主权来换取能带来实惠的与俄国的经济一体化。至少它们与俄国之间的某种紧张和敌对是不可避免的，而车臣和塔吉克斯坦令人痛苦的先例说明，不能完全排除比这更糟糕的情况。对俄国人来说，与在其整个南翼（再加上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总共有3亿多人口）的各伊斯兰国家发生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能不使他们感到严重的不安。

　　最后，俄罗斯帝国解体之时，虽然远东地区并未发生领土和政治变化，俄国在该地区也面临不祥的地缘政治新形势。几个世纪以来，中国至少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一直比俄国弱，也比俄国落后。每个关注俄国国家前途和对十年来急剧变化感到困惑的俄国人，都无法忽视中国正逐步变得比俄国更先进，更具活力，更成功这个事实。中国的经济实力与其12亿人民活跃的精力结合在一起，正从根本上逆转着两国之间的历史方程式，而西伯利亚的空旷空间几乎在召唤着中国去殖民。

　　这个令人惊诧的新现实定将影响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安全感和在中亚的利益。不要很久，其地缘政治意义甚至可能会超过丧失乌克兰对俄国的影响。俄国后共产主义的首任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又担任俄国杜马外事委员会**的弗拉季米尔·卢金充分阐述了其中的战略意义：

　　过去俄国虽然落后于欧洲，但却自认为比亚洲先进。但从那以来，亚洲发展的速度要快得多，……我们发现自己不再处于“现代化的欧洲”和“落后的亚洲”之间，而是处于“两个欧洲”之间的一个奇怪的中间地带《我们的安全困境》，美国《外交政策》季刊，（1992年秋季）88卷，第60页。。

　　总之，俄国直到最近仍是一个领土辽阔的大帝国的缔造者，并领导着一个从欧洲中心一度延伸到南中国海的一批卫星国组成的意识形态集团，现在却成了一个麻烦甚多的民族国家，在地理上没有便捷的与外部世界联系的通道，在东、西、南三面都面临着与邻国爆发会削弱自己的冲突的潜在危险。似乎只有北部无人居住和难以通行的、几乎永久冰冻的地区，才是它地缘政治的安全地区。

　　地缘战略的种种幻景后帝国的俄国出现一段历史和战略上的混乱是不可避免的。令人吃惊的苏联垮台，特别是大俄罗斯帝国出乎一般人意料和令人目瞪口呆的解体，在俄国引起了深刻的反思。人们就俄国在当前历史中应如何自我定位的问题展开了范围广泛的讨论。人们公开和私下激烈地争论多数大国从未想到过的一些问题：什么是俄国？俄国在哪里？做一个俄国人是什么意思？这些不仅仅是理论问题。对问题的任何答复均蕴含着重要的地缘政治含义。俄国是一个纯粹由俄罗斯种族组成的民族国家，还是俄国从定义上讲范围要更广（就如同不列颠比英格兰要广一样），因此注定要成为一个帝国？从历史、战略、种族的角度看，俄国恰当的边界在哪儿？如果从这样的历史、战略和种族角度看，乌克兰的独立是否仅是暂时出了偏差（许多俄国人都愿这样想）？俄国人是否必须在种族上是俄罗斯人（Russkyi），抑或他可以在政治上是俄国人，但在种族上不是俄罗斯人（也就是说是“Russyanin”，相当于“英国人”却不是“英格兰人”）？例如，叶利钦和一些俄国人认为，车臣人确实也可以和应该被认为是俄国人（这种说法造成了悲剧性的后果）。

　　苏联垮台前一年，在已看到俄国末日来临的为数不多的人中，有一名俄国民族主义者曾绝望地断言：

　　倘若这个对俄国人民来说不可想象的可怕灾难真的来临，国家四分五裂，在其千年历史中深受贫困和欺骗的人民突然最后变得孤独无援，他们不久前的“兄弟”收拾起行李，登上“民族救生艇”，驶离正在倾覆的航船，——那么，我们是无处可去的……

　　体现着政治、经济、精神的“俄罗斯思想”的俄罗斯国家将要重建。它将汇集已一下子突然化为乌有的1000年王国史和70年苏联史的全部精华亚历山大·普罗哈诺夫：《中央集权主义的悲剧》，载于《俄罗斯文学月刊》，1990年1月号，第4－5页。。

　　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找到一个能为俄国人民接受又切合现实的答案很难。俄国国家自身的历史性危机更使其难上加难。几乎贯穿俄国整个历史的是，国家既是领土扩张又是经济发展的工具。这个国家也从未刻意地按西欧传统把自己看作纯粹的民族工具，而是把自己定位为特殊的超民族使命的实施者，用宗教、地缘政治或意识形态等术语赋予“俄罗斯思想”以不同的解释。现在这个使命突然遭到摒弃，因为国家的疆域已缩小到主要限于一个民族的范畴。

　　此外，俄罗斯国家（可以说是其“本质”意义上的国家）的后苏联危机的加重，不仅由于俄罗斯面对其帝国传教士使命突然被剥夺的挑战，而且由于：为了缩小俄国社会发展的落后状态与欧亚大陆较发达地区的巨大差距，俄国国内的现代化派（及其西方顾问们）正逼迫国家不再扮演社会财富的指导者、所有者和安排者这一传统的经济角色。这要求对俄罗斯国家的国际和国内作用进行政治上不折不扣的革命性的限制。这严重破坏了俄国国内生活已牢固地确立起来的模式，给俄国政治精英带来了因在地缘政治上失去方向而造成的四分五裂的感觉。

　　在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背景下，如人们可以预料到的，“俄国何去何从和什么是俄国”的问题立即引出各种各样的回答。俄国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位置早就预先决定了其精英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问题。后帝国和后共产主义俄国首任外长安德列·科济列夫在他任期之初试图确定新俄国在国际舞台应如何为人处世时，有一次就重新确认了这种思维模式。在苏联解体还不到一个月时他就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取代意识形态”。1992年1月12日《俄罗斯报》刊登的专访。

　　总的说来，苏联解体后，可以说有三大派地缘战略设想在俄国应运而生。三种设想相互有部分重复，但最终每种都与俄国最关心的相对于美国的俄国地位问题有关，每种也都包含着一些内部的变异。对这些不同的思想派别可以归纳如下：

　　1．优先考虑与美国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对赞成这一主张的一些人来说，这实际上是共同统治全球的代名词。

　　2．强调“近邻外国”是俄国的中心问题，其中一些人主张建立某种莫斯科主导的经济联合，但也另有一些人希望最终恢复某种程度的帝国控制，并以此建立一个能与美欧抗衡的大国。

　　3．反联盟，即建立某种反美的欧亚联盟来削弱美国在欧亚大陆的优势地位。虽然第一种设想开始时在叶利钦的新执政班子中处于主导地位，但第二种设想不久就在政治上占了上风，并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叶利钦的地缘政治的政策重点。第三种设想出现得稍晚一些，大约在90年代中期才引起人们的注意，是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苏联以后的俄国地缘战略模糊不清和屡屡失败之后作出的反应。从历史角度看，这三派想法均不成熟，是从对俄国当前国力、国际潜力和国外利益看法的种种幻景中派生出来的。前苏联刚解体时，叶利钦起初的立场是把俄国政治思想中从未完全成功的“西方化”老观念推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他主张俄国本来就属于西方，应该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并应尽可能地在国内政治中与西方亲近。叶利钦本人及其外长均持这一观点。叶利钦十分明确地谴责

　　俄帝国的历史。1990年11月19日，叶利钦在基辅以乌克兰人和车臣人可随后用来反对他的言辞雄辩地宣称：

　　俄国并不想成为某种新帝国的中心。……由于俄国曾长时间充当这种角色，俄国比其他国家更懂得这种角色的可恶。俄国从中得到了什么？结果是俄国更自由了吗？更富有了吗？更幸福了吗？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统治别的民族的民族不可能幸福。

　　西方特别是美国对俄国新领导有意作出的友好姿态，鼓励着俄国外交政策部门中的后苏联的“西化派”。这既加强了俄国新领导的亲美倾向，也诱使俄国新领导要求直接成为西方的一员。俄国因为新领导人同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的最高决策者相互直呼其名而感到高兴。他们很容易自欺欺人地把自己也看作是一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当美国人提出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建立“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时，在俄国人看来，似乎这就认可了由一种新的美俄民主共同统治来取代原来的美苏争夺。

　　这种共同统治的范围将是全球性的。俄国因此将不仅是前苏联的合法继承者，而且是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全球和解的事实上的伙伴。正如俄国新领导人不厌其烦地宣称的，这不仅意味着全世界应承认俄国是美国的平等伙伴，而且没有俄国的参与或同意，任何全球性问题都不能得到处理和解决。虽然没有公开说出来，这种幻想明显地包含着这样的想法：中欧将仍然是甚至将自愿地成为在政治上对俄国有特殊亲近感的地区。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的解散将不会导致其前成员国倒向北约，甚至也不会仅仅倒向欧盟。

　　与此同时，西方援助将使俄国政府有能力进行国内改革，让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并使民主机构得以巩固。然后，俄国的经济复兴、作为美国平等伙伴的特殊地位和俄国巨大的吸引力，会鼓励最近才独立的新独联体国家，与俄国实现更加紧密的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因而也会扩大俄国的范围，增强俄国的实力。独联体国家因为俄国不再对它们构成威胁而谢天谢地，并会逐步意识到，与俄国进行某种形式的联合会收到实惠。

　　问题是这种主张既不符合国际现实，也不符合国内实际。“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观念虽然好听但却靠不住。美国既不愿意也不能够与俄国分享全球性力量，甚至即使它愿意也做不到。新俄国的国力虚弱不堪，社会极其落后，已不能充当美国真正的全球性伙伴。在华盛顿看来，德国、日本和中国至少也与俄国同等重要和有影响。而且，在欧洲、中东、远东等有关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地缘战略问题上，美俄两国的目标大相径庭。一旦不可避免地发生分歧，政治实力、财政力量、技术创新和文化魅力方面的巨大差距将使“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一句空话，越来越多的俄国人感到这个说法只是故意造出来欺骗俄国的。

　　如果美国在早些时候，在美俄蜜月时期就开始着手北约的扩大，并同时向俄国提出一项“难以拒绝的交易”，即在俄国与北约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合作关系，俄国的失望感或许可以消除。如果美国明确和坚决地奉行北约扩大的设想，并保证俄国将被包括在这一进程之中，也许俄国后来对“成熟的伙伴关系”的失望也可消除，克里姆林宫内西化派的政治地位也不会逐步削弱了。

　　1993年下半年，在叶利钦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跨大西洋联盟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太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在此期间克里姆林宫的调子变了，对于在美国已经出现但飘忽不定的有意扩大北约的迹象越来越敌视。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因此，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

　　必须承认，并非所有俄国关于北约扩大的担忧都毫无道理，或出于恶意。的确有些反对派，特别是俄国军方人士带着冷战思维，认为北约的扩大并非欧洲自身成长的必要组成部分，而是美国领导的一个仍然敌视俄国的联盟对俄国的进逼。俄国外交政策的一些精英，其中大部分实际上是前苏联官员，坚持他们长期形成的地缘战略观点，认为美国无权插足欧亚大陆，

　　而北约扩大主要的动因就是美国企图扩大其势力范围。还有一些反对者怀有这样的期望，即一个游离于任何集团之外的中欧，在俄国一旦恢复元气之后，将再一次回归俄国地缘政治的势力范围。

　　但俄国许多民主派也担心北约扩大将意味着俄国被排斥在欧洲之外，政治上遭放逐，被认为没有资格参与欧洲文明的机制化框架。文化上的不安全感加上政治上的担忧，使俄国感到北约扩大似乎是西方蓄谋已久的孤立俄国政策的顶峰，使俄国在世界上孤立无援，十分易受其多种敌人的攻击。此外，俄国民主派既不知道中欧人对莫斯科半个多世纪的统治怨恨有多深，也不了解他们对加入一个更大的欧洲－大西洋体系的期望有多高。

　　总的说来，俄国西化派的失望和削弱可能都难以避免。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新的俄国精英内部分歧严重，而总统和外长又都不能在地缘战略方面提供始终一贯的领导，他们没有能力清楚地说明新俄国在欧洲究竟要得到什么，也不能现实地评估俄国的虚弱所带来的实际局限。莫斯科政治上准备战斗的民主派无力使自己勇敢地申明一个民主的俄国不反对这个跨大西洋的民主大家庭的扩大，而且俄国愿意与之结交。与美国共享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幻想，使莫斯科的政治精英也很难放弃在前苏联地区，甚至在前中欧卫星国家中，建立俄国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的思想。

　　这些情况对民族主义者来说正中下怀。到1994年，他们已在重新开始发表意见。军国主义分子也利用这些情况，此时他们已成为叶利钦在国内非常重要的支持者了。他们对中欧国家的抱负作出越来越强烈和不时带有威胁性的反应，只是增强了那些前苏联卫星国寻求北约安全保护的决心，因为他们珍惜刚刚从俄国统治下争取到的解放。

　　克里姆林宫不愿否定所有斯大林进行过的对外征服，进一步加深了美俄两国的分歧。西方舆论，特别是北欧和美国的舆论，对俄国关于波罗的海各共和国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感到不安。俄国虽然承认它们的独立，也不强迫它们加入独联体，但为了使在斯大林时代有目的地移居到波罗的海各国的大批俄罗斯人群体得到优惠待遇，甚至俄国民主派领导人也不时使用威胁手段。克里姆林宫明显地不愿意谴责1939年苏联与纳粹德国的导致波罗的海各共和国被强行并入苏联的秘密协定，更使气氛笼罩上了阴影。甚至在前苏联垮台五年以后，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在1996年9月10日的正式声明中还坚持说波罗的海各国是在1940年自愿“加入”苏联的。

篇二：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必读书目:

　　《政治学》必读书目

　　1、《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

　　2、《政府论》约翰·洛克,商务印书馆

　　3、《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商务印书馆

　　4、《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商务印书馆

　　5、《民主新论》乔.萨托利东方出版社

　　6、《论民主》科恩商务印书馆199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必读书目:

　　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

　　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必读书目

　　1、《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江泽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

　　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

　　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

　　5、《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

　　6、《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必读书目

　　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秉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年7月

　　2、《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张耀灿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

　　年5月

　　3、《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李辽宁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

　　4、《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罗国杰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

　　5、《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赵康太等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

　　6、《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张耀灿等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必读书目

　　1、《哲学通论》孙正聿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

　　2、《哲学导论》王德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3、《卡尔·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4、《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5、《思想录》,帕思卡尔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马克思主义原著经典选读》必读书目

　　1、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3、《神圣家族》

　　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5、《德意志意识形态》

　　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西方哲学史》必读书目

　　1、《西方哲学史》(英国)罗素著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

　　2、《万物简史》(美国)比尔·布来森著接力出版社2005

　　3、《梦的解析》(奥地利)弗洛伊德著作家出版社1986

　　4、《古希腊哲学史纲》(德国)E·策勒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5、《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法国)丹尼尔·哈列维著贵州人民出版社

　　6、《康德三批判书》(德国)伊曼诺尔·康德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

　　《逻辑学》必读书目

　　1、《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

　　2、朱志凯主编《逻辑与方法》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诸葛殷同等编《形式逻辑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4、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5、《西方逻辑史》,马玉珂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

　　6、[德]卡尔·恩吉施著,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必读书目

　　1.Mao:ABiography,rossTerill

　　2.MaoZeDong,DickWilson

　　3.MaoALife,PhilipShort

　　4.TheThoughtofMaoTse-Tung,StuartR.schram

　　5、《毛泽东传》(上下)逄先知、金冲及著

　　6、《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四卷)萧延中

　　7、《毛泽东文稿》(8卷)

　　8、《毛泽东选集》(4卷)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必读书目

　　1、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

　　2、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

　　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

　　4、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北京大学

　　出版社

　　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概论.人民出版社

　　6、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论》必读书目

　　1、教学论(美)布鲁纳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美国课程与教学案例透视(美)温特贝尔特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3、教学理论施良方崔允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当代西方道德教学理论袁桂林福建教育出版社

　　5、道德内化论胡林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必读书目

　　1、《公共关系学》居延安等著,——2版,上海:复旦大

　　学出版社

　　2、《现代公共关系学》(高等院校通用教材)李健荣、邱伟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

　　3、《新世纪的公共关系——研讨与案例》毛经权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4、《新编公共关系学实用教程》田克俭著,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5、《当代国际公共关系》郭惠民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礼仪》必读书目

　　1、《仪礼》彭林注释湖南:岳麓书社2002.3.

　　2、《论语》孔子

　　3、《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4、《魅力何来》靳羽西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4.

　　5、《礼记》曲礼上第一.,〈四书五经〉线装书局.北京:2007.

　　《社会学》必读书目

　　1.戴维·波谱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3.郑杭声:《转型中的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4.刘祖云:《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版。

　　5.李强;《应用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读书目

　　1、《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2、《正义论》,罗尔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伦理学原理》,莫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4、《论可能生活》,修订版,赵汀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5、《四书集注》,朱熹,中华书局,1983年。

　　《中国哲学史》必读书目

　　1、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2、国学概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7年。

　　3、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4、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三联书店,1998年。

　　5、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必读书目

　　1.《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战略地缘》,【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

　　2.《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美】摩根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

　　3.THEGOLBALAGENDA:ISSUESANDPERSPICTIVES,CHARLESW.KEGLEY,JR,EUGENER.WITTLOPR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

　　4.《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美】威廉·内斯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

　　5.3

　　5.《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

　　《政治经济学》必读书目

　　(1)《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出版时间2005-3-29;内容:经济学奠基之作,这本书是所有想了解经济学知识的人的必读书。

　　(2)《资本论》,作者:马克思;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书号:55;出版时间:2004-1-2

　　(3)《经济学原理》,作者:马歇尔著,廉运杰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76;出版时间:2005-1-1;内容: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折中的理论体系,“看不见的手”

　　(4)《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作者: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06;出版时间:2005-1-1(5)《经济学》,作者:萨缪尔森著,萧琛译;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书号:30;出版时间:2008-1-1

　　《当代西方哲学》必读书目

　　1《西方哲学史》[美]梯利商务印书馆1999

　　2《探索的思想》[美]威尔·杜兰特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1981

　　4《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事》文聘元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

　　5《思想家》麦基编三联书店1987

　　《法学概论》必读书目

　　1、《法学概论》(第10版,2007年9月),吴祖谋,李双元,法律出版社。

　　2、《法学概论》,张建飞,北大出版社,2004年3月。

　　3、《法学概论案例分析教程》,刘佳,中国编译出版社,2004年10月。

　　4、《法学基础概论》(修订版),张恒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1月。

　　5、《法学概论教学案例解析》,徐磊,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9月。

篇三：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中美关系三个公报

　　卡特任美国总统时期，美国政府接受了中国提出的建交三原则，即在台湾问题上“断交、撤军、废约”三原则，中美建交的障碍得以排除。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宣布了中美建交的联合公报。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在中美建交谈判的过程中，卡特总统向邓小平发出了正式访问美国的邀请。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美。他是

　　助理布热津斯基为首，主张联华制苏，认为尽早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对美国有利。卡特上任

　　布热津斯基一行10人于5月20日中午到达北京。当晚，时任外交部部长黄华举行欢迎晚宴，他在祝酒时说：“布热津斯基博士长期从事国际政治活动和研究工作，我们将乐于借他这次来访的机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同他交换意见。”

　　布热津斯基致答词。他说，美国在对待中美关系上抱有三个信念：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一个安全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他进而明白地说：美国总统希望同强大的中国有友好的关系，决心同你们一道克服按照《上海公报》实现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所遇到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拿定了主意。

　　晚宴之后，双方立刻开始会谈，布热津斯基说：“我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因为卡特总统和我都相信，美国和中国有着共同的利益和相似的长远的战略眼光。最重要的是我们在反对全球和地区霸权主义方面有共同的立场。因此，我们要改善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不是一种暂时的策略，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战略目标基础之上的。”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发言，黄华没有多谈，表示将在明天的会见中详细答复。

　　5月21日，中方安排布热津斯基先后参观了毛**纪念堂和故宫。在布热津斯基参观故宫的时候，黄华已向邓小平作了

　　汇报，邓小平决定亲自会见美国代表。下午4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布热津斯基，双方谈

　　了两个小时，这是布热津斯基

　　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但他又说，美国还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要解决，即使实现了美中关系正常化，“我们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布热津斯基的这番话基本上阐明了美方对实现双方关系正常化的态度，也指出了日后谈判中将会遇到的困难，表明症结还是台湾问题。邓小平果断地表示接受布热津斯基的建议。他说：“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

　　随后，邓小平表述了中方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原则立场，他说：“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对两国来说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两国关系正常化和不正常化，性质不同。在经济领域或其他方面，相互受影响。谈到正常化问题，我们观点很明确，3个条件：断交、撤军、废约。这3个条件都涉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有别的考虑，因为这涉及一个主权问题。日本方式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最低方式。所谓日本方式，就是在正常化的条件下，我们同意日本同台湾之间商业、人员继续往来。自《上海公报》发表以来已经5年多了，这个问题差不多讨论了5年多。我们多次明确阐述了我们的立场。要中国承诺只能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们说不行。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那是中国自己的事。你们表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希望，你们可以说你们的话，但作为条件不行。”

篇四：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学习哲学专题讲座的心得体会

　　哲学专题讲座，虽然这学期被安排成一门选修课，但我更觉得是我们大学生一门重要的政治必修课。特别是对于目前的研究生阶段，哲学课程更能指导我们接下来的学习方向和对社会工作的认知态度。尤其对于我们文科生来说，哲学课程中的很多知识我们都有比较透彻的了解和认知，但这不能成为我们不继续深究和探讨的借口，虽然这学期这么课程的课时安排的比较少，更加全面的东西还并没有完全被老师教授给我们，但是当整个课程学完了以后，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确也学到了不少东西，甚至有很多东西对我们都有启发性的作用。我们知道世界是物质的，是可以被认识的，而物质又是具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被利用的。我认为整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是建立在实践的基础上而被证实是正确的。而我们学习哲学专题的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培养和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学习哲学专题的目的，一是培养精神境界，“化理论为德性”，二是训练理论思维能力，即“化理论为方法”，归结到一点就是改造世界和实现自我，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说就是“成物”和“成己”。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来源于实践，又为实践服务，能从实践的沃土中不断吸取营养；同时又是个开放的体系，随着科学和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向前发展：哲学能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不断战胜对方、完善自己。它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它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邓小平哲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是当今时代精神的精华。江泽民同志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是面向新世纪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的重大成果，是在新的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是我们行动的指南。（一）、下面我就将哲学专题这门课程中体会的几个知识点做简单论述：1、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是马克思主义三大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一，其前身是德国古典哲学。2、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对我们学生阐释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帮助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帮助我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我们的政治理论素质和思维水平，为我们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确立社会主义信念自觉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打下坚实的基础。3、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的实践需要，在总结当时的自然科学的最高成果、批判地吸取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特别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哲学同一切旧哲学相比，具有科学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本质特征。4、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是指自然具有自在性、规律性、联系运动的矛盾辩证性作为一种认识论和实践论，辩证唯物主义是指正确认识最终来源于感官的感觉和主体的实质实践活动，认识和实践在认识、实践、认识、实践的辩证运动中相互促进发展。5、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使哲学的对象、内容和作用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成为哲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成为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第一，在内容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哲学中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与历史观的分离，实现了唯物论和辩证法、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统一，特别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建立，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成为彻底的唯物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成为彻底的辩证法。第二，在作用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克服了旧哲学的局限性，强调哲学不仅要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从而实现了哲学作用的科学化和革命化，成为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学习哲学专题讲座可以帮助我们提高理论思维的水平和掌握正确的思维方法。哲学思想创立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结束了社会历史领域中唯心史观的统治地位。结束了旧唯物主义

　　缺乏能动原则的状况。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去理解物质世界，使唯物主义成为生机勃勃的科学理论体系。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提供了思想武器。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唯物论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一个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辩证法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结合起来，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唯物史观的伟大意义。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揭示了人类自身活动的伟大意义。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它揭示了人类自身活动的规律，使人们对历史的研究真正成为科学，为人类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提供了强大的认识工具，它是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的理论基石。马克思哲学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19世纪40年代产生的必然性，是是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继承和发展，是可行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是行动的指南，学习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大学生成长和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二）、正确理解哲学观分析和处理问题，是我们学习哲学专题的最大收获。通过“哲学专题讲座”这门课，我认为哲学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因此在前面的学习我是格外的认真，好像有某种东西吸引着我，就是将这种思想体系运用到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有用的，那么我们学习哲学观点对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教育意义呢。下面我将从学校、个人和家庭谈哲学对我们的影响。首先，从学校和个人方面来讲。大学校园时我们中学的理想，高中的努力让我们拥有了再这美好的学校学习的机会。在这个时期我们会有目标和理想。我们有挫败感、孤独、崇拜、和缺少激情。人无志不可以立，大学生的美好年华里应在激情中实现自己的志。价值观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我们的行为具有导向作用。我们提倡先进文化和道德，只有发挥哲学观点的导向作用，才能使我们知荣辱，才能使我们在大学中努力的学习生活而不庸庸碌碌。胡锦涛**指出，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要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追求真善美，作为我们明辨是非，为人形事的座右铭。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指引作用是巨大的。我们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行动指南也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行动指南。我们大学生是一个非常不独立的群体，这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的不独立。我们的开支几乎全来自父母和其他亲属。所以，这也就对我们的消费有了很大的限制，我们应该提倡艰苦奋斗，坚决抵制奢侈浪费。哲学中涉及到的艰苦朴素观点就对这一点有非常经典的论述，那就是质变和量变的关系。任何事物发展都采取质变和量变的形式。度，是保持事物稳定性的数量和界限，全体事物的发展都是量与质的统一，量和质统一在度中得到体现。量变是质变的不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和质量是相互渗透的。大学生在消费过程中一定要注意度的概念。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每每看到电视剧中落魄公子的形象，这应该给我们有些启发，对我们的行动有点指导。我们的校园里，看到的教授不是银装素裹，而最受到同学们的尊敬；教授骑自行车上课不被同学笑话，而是被我们在课堂上的风采所折服。一个民族也是这样，如果人人都奢侈浪费，不注意量入为出，毫无风险意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危险了。当今社会竞争日趋激烈，对同学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应当自觉的培养一种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做到自觉的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的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不断的有所新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这具体到我们大学就是要改变我们旧的观念比如就业，提高我们的精神文化修养，不要盲目的崇拜，要有自己的新观点；在人生价值观上有些创新的思维。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是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中，这就要求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要用发展的

　　思维做事情，这是我们能适应新变化，满足新要求的根本所在。其次，从家庭来讲，对于自己能解决的问题，父母可以不过问。但是对于关乎孩子命运前途问题上父母可以做出自己的见解。虽然有的时候我们会不耐其烦，但是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你们的话很有用，至少作为父母的孩子和老师的学生我是这么认为的：对于父母的教训我都接受，我相信我们是有理由的。在当父母看到孩子接受了我们的观点时，我们也是高兴的。这不是一个权威在起作用，而是感到我们活出来的权威得到了别人的信服。上面，从学校、家庭和个人方面做了阐明。虽然这三个方面对学生的作用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之间也不是相互独立的。大学生作为学校家庭联系的枢纽，更应该处理好与我们的关系。我们要将个人的成长与社会的发展、学校制度的改进融合起来，增强自己对学校和家庭的责任感，努力学习，提高本领。自我反省、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是我们能健康成长的保证，而我认为自我的反省是其中的关键。“吾日而省吾身”“行年六十而知五十年之非”的，警句和感慨都是自我反省的结果。从原始的图腾崇拜到道教，再到西方人的上帝，都是自我寻求的一种约束力和信仰。连布热津斯基也说：对享乐主义至上作为生活的指南，是构不成社会坚实的基础的。在大学生的成长过程中，学生本身就是构成自我坚实基础的一种约束力的信仰，而当代哲学正是这样的一种约束力和信仰。

篇五：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导读

　　汉娜·阿伦特（Hannah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

　　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近年来声誉日隆。1975年12月阿伦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主要分析对象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类政治大灾难——极权主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25年，一般认为是意大利法西斯党人的创造，强调国家权力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与控制。本书从19世纪中欧与东欧历史中的反犹主义之兴起入手，追索反犹主义思潮里的极权主义因素及其根源，然后审视欧洲从1884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的殖民帝国主义。在研究极权主义运动和政府的机构、组织和运作时，她集中分析了极权

　　主义统治的两种形式——纳粹时期的德国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结论一章中，她出色地分析了人类的孤立和孤独是产生极权统治的先决条件。全书分为三个部分，反犹主义、帝国主义、极权主义。本书被公认为是极权主义系统研究的开山之作。它与1941年弗罗姆的《逃避自由》，1944年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卡尔·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9年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和1956年弗里德利克、布热津斯基的《极权主义独裁和独裁》等著作一样，是那一代饱受战乱之苦的知识分子对极权政权和乌托邦思想的主要反思成果。

篇六：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朝代！

　　省县之间管理层的设置是历史的产物，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建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最为稳定的是县建制，从创立以来延续至今，自未废止。县之上的建制则变化较大，不同的历史朝代有所区别。从管理的层次看，有二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其中三级制（包括实三级和虚三级）的时间最长。二级制时间不长，只有秦和汉前期为郡县二级制，共计不过两百年的历史。秦统一中国时，疆域面积不大，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设了40多个郡，1000左右个县，平均一个郡辖二十几个县。西汉立国之初也实行郡（国）县二级制，郡县数量与秦时相近。但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郡的数量越设越多，到公元前104年全国设有郡96个，中央政权直接领导如此多的一级政区难度加大了，于是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郡之上设13州刺使部。州刺使部刚设时为中央派出机构，行使职能类如监察区，但随着职权的扩大和机构人员的增多逐步演变成了最高地方行政区划建制，地方行政区划由二级制变成了三级制。自此以后，虽然各级行政区划建制的通名有所不同，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明各朝均为三级制，总计时间在一千五百年以上。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则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只有元朝是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即省——路——府（州）——县。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中央政权为了有效地统治地方，在原来宋代一级政区－“路”之上设立行省，简称为省，形成四级制。清朝是虚四级、实三级制，即省……道……府（州、厅）——县，道是省的派出机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3年裁撤府州厅，由省辖道、道管县，全国共设97个道。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废除道制，在省县之间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指导、监督几个县的工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最初是蒋介石为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需要而设立的，后来逐步发展成具有军事、行政、经济等综合职能的机构，到1947年底国统区共设了209个行政督察专员区（简称专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也先后设立了90个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在省（自治区）与县中间继续设立一个管理层，包括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建制的自治州和省辖设区的市及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专区。“**”期间专区机构实行党政合一，专区改称地区。市领导县的体制多由地区领导县体制演变而来，并逐渐取代地区而成为地级管理层的主体。

　　5.讲述行省制度之前，应先挂出或打出课件《元朝疆域》图，并将元朝的疆域与汉、唐版图进行对比，强调元朝疆域空前辽阔，是当时亚洲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这即是行省制度施行的目的。行省制的内容介绍，应力求简捷。因为它涉及元朝的整套统治机构，较为复杂，是学生掌握的难点。介绍可分为：①中央—中书省—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管辖大都及周围地区；②地方—行中书省(行省或省)—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辖11个行省(可指岭北、辽阳、云南等行省的范围)；③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④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关于行省制度的作用，应指出它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对明清及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布热津斯基博士基本描述出了中国不断衰落与复兴的历史事实，但作为个西方文化浸染出的学者，其对中国的向外“发展”或者“自卫”也或是“威服”用了个“扩张”一词，这个“扩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点之一。之后，布热津斯基博士还在文中讲出了与此“扩张”矛盾的一番说法，文中道：“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很显然，中国在全盛时期也无扩张的欲望，如果想扩张，正象布热津斯基博士所言：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住中国的进攻。

　　其实，历史上的中国人是被一种强烈感觉到的优秀文化所凝聚，只要是文化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相同，其就是我之族类。其中，布热津斯基博士也有这样的描写：“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仅岭北行省就基本含盖了今天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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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na20081120

　　2009-1-1711:17:2761.51.90.*举报

　　元朝是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朝代！省县之间管理层的设置是历史的产物，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国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建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最为稳定的是县建制，从创立以来延续至今，自未废止。县之上的建制则变化较大，不同的历史朝代有所区别。从管理的层次看，有二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其中三级制（包括实三级和虚三级）的时间最长。二级制时间不长，只有秦和汉前期为郡县二级制，共计不过两百年的历史。秦统一中国时，疆域面积不大，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设了40多个郡，1000左右个县，平均一个郡辖二十几个县。西汉立国之初也实行郡（国）县二级制，郡县数量与秦时相近。但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郡的数量越设越多，到公元前104年全国设有郡96个，中央政权直接领导如此多的一级政区难度加大了，于是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郡之上设13州刺使部。州刺使部刚设时为中央派出机构，行使职能类如监察区，但随着职权的扩大和机构人员的增多逐步演变成了最高地方行政区划建制，地方行政区划由二级制变成了三级制。自此以后，虽然各级行政区划建制的通名有所不同，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明各朝均为三级制，总计时间在一千五百年以上。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则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只有元朝是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即省——路——府（州）——县。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中央政权为了有效地统治地方，在原来宋代一级政区－“路”之上设立行省，简称为省，形成四级制。

　　清朝是虚四级、实三级制，即省……道……府（州、厅）——县，道是省的派出机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3年裁撤府州厅，由省辖道、道管县，全国共设97个道。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废除道制，在省县之间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指导、监督几个县的工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最初是蒋介石为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需要而设立的，后来逐步发展成具有军事、行政、经济等综合职能的机构，到1947年底国统区共设了209个行政督察专员区（简称专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也先后设立了90个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在省（自治区）与县中间继续设立一个管理层，包括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建制的自治州和省辖设区的市及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专区。“**”期间专区机构实行党政合一，专区改称地区。市领导县的体制多由地区领导县体制演变而来，并逐渐取代地区而成为地级管理层的主体。

　　5.讲述行省制度之前，应先挂出或打出课件《元朝疆域》图，并将元朝的疆域与汉、唐版图进行对比，强调元朝疆域空前辽阔，是当时亚洲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这即是行省制度施行的目的。行省制的内容介绍，应力求简捷。因为它涉及元朝的整套统治机构，较为复杂，是学生掌握的难点。介绍可分为：①中央—中书省—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管辖大都及周围地区；②地方—行中书省(行省或省)—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辖11个行省(可指岭北、辽阳、云南等行省的范围)；③西藏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④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关于行省制度的作用，应指出它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对明清及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布热津斯基博士基本描述出了中国不断衰落与复兴的历史事实，但作为个西方文化浸染出的学者，其对中国的向外“发展”或者“自卫”也或是“威服”用了个“扩张”一词，这个“扩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点之一。之后，布热津斯基博士还在文中讲出了与此“扩张”矛盾的一番说法，文中道：“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很显然，中国在全盛时期也无扩张的欲望，如果想扩张，正象布热津斯基博士所言：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住中国的进攻。

　　其实，历史上的中国人是被一种强烈感觉到的优秀文化所凝聚，只要是文化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相同，其就是之族类。其中，布热津斯基博士也有这样的描写：

　　“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元代是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仅岭北行省就基本含盖了今天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XM52933

　　2009-1-1711:17:4361.187.213.*举报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广阔的朝代！省县之间管理层的设置是历史的产物，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我国县以上的行政区划建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以来，最为稳定的是县建制，从创立以来延续至今，自未废止。县之上的建制则变化较大，不同的历史朝代有所区别。从管理的层次看，有二级制、三级制和四级制，其中三级制（包括实三级和虚三级）的时间最长。二级制时间不长，只有秦和汉前期为郡县二级制，共计不过两百年的历史。秦统一中国时，疆域面积不大，实行郡县二级制，全国设了40多个郡，1000左右个县，平均一个郡辖二十几个县。西汉立国之初也实行郡（国）县二级制，郡县数量与秦时相近。但随着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多，郡的数量越设越多，到公元前104年全国设有郡96个，中央政权直接领导如此多的一级政区难度加大了，于是在公元前106年汉武帝在郡之上设13州刺使部。州刺使部刚设时为中央派出机构，行使职能类如监察区，但随着职权的扩大和机构人员的增多逐步演变成了最高地方行政区划建制，地方行政区划由二级制变成了三级制。自此以后，虽然各级行政区划建制的通名有所不同，但三国、两晋、南北朝、唐宋明各朝均为三级制，总计时间在一千五百年以上。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则只有百余年的时间，只有元朝是实实在在的四级制，即省——路——府（州）——县。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中央政权为了有效地统治地方，在原来宋代一级政区－“路”之上设立行省，简称为省，形成四级制。清朝是虚四级、实三级制，即省……道……府（州、厅）——县，道是省的派出机构。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913年裁撤府州厅，由省辖道、道管县，全国共设97个道。1928年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后，废除道制，在省县之间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作为省的派出机构指导、监督几个县的工作。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最初是蒋介石为围剿革命根据地的军事需要而设立的，后来逐步发展成具有军事、行政、经济等综合职能的机构，到1947年底国统区共设了209个行政督察专员区（简称专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也先后设立了90个行政督察区。新中国成立后，在省（自治区）与县中间继续设立一个管理层，包括作为一级行政区划建制的自治州和省辖设区的市及作为省政府派出机构的专区。“**”期间专区机构实行党政合一，专区改称地区。市领导县的体制多由地区领导县体制演变而来，并逐渐取代地区而成为地级管理层的主体。

　　5.讲述行省制度之前，应先挂出或打出课件《元朝疆域》图，并将元朝的疆域与汉、唐版图进行对比，强调元朝疆域空前辽阔，是当时亚洲一个强大的封建国家。为了进行有效的管辖和统治，元政府建立了行省制度。这即是行省制度施行的目的。行省制的内容介绍，应力求简捷。因为它涉及元朝的整套统治机构，较为复杂，是学生掌握的难点。介绍可分为：①中央—中书省—全国最高行政机构—管辖大都及周围地区；②地方—行中书省(行省或省)—中书省的派出机构—管辖11个行省(可指岭北、辽阳、云南等行省的范围)；③西藏

　　成为元朝的正式行政区；④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和琉球。关于行省制度的作用，应指出它是秦以来郡县制的一大发展，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对明清及后来政治制度影响深远。行省从此成为我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保留至今。

　　布热津斯基博士基本描述出了中国不断衰落与复兴的历史事实，但作为个西方文化浸染出的学者，其对中国的向外“发展”或者“自卫”也或是“威服”用了个“扩张”一词，这个“扩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西方文化的最大区别点之一。之后，布热津斯基博士还在文中讲出了与此“扩张”矛盾的一番说法，文中道：“但是在中国的全盛时期，中国在全球没有可以与之相匹敌的国家，这是指没有其他大国能够向中国的帝国地位挑战，甚至如果中国想进一步扩张的话，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抵挡中国的扩张。中国的体系是自成体系和自给自足的，它主要建立在得到认同的种族同一性的基础之上，对异族和地理上处于周边的附庸国，中央只比较有限地使用力量。”

　　很显然，中国在全盛时期也无扩张的欲望，如果想扩张，正象布热津斯基博士所言：也不会有任何其他大国能够抵挡住中国的进攻。

　　其实，历史上的中国人是被一种强烈感觉到的优秀文化所凝聚，只要是文化的同一性，也就是说文化思想与价值观相同，其就是我之族类。其中，布热津斯基博士也有这样的描写：“儒家学说加强了这种文化优越感。儒学是一种非常适用的哲学，它强调和谐、等级制度和纪律。中国--天朝--被看成是宇宙的中心，在它的周边和周边以外的全是野蛮人，而身为中国人就意味着有教养。因此，世界的其他部分都应对中国表示敬服。”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仅岭北行省就基本含盖了今天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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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7355812009-1-1711:17:2459.49.181.*举报

　　元朝不仅对外关系空前发展，由亚洲推广到欧洲和非洲，而且它的疆域辽阔广大，在我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元朝北至阴山以北，南至南海诸岛，东北到今库页岛，西北达到**、中亚地区。今天的**、西藏、云南、东北地区、台湾部分岛屿及南海诸岛都在元朝统治范围之内。明代宋濂之《元史·志第十地理一》首段亦有讲述。“自封建变为郡县，有天下者，汉、隋、

　　唐、宋为盛，然幅员之广，咸不逮元。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则起朔漠，并西域，平西夏，灭女真，臣高丽，定南诏，遂下江南，而天下为一，故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盖汉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东南所至不下汉、唐，而西北则过之，有难以里数限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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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T589

　　2009-1-1711:20:36218.59.113.*举报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疆域最大的朝代，仅岭北行省就基本含盖了今天俄罗斯的远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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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yoott2009-1-1711:41:46122.77.40.*举报

　　总得来说是元朝但也有观点是清朝，元朝是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把四大汗国的领土都算做中国只有在清朝，中国才取得对**，西藏等地区绝对的控制权。另附：秦朝的面积为：960万-608.61万+3.30万平方公里=354.69万平方公里。西汉的面积为：354.69万+311.68万=666.37万平方公里东汉的面积为：666.37万+33.53万-45.28万=654.62万平方公里西晋的面积为：654.62万-39.12万=615.5万平方公里唐（唐高宗时期）的面积：470.57万+809.47万-28.85万=1251.19万平方公里唐（唐玄宗时期）的面积：1251.19万+184.13万-545.73万=889.59万平方公里吐蕃：453.88万平方公里辽：448.54万平方公里北宋的面积：889.59万-606.03万=283.56万平方公里元朝的面积：960万+1207.82万-45.08万=2122.74万平方公里明朝的面积：960万+449.19万-175.81万=1233.38万平方公里清朝的面积：960万+324.65万=1284.65万平方公里

篇七：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山东大学科社培养方案详细信息

　　基本信息

　　学生类型方案名称必修学分培养目标培养具有良好道德品质、较高政治素养、扎实专业功底、宽阔国际视野，适应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和宣传部门等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经过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应达到以下具体要求：具有扎实的政治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系统地掌握社会主义的历史与理论；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谛；具有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学科优势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作出积极回应；掌握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能够独立地从事科学研究和创新性工作汉语写作做到语句通顺，遣词用字准确，行文符合写作规范，意思表达清楚；能够使用至少一种外国语进行科学研究，能够流利地进行口语交流。研究方向1、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社会主义学说与运动史3、当代国外社会主义培养方式导师指导与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的集体指导相结合。成立博士研究生指导小组，由3至5名本专业和相关学科的专家组成，鼓励校内跨学科的导师或校外导师加入专家组，研究生导师任组长。指导教师或指导小组应按照培养方案的要求，根据因材施教的原则，指导博士研究生制订个人培养计划。个人培养计划应在博士研究生入学一个月内制订完成。学习年限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的学制为4年，学习年限为4-6年，达到正常毕业要求可提前1年毕业。申请提前毕业的具体条件参见山东大学研究生院有关规定。应修总学分与课程设置应修总学分：不少于20学分，其中必修不少于16学分（含培养环节学分）。1.必修课程与必修环节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2学分。专业外语：2学分。普通博士所属专业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2016-09-0120.0

　　科社专业普通博士培养方案（2016）起始时间16.0总学分

　　学位专业课：6学分。科学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2分；科社名著选读1分；国际共运专题1分；当代国外社会主义专题1分；当代资本主义专题1分。2.选修课（非学位课）4分博士研究生第一外语为英语的，第二外国语可作为选修课，第一外国语为非英语的，则第二外国语必修英语。3.补修课跨学科或以同等学力考入的博士生未修过而必须补修的本专业硕士阶段主干课程1-2门，但不计学分。培养环节前沿讲座,5.0学分(1)前沿讲座（或讨论班）的目的、范围和形式：主要研讨本学科或各研究方向的重大学术课题与前沿性课题以及可供深度探讨的热点问题，使博士生对本专业的学术发展或未来趋势有清晰了解，积极参与本专业前沿问题和重大课题的研究。以小型讲座和小组讨论为主，由导师和有关教师主讲，或外请专家主讲，亦可博士生主讲，然后进行专题讨论。（2）前沿讲座方式和次数：以专家和博士生讲授交叉进行。专家主讲，要求博士生撰写有关课题论文与专家交流；由博士生主讲，要求主讲者撰写有关课题报告，并准备接受有关提问。要求博士生参加讲座次数每学期不少于8次，主讲不少于5次。（3）考核方式：参与讲座的教授（不少于3位）根据博士生在前沿讲座中的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分别给予通过、不通过的考核结果。讨论班,1.0学分主要基于某一经典著述、社会现象、热点话题等进行多种形式的探讨与交流。中期筛选/中期考核博士研究生实行中期考核制度。经初试、复试后录取入学的学生，在学位课程完成后进行中期考核。考核内容包括政治思想表现、基础知识、学位课程学习情况、科研能力和身体状况等。<br>考核由考核委员会主持。考核委员会由本学科或相关学科至少5名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委员会**必须是博士生导师。<br>指导老师根据学生学习和科研情况提出考核申请，学生考试可以采取口试、笔试或口试加笔试等方式。如采取口试方式，必须有口述提纲。综合考核分为优、合格、不合格三个等级。成绩合格以上者可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不合格者可补考核一次，再不合格者将根据《山东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分流处理。每年中期考核优秀比例不超过20%，暂缓通过比例不低于15%。科学研究与学位论文学位论文是衡量博士生学术水平和本学科点培养工作水平的重要标志。博士学位论文在学术上要有一定创新，必须探讨一定的未知领域，论文选题必须具有较大的实际意义和学术价值。博士学位论文要在导师、指导小组指导下，由博士生独立完成，它应是一篇（或由一组论文组成的）系统完整的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的写作时间一般不少于2年，共分为以下三个阶段：1、学位论文选题和开题报告。博士生在大量阅读文献资料、广泛调查研究、了解主攻方向的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的基础上，在第一学年学位基础课和学位专业课学习过程中逐步酝酿，最后与导师一起确定论文题目，并独立完成开题报告字数不得少于1.5万字。中期考核前，在本专业博士生指导小组召集的专家会议上做开题报告，听取与会专家意见，导师和指导小组成员进行指导和把关。开题报告通过后，方可正式进行论文写作。开题报告不合格者，应在三个月内修改补充，重新进行。

　　2、学位论文的定期检查。一般情况下，每隔3～5个月，博士生在一定范围内报告论文进展情况，导师、指导小组及有关人员参加，帮助博士生分析论文进展的难点，及时给予指导，以促进论文顺利完成。3、学位论文的预答辩。博士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3～4个月，向本专业指导小组申请预答辩。学位论文预答辩公开举行，由导师或培养单位根据博士生的研究方向和论文内容聘请本学科或相关学科的博士生导师、教授及相当专业技术职务人员3～5人组成预答辩委员会，并报所在单位学位评定分委员会批准。只有通过了预答辩，才能在至少3个月后进行正式答辩；预答辩没通过者，可以在半年后重新申请预答辩。4、博士学位论文的创新部分，应有成果体现。按照《关于明确山东大学申请博士学位创新成果基本要求的通知》（山大研字[2010]63号）执行。以论文形式体现的成果应是在学期间以研究生为第一作者、山东大学为第一作者单位在国内外有重大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在学期间在SSCI源刊发表1篇或在CSSCI源刊上发表2篇学术论文，才有资格申请参加论文答辩。发表的论文必须一律以正式出版为准（一、CSSCI来源期刊不含扩展版，CSSCI集刊两篇折抵一篇。二、成果要求中所指的学术论文不含综述类文章。三、人文社科权威期刊以学术研究部发布的《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权威学术期刊目录（试行）》为准，不含《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民俗研究》）。毕业及学位授予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并完成前沿讲座、讨论班、学位论文等规定的培养环节，通过论文答辩，发给山东大学毕业证书；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博士学位证书。备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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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尔•兰道尔：《欧洲社会主义思想与运动史》商务印书馆[苏]H•T•西比列夫：《社会党国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苏]费多谢耶夫：《什么是“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美]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21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宁夏出版社米瑟斯:《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米瑟斯:《自由与繁荣的国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哈耶克:《致命的自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丹•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约翰•罗默:《社会主义的未来》，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

篇八：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塞缪尔·亨廷顿是个温文尔雅的人，然而，在诸如伊斯兰与西方的冲突、军人在自由社会的作用、将备受争议而预言未被证实的国家与已经证实的国家加以区别等问题上，他却观点犀利。过去几十年来，他曾饱受嘲笑和诋毁，然而，他对世界的展望会成为一种真正的观察之道。

　　一塞缪尔·菲利浦斯·亨廷顿是哈佛大学艾AlbertJ.Weatherhead第三学院教授，他称自己的著作受过的最难忘的批评是一场“恶评”。最近，安坐在波士顿烽火山的家中，他在回忆他的首部著作所受到批评时，两眼在眼镜片后腼腆的闪烁着：“评论者说那是‘想入非非’，并且不恰当地把我比作墨索里尼，”74岁的亨廷顿操一口被波士顿高雅口音改变了东布鲁克斯腔调，平缓而带有鼻音。他说，评论家马修·约瑟福生（MatthewJosephson）曾在左翼评论期刊《国家》上撰文，嘲笑《士兵与国家》是军国主义的"野蛮谬论"，讥讽他的思想情感与墨索里尼相似、尽管他用了一些很夸张的词如“信仰,服从,战斗。”那篇书评发表于1957年4月6日。其时，冷战不过十来年历史，《士兵与国家》发出警告:美国的自由社会需要一种超越保守的现实主义、毫不迟疑地建立专业军事机构加以保护。亨廷顿认为：毫无疑问，为了保持和平，军方领袖必须提防或预见“人类天性中的无理性、软弱与邪恶。”他还认为：自由主义对改革是个好东西，而对国家安全则不然。他写道：“自由主义在用来处理国内问题时多彩多姿且富有创造性，用来处理对外政策与防务则会捉襟见肘。”他解释说：对外政策所涉及的，并不是按法律规范运作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一些国家与另一些总体上说是无法无天地运作的集团的关系。《士兵与国家》据以推论的是一种西点军校式的防卫观，亨廷顿写道：那是“军人理想的最好体现……有点像巴比伦时代斯巴达人的东西。”这本书激怒了亨廷顿的许多哈佛政治学院同事，第二年，学院拒绝聘用他。于是，他随密友、一直在哈佛郁郁不得志的兹别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去了哥伦比亚大学。而4年后的1962年,哈佛大学以终身教授的职位邀请亨廷顿和布热津斯基回去。出生于德国、曾带头反对亨廷顿的卡尔·J.菲德维契教授亲自到哥伦比亚大学求贤。亨廷顿对菲德维契前些年的不友善只是轻描淡写就带过了，但菲德维契对这位年轻教授大加赞赏。菲德维契等人也对布热津斯基明确表达了善意，因为他们现在恳请的这两个人是政治学领域冉冉升起的两颗新星,而哈佛大学向来以在该领域具主导地位而自豪。不过，布热津斯基选择了继续留在哥伦比亚，亨廷顿则返回了哈佛,因为那里有他景仰的另一颗新星：亨利·基辛格。到目前为止，《士兵与国家》总共发行了14版（译注——据哈佛大学校刊最近的资料，第15版也已发行），成为了学术经典。曾在纽伦堡审判中代表美国担任首席检察官的泰尔福特·泰勒（TelfordTaylor）在该书第一版发行时说：

　　“[对军事力量的]“文官控制”现在已经成了政客们崇拜的口头惮，但他们根本不懂。这个领域非常需要捣毁圣像的主张（iconoclasm），而这种东西在亨廷顿教授开的铺子里看来是取之不绝的，他破坏性的揭露更是令人耳目一新。”近几十年来，学术批评界之所以关注亨廷顿的著作，其实是因为另外一件事：他们不是在意现实主义的军事观有无必要，而是担心军方是否会对文官政权构成威胁。民主的政府由于缺乏独裁制度下产生的训练有素的政治干部,特别容易被强大的军人集团微妙地操纵。作为一名思想先驱，亨廷顿认为: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文官政体保持三权分离，巨大的防务机构对文官政权的潜在侵犯就不会变为现实。亨廷顿多次抛出的全球性最新议题是“文明的冲突”，即西方、伊斯兰与亚洲思想体系及政府之间正在出现的磕磕碰碰。与他的论点相比，他的论据往往更难以捉摸，不过主要的观点还是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事实是，世界的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城市化和大众传播的影响与贫穷和种族隔离纠集在一起，不会使每个地方的人都像我们一样考虑问题。·尽管有涨有落，亚洲的军事和经济正在扩张。伊斯兰的人口在爆炸.西方的影响正在相对下降。·文化意识正在变得越来越强而非越来越弱，国家或民族的联合将取决于文化上的相似，而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意识形态的相似。·西方人相信议会民主和自由市场会适合于每个人的想法，将把西方带入文明——尤其是与思路不同的伊斯兰和中国人——的冲突。·在一个松散地建立于文化而非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多极世界，美国人必须再次确认他们的西方人身份。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攻击的悲剧，不仅与亨廷顿关于文明冲突的想法有关，而且与他毕生的事业有关。亨廷顿从1950年代起就提出：美国社会需要发挥军事和情报机构的作用，以预见最大的悲剧、表达悲观的看法。几十年来，他一直在为美国的安全担忧，并认为那最终未出问题完全是由于地理上的幸运。他曾写道：真正的安全也许将来才能获得，而自由主义也只有当安全得到承认时才会兴盛，然而，即使如此，今后我们也不能存太多奢望。他还警告说：即使政治领袖和儒雅的学者必须用另外一种说词，西方也总有一天会为了它最为珍视的价值以及生理上的生存打一场战争，而对手则是来自敌视我们国家的其他文化的极端分子，以及想把我们拖入一场文明的战争的人。事实上，在企业、军事和情报机构圈内，和亨廷顿志趣相投、为他的观点欢欣鼓舞并努力实践的思想者还相当多，然而，亨廷顿宁愿守在常春藤大学学术自由主义的堡垒里，孤独而不屈不挠地为他的思想而战。

　　二、从冷战初期开始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智力竞赛史，通过亨廷顿的17部著作和大量论文,留下令人印象深刻的纪录。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写过不少著名的学术专著,不过,他们两人的出名主要是因为曾在政府中服务。基辛格做过理查德.尼克松手下的国家安全顾问、尼克松和杰拉尔德·福特手下的国务卿。布热津斯基做过吉米·卡特手下的国家安全顾问。亨廷顿虽然也在林登.约翰逊和卡特政府里作过短暂服务,但与这两位朋友相比,他在更大程度上是个学院派。他的思想是通过学术讲座和授课慢慢形成的而非一夜之间冒出的。如果他不能教书,也许就不会写作。与很多教授不同的是，他对本科生的好评胜过研究生，他告诉我:研究生“都不愿意向教授挑战”，而且常常“被专业术语和循规蹈矩的正统观念所俘虏。”他从前的学生说：“别的学究是把你知道的东西填鸭似地向你灌，然后再去寻找下一个受害者。而亨廷顿从不操纵课堂讨论,他总是认真地倾听。”亨廷顿鄙视“理性选择论”这个在政治学领域占统治地位、假定人类行为是可以预知的怪异想法。在亨廷顿看来,以这种理论去解释那些对理解政治极为重要的人类情感如恐惧、妒忌、仇恨和自我牺牲，往往都要失败。在一个学术操纵者走红的时代,他只是一位对人的生存状态作历史和哲学式思考的老派教师。他学生包括著名的后冷战圣歌——《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1992)的作者福山（FrancisFukuyama）《外交季刊》的前任总编辑、现任《新闻周刊》国际版责任编辑法瑞，德.札克雷（FareedZakaria）。在C-SPAN（美国一个专门直播国会辩论等政治会议的电视台——译注）里，你决不会看到亨廷顿，McLaughlinGroup（也是一个关注政治讨论的电视节目——译注）就更不用说了。他的口才比那些毫无吸引力的演讲者还要差，讲话很慢，结结巴巴的就像读课文。他的地位与名声是以艰难的方式赢得的，他的著作虽有广泛影响却常常遭人公开谴责。他是个典型的局内人(美国政治学协会的前**和《外交政策》杂志的共同创办人),却像一个局外人一样从事写作，有些人曾想激怒这位只顾写作的专家，最终却是徒劳。亨廷顿1959年曾写道：“一个学者如无新话可说，就应保持安静。”而“探索真理是作智力角逐。”在很多方面，塞缪尔·亨廷顿代表着一种濒临消失的人:他们把自由的理想和历史与对外政策上的极端保守主义的理解结合在一起。亨廷顿一生都是民主党人。1950年代，他是阿德莱·斯蒂文森（AdlaiStevenson）的演讲撰稿人（他在1956的大选期间认识了他的妻子南希）,1960年代，他是休伯特·汉弗莱（HubertHumphrey）的对外政策顾问，1970年代，他是吉米·卡特总统的人权问题演讲稿作者之一。尽管同一个亨廷顿还是哈佛JohnM.Olin战略研究会的创始人,这个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堡垒却是由3个保守主义的慈善机构——JohnM.Olin基金会,SmithRichardson基金会和Bradley基金会资助的。当我对亨廷顿说，他是也许是“一位老式民主党人、而那种人已不复存在”时,

　　他显得十分激动并猛然打断我的话说：“那正是我之为我的地方。正如阿瑟·斯莱辛格（ArthurSchlesinger）所言，我是利勃海尔的教子。”莱因霍尔德·利勃海尔（ReinholdNiebuhr）是20世纪美国新教神学家中的头面人物，一个虔诚的***，他相信人类的丑恶太多、因此需要用强硬手段才能维持秩序。亨廷顿称利勃海尔的想法是“道德与实用现实主义的强制性结合”,而他个被这种想法所吸引的圣公会教徒。尽管是一位充满激情的冷战斗士,利勃海尔从未屈从于道德必胜的信仰，他相信倒退比进步更深刻地决定着历史的特征。利勃海尔1952年曾写道，即使美国打赢得了冷战，其结果只会引起国家承担过多义务，在正义超载中浪费自己的能量。利勃海尔式的悲观性敏感，构成了贯穿亨廷顿所有重要著作的主线，也是解释亨廷顿所定义的保守主义的钥匙。在1957年6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里，亨廷顿发表了题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的论文。他写道：自由主义是一种强调个人独特性、自由市场、自由权和法律规范的意识形态。与"经典的保守主义"相比，自由主义并无特别不同的观点，其基本原则就是“高尚与必要”，能保证自由的机构存在。亨廷顿认为，保守主义就是“理性地捍卫以存在对臆想和以秩序对混乱”。他解释说，在英国，埃德蒙·伯克（EdmundBurke）对“商业社会与温和、自由的宪章”进行过保守地捍卫。真正的保守主义是保护那些东西，而不是到国外当十字军或在国内建议激进的改变。在美国,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Hamilton）等一类联邦主义者提出的保守原则，捍卫的就是自由的宪法。”亨廷顿写道，“很明显，美国的政治天分不在我们的观念中，而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中。”在他看来，“当那些有效的捍卫措施存在时，最需要的并不是去建立太多更自由的机构。”

　　三、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市，在昆斯区的阿什托利亚（Astoria）及东布朗克斯地区的中产阶级住宅区长大。他是家中唯一的孩子，父亲理查德·托马斯·亨廷顿是一名旅店业杂志出版人，母亲多萝西·桑伯恩·菲利浦斯是短篇小说作家，外祖父约翰·桑伯恩·菲利浦斯曾是揭丑杂志《McClure》的合伙主编。亨廷顿是位奇才，他16岁从彼得Stuyvesant高中毕业，然后进了耶鲁大学，两年半后以“特别优异”的评价毕业。他后来加入了美国军队，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哈佛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50年,为了写哲学博士论文,他连续苦战了4个月,他说，自己的身体就是那时累垮的。那使他饱受糖尿病的折磨，自那以后，他每6天要验一次血，每3天要注射一次胰岛素（我们谈话中途,他停下来自己给自己测试血糖和打针，血糖数字出来后,他说“这下好了,午饭我可以吃点色拉、喝一杯葡萄酒”）。他的博士论文《代理主义》继承了其外祖父的揭丑传统。论文描述了联邦机构尤其是“州际商务委员会”是如何被一些本该由它们管理的企业所取代的情况。时至今日，亨廷顿的心理世界还对“新政”耿耿于怀。他对我说：“我们都是自由

　　党人,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是上帝。我无法想象有什么人不会这么想。”不过，哈佛大学当时对亨廷顿还算破例。“有个学生就倒霉了，他认为集团交易、最低工资法等都是庸人之智，并充满激情地加以反对。事实上,那对我们所有人都震动很大。”这个学生名叫威廉·冉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他最终只得离开哈佛去了斯坦福大学法学院。哈佛政治学系曾经由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卡尔·菲德维契（CarlFriedrich）和威廉·雅德尔·艾略特（WilliamYandellElliott）执掌。与后者相比，菲德维契是一位更标准的自由主义者，他曾协助联邦德国起草过宪法，而亨廷顿受艾略特的影响更深。艾略特是个在牛津受过教育的南方人，一位有着多年华盛顿经验的保守哲学家，一个被公认为充满热忱反对苏联并且厌恶道德相对论的人。亨廷顿回忆道，“艾略特每周一次从华盛顿到剑桥（美国）辅导研究生。”在那些人中，给亨廷顿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同时代人亨利·基辛格。“我们眼巴巴地等在办公室外，希望那个学生姗姗走出。因为那段时间是艾略特专门留给他的，那位良师已经看出了他不同凡响的将来。房门打开时，出来的一定是那个肥头大耳的家伙。”基辛格把他的第一部著作《世界的修复》(1957)献给了艾略特。那本书描述了梅特涅(Metternich,1773-1859，奥地利政治家，1809年任外交部长，撮合过拿破仑与玛丽路易丝的婚姻，1815-1848年间对欧洲保守势力产生过有力的影响，也加剧了导致1848革命的紧张局势——译注)创造的后拿破仑时代稳定的世界秩序。“基辛格曾告诉我，艾略特并非伟大的理论家,但他是个好老师，他能从你身上看到你所看不到的才能。在我写了一篇关于康德的论文后，艾略特告诉我。‘你有一个好脑袋，不过你现在必须读懂一些小说家，例如陀思妥耶夫斯基。’于是我就去读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就是这样帮助学生成长的。”亨廷顿的著作中充满了高屋建瓴的冷静看法，那些率直的判断与亨廷顿貌不惊人的外表和宠辱不惊的风度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看起来像约翰·切夫（JohnCheever）小说里的人物——即使见过也会忘记的那类人。他不时地眨着眼睛，局促不安地玩弄着钥匙。已经谢顶的他，谈话时眼睛紧盯自己的手掌，但是，那脆弱的外表里却隐藏一颗坚硬的核心。布热津斯基曾经说：“塞姆非常腼腆。他不是那种能在酒吧里夸夸其谈的家伙，但他在辩论时自信而执着。”他从前的一个学生说，“塞姆是个有着钢一样脊梁的古怪家伙。”他的另一个学生则反驳道:“塞姆不是古怪家伙,他是个有着维多利亚时代绅士风度的男人，非常安静，也能控制感情,但在需要强硬的场合会很强硬。”1980年代初的一个晚上，他和妻子在剑桥出席了晚宴后步行回家，同行的还有哈佛大学研究生院退休的教务长弗朗西斯·凯普尔（FrancisKeppel），三个男青年逼近亨廷顿向他要钱。“什么?”亨廷顿问。一个男青年在攻击他之前叫道：“我们可不想做蠢事，快把你的现金交出来。”亨廷顿与那家伙打了起来，那家伙被打倒在地，直喊救命。他随后又去揍那个打凯普尔的家伙，最后，第三个家伙也溜走了。亨廷顿没有主动说这个故事，我从他以前的学生那里听说后，去向南希了解的细节。当我问亨廷顿本人时，他说：“一周前有家新闻杂志的文章告

　　诫说，不应该和抢劫犯搏斗，但是，我本能的冲动要我去回击。”

　　四、从将思考集中在现代世界的重大问题开始，亨廷顿就喜欢将知识分子的严谨用于他所关心的现实。亨利·基辛格的首部著作的灵感，很大程度是来自十九世纪初的欧洲历史。而亨廷顿的首部著作的灵感，来自他当研究生时对美国的观察。按照哈佛的罗伯特D.帕特兰（RobertD.Putnam）的一篇关于亨廷顿的论文的说法，《士兵与国家》的写作是由哈里·杜鲁门总统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关系引起的。1951年，麦克阿瑟因为不服从命令而被杜鲁门解职。麦克阿瑟的政治将军的才能，搅乱了亨廷顿的思绪，那部分原因是他打破了职业军人的惯例。而军人和美国参议院——另一个保守主义的机构——后来被证明是抵制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对美国自由价值的攻击的最有效堡垒。《士兵与国家》并不像有些过分简单的批评所说是“为军国主义辩解”，而是对军方与社会的关系的深入分析。《士兵与国家》最重要的观点体现在该书序言里，29岁的亨廷顿所作的结论，成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圭臬。一方面，他承认“不能把人的天性、社会机构与信仰放在一个完整的逻辑范畴里。”另一方面，他又激昂地辩称：“如果一个人对他所处的现实世界作了有益的思考，而思考的成果又有广泛的实用性并得到了运用，自然就会形成完整的逻辑范畴。”一个学者论及任何重要的事情，都要进行“强制地概括。”亨廷顿始终认为：衡量一种理论的真正尺度，不是看它是否提出了所有的相关事实，而是看它提出的事实是否“比别的理论更好”；不作抽象与简化就不利于理解，那些只知指责别人的理论不完美、却拿不出更好替代品的人，对谁也没有帮助。那本著作也就开始了气势逼人的经验主义的归纳。亨廷顿写道：从1812年的战争结束到珍珠港遭到攻击，美国人很少谈及对外国威胁的担忧。国家安全的遗产由地理环境赋予，而非英明的政策所造就。由于既无安全之虞，建立在资源富饶的大陆上的经济增长也完全用不着担心，美国人从他们讲英语的祖先那里继承的自由主义的意识，能够未遭抵抗地牢固确立。由于没有什么威胁，自由主义的国家机器也很少需要捍卫，甚至根本就不需要真正的保守主义。像汉密尔顿和亚当斯那样的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曾名噪一时，只是因为草创年代的合众国为法、英和西班牙的领地所包围，并且有英国舰队的阻挡。然而，自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任何程度严重的外国威胁已不复存在，处于休眠状态的保守主义者还培养了“人的低视野”。例如，1915年，当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从《巴尔的摩太阳报》上听说他的参谋部从实际考虑正在就与德意志开战的可能性作准备时，“激动得发抖，脸色苍白”。他坚定地对助手说，如果报道属实，就要炒参谋部官员的鱿鱼。亨廷顿发现：“自由主义不仅不理解，并且还敌视军事机构和军队的作用。”当然,20世纪初,在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进攻性的对外政策里,汉密尔顿的现实主义与干涉主义得到了短暂复活。但是，美国人的内心深处对强权政治的厌恶是

　　如此之根深蒂固，以至威尔逊对外政策的失败，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幸后果之一，并且导致了“完全放弃干涉并且退缩到自由的孤立主义。”由于没有任何人接过汉密尔顿的火炬,那些信奉现实主义哲学的人，可以把军人调教得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军队退缩到自己的军营里。正因为如此，它的所经历的职业化和专门化只相当于工业革命时的水平。亨廷顿提醒我们，现代军人是一种职业，他的工作是管理暴力，他的委托人则是国家。虽然战争与人类一样古老,职业军人却基本上是从拿破仑战争才开始的。合众国的创建者是根据时局需要穿上或脱下军装的，那时，士兵与平民之间看不出有多大区别。宪法没有赋于政府“文官控制的目标”，原因就在于地理上的例外:由于没有外国威胁,我们的长设军队长期保持较小的规模和政治上的弱势，而且会在每一次战争之后都缩减数量。但是，技术进步在二战期间登峰造极，珍珠港事件和原子弹爆炸意味着地理因素已不再是障碍，此时，对安全的考量应该优先于对自由价值的考量。亨廷顿解释说：民主政府所牢牢把握的自由的价值,也是一种会挖职业军人队伍墙脚的价值。他写道：“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主义,它强调的是个人的理性和道德尊严。”但是，由于职业的本性，一个军人必须承受人类关系中暴力冲突的非理性与持久性。“自由主义者赞美“自我表现”，因为他认为国家安全是理所当然的。军人则赞美“服从”，因为他认为安全并非理解当然。民主能够打败独裁，是因为民主制度下的军方中坚更愿意作出有风险的决定，那也是我们在诺曼底海滩取得胜利、以色列人打败阿拉伯军队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当需要保卫受到拥有技术手段的狭隘敌人威胁的自由社会时，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军人还是缺乏置敌于死命的效率。而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亨廷顿说，不能认为军事上的保守主义生来就是反动的。在19世纪的欧洲，军人的职业化允许各种出身的男人获得军阶的晋升，军人对社会的贵族基础曾提出过挑战。在主张人人平等的美国，军方和社会被驱策的方向是不同的。美国早已是民主国家，不再面临威胁。军队日益受到隔离，天长日久便养成了一种明显比社会其他阶层更为贵族化的精神特质。亨廷顿暗示，在一个自由主义的社会，越是孤立和指责军方，军方就越是会以保守主义来回应。而这正是青年亨廷顿真正感兴趣的地方。他说，正是美国人以自由主义思想与外部世界交往,造成了我们最大的困难。他写道：“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完全成了一种理想化的爱国主义，它主张的不是美国人民优于别国人民，而是美国的理想优于别国的理想。”法国的对外政策无论如何都是由法国决定的，并且无时不刻不以他们的自我利益为条件。但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却是以普遍原则标准来判断的。按亨廷顿的说法，这就使得我们在捍卫核心的国家利益时，会导致美国式自由主义中的非战主义张力；而在捍卫人权时，又会导致侵略的张力。亨廷顿认为,虽然职业军人承认冲突是有限却永远不会完结的现实,但是，“自由主义者的倾向是绝对的，而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如果能够成为推进人道主义理想的十字军,自由主义者会非常乐意支持一场战争。他写道，那就是自由主义者甚至在周期性地要求采取冒险的对外政策的同时，还要寻求减少国防预算的原因。如此看来，《士兵与国家》的读者、相同的知识分子以及舆论制造者们在1970和1980年代

　　对冷战结果持怀疑态度、始终不能正确评价北约，却在1990年代要求好斗的北约卷入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那正是我们的国家安全陷入低谷、自由主义原则受到打击时明白无误的赌注。亨廷顿写道，保卫自由社会的唯一途径是规定军人控制的限度。而且,这个唯一途径要结束几十年乃至几世纪来在保持军力方面的不确定性，以及建议实行严格的职业化。因此,一个士兵应该被告知：只能为有关国家权益的事而战。如果他为别的理由、哪怕是人道主义的理由而战，一定是受到了来自他的文官上司的压力。1993年，科林·鲍威尔将军（后来担任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明确反对美国在波黑的军事卷入，因而被一些人贴上了"政治将军"的标签。不过,读过亨廷顿著作的人会以不同的方式来看鲍威尔。对于一个职业军人，如果雇主的领土并不处在直接危险之下,他就不能被要求去进行亨廷顿所说的“除非胜券在握，国家才能卷入的战争。”鲍威尔所反对的战争，发生在一个对我们的国家利益冲击并不大的地方，那里连获胜的希望都很渺茫，遑论驳倒“鲍威尔主义”——一位努力避免成为“政治将军”、不管别人提出多少理由都拒绝充当道德十字军的职业军人先前有名的主张。(当然，军方威胁我们的文官领袖在波黑不采取行动的能量，又使亨廷顿的另一种观点——如何避免民主政府受到专横的防务机构的侵犯——变得难以理解了。)冷战的头一个十年使亨廷顿看到，虽然自由社会和一个新的强大防务机构之间继续存在紧张状态,但二者能够找到和平共处的途径。他看到了杜鲁门作为先驱者创造的一种逐渐露头的秩序:自由主义者主内，极端保守主义者主外。亨廷顿注意到，当今正是民用工商业界在军方和社会之间提供了一座桥梁。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大财团表现出的保守型实用主义与军工联合体的特征是相同的。但是，亨廷顿指出,这种形象就像一件冷战工艺品。他用我们的绝大部分早期历史，说明了“商业和平主义"是怎样变成资本家世界观的：宗教上的道德论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结合在一起，使大多数美国商人认为国际贸易和多边条约比强权政治更为重要。冷战的结束唤醒了这种世界观。现在，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对美国工商界与极权主义中国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多感到担忧，也重新提出了亨廷顿先前的论据。

　　五直到1960年代中期，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在哈佛大学过着平静的教授生活，默默地在波士顿地区负起家庭责任。1967年，这种短暂的平静被约翰逊政府的一项任务所中断。作为国务院顾问，亨廷顿准备了一份长达100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这份报告解密后，他又以那基础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1968年的《外交季刊》上。这篇论文引起了极大震动：既赞成政府打败北越人的目标，又分析了政府实现目标的做法何以全盘皆错。

　　亨廷顿对约翰逊政府声称政府（非指越共）控制的南越人口从40%上升到了60%不以为然。他写道：“这种变化是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控制向农村的扩展，”越共在农村地区依然强大。约翰逊政府承认自己有“盲目乐观主义”的过错，亨廷顿却批评它有“错置道德主义”的过错。他指出，“谁受到大多数人真正支持”的问题，只适用于美国这样稳定的宪政民主国家而非越南这样混乱而充满暴力的国家。进一步说，即使赢得了正在增加的农村人口的支持，也不会得到什么。促使人民投向越共怀抱的不是农村的贫困，而是“缺乏一种有效的权力结构。”在越共控制区倒是存在这种权力，“尽管等级制度和不民主还很严重，越共还是取得了小小的进步。”三分之一的人口接受了越共的渗透,是因为一些坚韧的民族和宗教平民组织往往和越共一样,对西方价值观心存敌意。亨廷顿告诉我：“假如回到美国的建国初期,我们也会不赞成的。我们拒绝把对宗教和种族的忠诚作为对付越共的砝码，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现代的,拥有国家军队的、民主的独立国家。我们在越南的问题之一是理想化。”他说,这种理想化现在被另一些卷入海外冲突的美国人继承了:“媒体认为我们的价值观和政治结构也是别国需要的,并且还诉诸于我们的自高自大;如果别人不需要,我们就要卷入。”亨廷顿认为，我们应该让自己用对手的方法来宣传我们的价值观,而不是强迫自己到人家内部去重建社会。因此,当1970年代后期他协助兹别格纽·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执行为遏制苏联而设计的人权政策时,他对为了在没有西方式民主传统的地区建立西方式民主而布置军队表示怀疑。亨廷顿对越南的分析来自他对世界的新看法。1950至1960年代,社会科学的一个大问题是政治现代化。一般的学术智慧都用在非洲和别处那些想培育与我们相似的民主与法律体系的新兴国家。亨廷顿对那类题目一个也不感兴趣。他把注意力集中于越南——一个权力的运作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地方，从中提练出一个重大的主题,然后在他的政治书籍《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1968)中作了精辟阐述。这本书研究了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它也许是亨廷顿最重要的著作。14世纪的阿拉伯历史学家艾伯·卡尔登（IbnKhaldun），在他的《Muqaddimah》中描述了沙漠游牧民族对舒适的定居生活的渴望，如何为城市化提供了动力,而城市化又是如何被强大的王朝所掳获的。亨廷顿把这个故事接着讲下去，他描述了导致新的不稳定模式的因素，也分析了以建立更复杂的社会机构为结果的动乱和革命是如何发展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虽然写于30多年前,它对于今天在全球化时代试图建立稳定以及相应政府的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本最清晰的路线图。该书开头有一个大胆的推论：国家间最大的政治区别与它们的政府形式无关，但与它们统治的程度有关。民主和专制之间的差别，并没有国家在政治上有没有一些品质重要。那些品质是：政治上体现出一致、共有、合法、有组织、有效率和稳定。在那些经历过社会动乱的国家看来，有关民主与专制之间的区别相对来说并不重要的论断并不奇怪。例如尼日利亚和加纳，它们举行选举，也实现了与更专制的国家如约旦、突尼斯和新加坡一样的相对开放与国内稳定。

　　与别的学者不同，亨廷顿对一般水平的现实给予了更多关注。他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表现了一种与典型学院派相反的偏好，别的学者所热衷的现场观察，他只在注脚里引用。他告诉我：“对最新近的事件而言，没有学术根源，只有学术意见。”《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的中心论点是，美国的历史经验并不适于理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除非我们本能地要相信如此。亨廷顿写道：“美国人相信美好是一个统一体”，他们“认为所有的好事都会凑在一起”--社会发展，经济增长，政治稳定等等。他建议考虑一下印度的情况。1950年代,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阿根廷和委内瑞拉的十分之一，但它在政治上相当稳定。这是为什么?部分答案却在于某种“坏”东西:那就是印度的文盲。文盲在印度滋养了民主制的稳定，因为农村的文盲对政府提出的要求要比有文化的城市无产者少。当有文化的人组织起来挑战现存制度时，文盲和半文盲仅仅是投票。亨廷顿认为，尽管印度的贫穷与一些因素如选民所受的教育很少、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足以管理现代化的政府机构的奇怪结合有关，它的稳定和民主仍然维持了几十年。而现在，当新的有文化的中下阶层开始在印度出现时，国家政治却变得十分肮脏了。亨廷顿接着说,美国人思考的另一个问题是,我们历史告诉了我们如何限制政府，而没有告诉我们如何从头开始创建政府。正如我们靠地理遗产获得的安全基本上是一种非劳动所得一样，我们的统治机构及其原则也是17世纪英国的遗产。我们的宪法是着眼于如何限制权威的，而整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前共产主义世界的困难是如何建立权威。“问题不在于举行选举，而在于建立机制。”在政治先进的国家,忠诚是针对机制而非集团的。我们这样的国家是经历了长期城市化与启蒙运动的结果,然而，这种过程会因为国家的先天条件而不确定。他写道:“人口的启蒙越快,政府被打倒的机会就越多。”法国和墨西哥先前的革命不是因为贫穷、而是由持续的社会与经济发展引起的。现在,全球化的精英们在全世界倡导的经济增长时，在引导出政治先进的社会之前将会导致不稳定和动乱。在一些国际会议上，专家们频繁研究腐败问题。《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而证明，正是他们倡导的现代化首先造成了腐败。18世纪的英国，腐败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那应该归罪于工业革命的开始，这种判断同样也适用于19世纪的美国。但是，亨廷顿写道：腐败在这个发展阶段可能是有用的,不应以太高尚的情操来贬抑它。腐败的提供，意味着将新的组织吸收到机制里面。例如，出卖议会席位是使民主制露头的一种类型，它比以武力攻打来反对议会要好一些。亨廷顿指出，与暴力相比,腐败是一种不那么极端的异化形式:“贿赂一种体制的警察与贿赂这个体制差不多，但比轰炸这个体制的警察局要好得多。”19世纪末，美国的立法机构和市议会就经常被公用事业、铁路公司和新的工业企业贿赂——正是同样的力量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帮助美国成了世界强国。在印度，很多经济活动如果没有小费就会瘫痪。腐败下药不猛,但能医治官僚机构的迟钝，它是发展的一种工具。亨廷顿同时还提出,现代化的骚动和腐败会引起清教徒的反应。有猫腻的交易对发展和稳定也许是必需的,在政治程序上也是合法的,但会遭到道德热情高涨者

　　的谴责。《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发表十年之后,伊朗就出现了这种情况。亨廷顿说,美国难以理解世界其他地方的革命为何强烈，是因为它从没有经历过真正的革命。它所经历的只是一场移居者反抗宗主国的独立战争，而不是一场像阿尔及利亚人反抗法国人那样的“本土人反抗外来征服者”的战争。亨廷顿清楚地指出，真正的革命是不同的，有的是“很坏”的，幸运的是，很坏的革命很罕见。在第三世界贫穷国家，当无产阶级变得越来越激进时，中产阶级会变得越来越保守并且更愿意为现存秩序而战。在1960年代后期的文章里，亨廷顿还描述了21世纪初的世界，他指出，当革命真正发生时,持续的经济剥夺“可能对它的成功极为重要。”在亨廷顿看来，经济制裁造成的食品不足和其它困难将导致推翻萨达姆·候赛因或菲德尔·卡斯德罗的革命政权的想法完全是胡说。物质牺牲虽然在正常情况下无法容忍,但它能证明一个革命者思想上作出的抵押,“革命的政府可以被富裕破坏，但决不会被贫穷所颠覆。”现在，西班牙和加拿大的开发者在哈瓦那修建宾馆,明显地要比美国政府对革命政权的暗中破坏起作用。亨廷顿利用世界各地的大量实例来说明革命、君主政体、民选政权和封建国家的问题。他通过高度的提练与归纳，为我们时代的凌乱纷扰、难以驾驭和错综复杂绘制了一幅全景图。在《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里，他有一句话说明了军人在整个20世纪扮演的不同角色:“在寡头政治的世界里，士兵是激进分子;在中产阶级的世界里,他是参与者和仲裁人;当大众社会隐约出现时……他又成了保守的现存秩序监护人。”他赞扬土耳其军队和埃及军队过去几十年对社会变化和演变所起的作用，他指出：实际上，越是倒退的社会，军人越可能扮演进步角色,因此,当西方想以文职政治家取而代之时就越要小心。亨廷顿还认为，美国出于自己的目的，把它对“民主”改革的信念用错了地方。他写道，“改革是革命的催化剂而不是替代品……大的革命会随着改革时代而不是停滞和压制的时代到来。”不管怎样,不发达社会的改革不会受到透明的、有大规模公众参与的影响，就象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德（MustafaKemalAtatrk）在土耳其的改革显示的那样，但它会受到“迅速和出其不意”这两个古老的作战原则的影响。如果改革的步骤是逐步显现的，自由媒体就会剖析它,并给它制造对立面。由于社会的某一部门会支持一种改革而不支持另一种，一个改革者必须悄悄地干,必须把下一个议题与这一个议题拉开，并且要经常利用社会上的传播空档而不是依靠媒体来公布。然而,正如亨廷顿在《第三波》中承认的,大众传播的工作有着自己的魔法。1991年出版的这本书，是《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未尽之意的延续，该书的副题是“20世纪末的民主化”。它受到了法国学者皮埃尔·哈斯勒（PierreHassner）的严厉批评者,说它是“普世论者和好战的前民主人”的论调。亨廷顿一直是个自由主义者，但是，为了小心翼翼地建立起来的声誉，他拒绝缩回脚步去发一些简单的陈词滥调。他的一些著作说明，学术职位可以是终身的，但职业的稳定常常不能保证一种自由：即能(哪怕是在学院里)表达不流行、不合惯例、不受欢迎和勇敢的观点。

　　六1960年代，亨廷顿经历了一些令他头疼的时刻。那些曾在《深红哈佛》杂志里读懂了他与约翰逊政府的关系的示威者，唱着歌曲在哈佛校园内尾随他。他工作的国际事务中心先是被占领，后来又发生了爆炸。一天早晨，他年轻的儿子醒来后，发现一条标语刷在他家的大门上：“战争罪犯就住在这里！”亨廷顿并没有因此中断替政府工作。如上所述,他加入了卡特的政府，帮助卡特总统构思表达我们人权观点的对外政策。这并非一桩假装虔诚的舒服差事，而是一项就严重政治问题向苏联摊牌的艰巨工作。作为安全计划的编制协调人--这个位置是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为他设立的,亨廷顿写过《总统第18号咨文》这是对美苏关系的一个全面概论,它给反对向莫斯科妥协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打了气。在苏联进入安哥拉和埃塞俄比亚、并依靠左翼的第三世界多数支配了联合国以后，悲观主义曾广泛蔓延。亨廷顿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班子，就苏美对抗所涉及的武器生产、情报收集、经济、外交等其它领域进行评估。他和他的班子断定：苏联的优势是暂时的，西方最终将走在前面。他们强烈建议美国开始军事集结，并建立一支波斯湾快速反应部队。在卡特总统任期的后2年和罗纳德·里根总统的8年任期里，这些建议变成了现实。直到1981年，亨廷顿才出版了一本关于1960年代的书：《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世代，一代人就是一个整体，并且愿意按前人指引的生活轨迹前进。亨廷顿问道：为什么有些世代不同呢?他的答案是：1960年代是由“信仰狂热期”构成的，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文化里，这种狂热每隔几代人就会喷涌一次，其根源却在17世纪的英国内战；新大陆所经历的某些事情，与1740年代新教的“伟大的觉醒”相似。亨廷顿认为，除了毒品和性，1960年代的示威者基本上属于清教徒，他们是对我们的机制不能提升我们的理想而感到不安。正是对那些理想——它们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实现——的许诺，应该对美国政治中的“核心痛苦”负责。与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美国一样，17世纪初的英格兰也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动的剧痛——--甚至贵族和绅士也因政权越来越不为个人所有而感到挫折。结果发生了清教徒反抗王权的暴动，他们希望建立一个以道德为基础的社会。保守主义的复兴达到了高潮。“伟大的觉醒”一个世纪之后，受到先驱者的乐观主义以及满足于现状情绪感染的美国福音派掀起的另一场清教复兴，在新英格兰大地上争夺着灵魂。亨廷顿写道：“伟大的觉醒”“向美国人民传达了一个信念，即他们要通过正直的努力来确保完全战胜邪恶。”-——那种邪恶损害了亨廷顿与其他人所说的“美国信仰”。由于我们国家立国的头几十年里，我们与我们的英国表兄弟的区别很小，这个信仰成了我们的国家认同的试金石。忠诚于这个信仰，就能使移民的一代在保留他们种族文化要素的同时一个接一个地迅速美国化。与别的国家的信仰不同，我们的信仰是普遍的、民主的、人人平等和强调个人独特性的。1820年代至1830年代的杰克逊时代是“信仰狂热期”,20世纪初的“平民主义进步

　　年代”也是“信仰狂热期”。亨廷顿写道：“作为权力化身的最大的危险，反对强权与怀疑政府，是美国政治思想中的核心主题。”只要注意我们的那些极端主义的组织，就知道这是事实。在欧洲，无论右翼还是左翼，都有要求建立强大国家的传统；而在美国，右翼和左翼激进分子却一直要求更多“大众控制”。事实上，与外交上的敌人所作的必要交易，在1960年代也曾受到好斗分子的严厉批评，“权力傲慢被道德傲慢取代了。”老左派以工人阶级和工会为特征，新左派则“避开了工人阶级，强调道德而非意识形态。”亨廷顿引用一个学生领袖的话——一个民主社会“源于并绝对贯彻道德价值的”，说明了新左派是一种最纯粹的清教徒。信仰狂热的后果，随着保守主义的回归出现了玩世不恭的漠然。信仰狂热还把政府和社会推向了不能轻易达到的标准。尽管如此,亨廷顿相信信仰狂热是美国之所以伟大的核心。通过将官员和机构推向从某种上说是别的国家不能达到的标准，美国周期性地以演变而不是革命来重塑自己。下一个信仰狂热期将会如何?亨廷顿说，“现在的强权看来是公司。所以下一次信仰狂热的爆发，可能是反对垄断公司的资本主义。”

　　七、在西方，1990年代初是乐观甚至胜券在握的时代。由于刚刚打赢了冷战，新保守主义者认为，民主选举和市场力量的释放将会改善所有地方的生活；而自由主义者认为强权政治和巨大的国防预算将成为过时的遗物；新闻报道则声称联合国的影响力和效率都在增长；由杰出的学术和工商界领袖组成的新的跨国精英正在涌现，他们相信世界已经到了创造一种真正的全球文明的边缘。就在此时，塞缪尔·亨廷顿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论文，文章刊登在1993年的《外交季刊》上，其部分思想来自亨廷顿的研究班,那里的课堂讨论对经济全球化主导的世界一统模式提出了疑问:除了有一群规模很小的受过高度教育的精英，几乎不存在任何一种普世文明的证据。以美国与中国的事实为例，他们彼此可以非常容易地联系，但那并不意味着他们可能有任何彼此赞同。事实上,全球性媒体对诸如西岸和北爱尔兰这类地方的聚焦，往往放大了分歧。考虑到亨廷顿先前的观点就有“在冷门股票上押宝”的特点——例如他曾说腐败有时是好事，说民主与专政的差别并不如我们想象的大，说60年代的激进主义是清教徒式的——《文明的冲突？》没有理由引起大的轰动。按照人们在后来一些事件中表达的观点，亨廷顿的论文似乎并不值得注意。真正的预言都有这种具讽刺意味的命运。亨廷顿写道:“在我来看，这个新世界里冲突的基本来源，既非主要在于意识形态，也非主要在于经济。人类巨大的分歧与冲突的主导源头将是文化。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将是能力最强大的演员,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成为现代世界冲突演变的最新阶段。”

　　然而，这个理论实际上煽动了激情并立即引起了愤怒的反应。人们在乎的纯粹是亨廷顿的说法。《文明的冲突》被翻译成了26种语言，世界各地都组织了为这篇文章而争论的学术讨论会。布热津斯基曾告诉我：“不像塞姆先前的著作，这个题目已经把一切说透了。所以，人们还没有读懂文内有价值的细节，就对那个使人困惑的主题作出了反应。”亨廷顿的说法震动了高等学府、豪华饭店和空气清新的新型郊外住宅区,这是一个被新的社会和文化张力——它们也孕育着新的政治冲突——弄得乱哄哄的世界。每一个与亨廷顿所描绘的现实相隔膜、正在按大同世界的方式生活的精英都感到了巨大威胁。特别是那些第三世界的精英们，如果承认了亨廷顿指出的事实,就得承认他们自己在上流社会的脆弱地位。亨廷顿的言论不仅涉及到世界上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部分地区，也涉及到灾变笼罩下的非洲和亚洲;很多分析家不得不承认他的观点适合那些地方,但拒绝承认其普适性。亨廷顿还谈到,共产主义的死亡，决不意味着隔代遗传的因领土引起的战斗会消失,自远古以来,那种争斗就是强权政治的主要内容。他认为：自由主义者通过普世价值使世界联合起来的设想注定是要流产的；有人觉得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将出现一个不那么危险的世界,那完全是一种有害的想法。对《文明的冲突》的许多批评更多地表现出价值判断,例如说它有“道德危险；”是“自我满足的预言，”但却没有实质性辩论。不过，实质意义的攻击还是有的。那些指责主要是认为亨廷顿的判断过于简单,例如，伊斯兰世界并不是一致的；一个穆斯林国家常常进攻或谴责另一个穆斯林国家。亨廷顿在1993年最后一期《外交季刊》上发表的第二篇关于对外政策的文章，回答了对他的批评。他继续直率地指出:“当人们严肃地思考时,他们的思考是抽象的;他们对现实进行简单的图解式推想并将那称之为概念,理论,模式和范例。若无这种智力构建,就会产生威廉·詹姆斯（WilliamJames1842-1910,美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实用主义哲学运动和功能主义心理运动的创建人——译注-）所说的‘一种闹哄哄的混乱’。”亨廷顿指出，冷战例子并不能解释1945年至1989年无数冲突和争斗的形成,尽管如此,那总体上比别的例子解释得好一点。在这个时代,如此之多的学者和知识份子担心受到别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攻击，倒不如取消相互间的算计最安全。亨廷顿还反驳道：学者的责任就是要用严谨通用的术语说出他的真实思想。1996年,亨廷顿对那篇论文进行了扩充,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书中又提供大量新的观察。他揭示了西方意识形态和东方宗教的产生，解释了宗教为何是当今国际舞台更具威胁的力量。他指出，与直觉相反,由于共产主义是一种中央欧洲的意识形态,在哲学上，苏联比接替它的东正教俄国更接近于西方。他提醒人们：与西方和伊斯兰之间存在已久的斗争相比，冷战不过是稍纵即逝的事件。在中世纪,穆斯林军队从古西班牙一直推进到了法兰西，从巴尔干一直推进到了维也纳城下。现在，一个人口而非军事上的类似进军正在欧洲进行。他写道：“未来冲突的危险很可能来自西方的傲慢、伊斯兰的偏狭和中国的

　　自负的相互作用。”在他的论文和著作出版后的几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张虽然漏掉了几个东正教国家，但包括了3个新教--天主教国家,因此，除了某些例外，北约的版图已类似于中世纪西方***国家的版图。同时,随着伊斯兰幽灵的压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领土上增大，***徒继续逃离中东。美国的教会团体、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也团结起来，支持***徒为了人权与中国作对，或反抗屠杀***徒的苏丹穆斯林。亨廷顿的基本理论能够解释这些以及更多类似现象，他的著作显得越来越重要。与此同时，一些在冷战时期被克里姆林宫学专家认为以苏联的制度维持了基本稳定的地区、一些非洲学学者在1960和1970年代预言会出现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地区,已经被战争分裂。在问到如何看待当前因纽约和华盛顿遭受恐怖攻击所产生的危机时，亨廷顿不愿谈美国应该具体采取什么政策。他过去曾发出过警告:指望与我们完全不同的人会变得非常喜欢我们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意愿良好的本能只会造成伤害。“在种族争斗和文明冲突显现的世界里，西方人对西方文化的普遍信仰是虚伪、不道德和危险的,他们正在承受这三个问题的痛苦。”他对刚刚开始的由美国领导的战争的警告是：要对恐怖主义的残暴事实保持关注。他认为，以奥塞玛·本·拉登的处境来看，他非常希望引起伊斯兰和西方之间文明冲突的。另一方面，美国必须抓住机会完成两件事：首先，把西方国家更紧密地凝聚在一起；其次，努力更现实地了解别人眼里看到的世界究竟什么样的。这个时刻要求我们除了客观,还要意志坚强、谦逊；手段要无情,但处理要慎重。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亨廷顿最后作了这样的忠告：“这是个危险的地方,这里有许多人对我们的财富,强权和文化不满，并且精力旺盛地反对我们说服或强迫他们接受我们的人权、民主和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里，美国必须学会区别谁是我们真正的朋友,谁会和我们站在一起，谁又会与我们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我们的盟友有些是机会主义的,并非所有的利益都与我们一样；我们有既是战略伙伴但又是竞争对手的混合关系的朋友；也有是竞争对手但有可能进行谈判的朋友；更有坚持不懈想方设法毁灭我们、除非我们先将他们毁灭的敌人。”

　　八、亨廷顿从来不会让良好的意图被精确的分析搞乱。他知道，一个政治学家的工作不必是改造世界，但他必须讲出不断思考的是什么，并且要为维护他的政府的利益就行动方案开出药方。他1997年在《外交季刊》发表过一篇文章，《美国国家利益的腐蚀》。他在文中写道，“从将来的一些问题考虑，安全威胁和道德挑战的结合，会再次要求美国人把主要资源用于捍卫国家利益。”这种资源重组在“低成本”时很容易实现，如果让那些无益于安全的企业继续损害我们的对外政策，就难以实现。因此，以克制的方式对待世界，可以使我们在危急情况下更迅速地重组资源；如果我们在太多的地区卷入过深，太热衷于“特殊神宠论”（particularistic）的游说和关于人权的宏伟构想、以及如何安排世界，就很

　　难做到。真正的保守主义并不渴求崇高原则，因为它的任务是捍卫已有的原则。保守主义者的窘境在于，保守主义的正确只能由结果的正确来证明。然而，依赖普遍原则的自由主义者，无论何时都被证明是错误的。塞缪尔·亨廷顿一直坚持自由主义者的理想，但他知道，没有强权，这种理想便不能生存；而且强权需要小心地维护。美国的政治学如果能留下什么永久性的智力纪念碑,塞缪尔·亨廷顿的工作将是其支柱之一。《美国政治：不协调的允诺》的结尾有一段话，在我看来体现了亨廷顿的持久判断力和政治敏感之精髓：“批评者说美国是个谎言，因为它的现实已衰落得如此缺乏其理想。错！美国没有谎言,只有失望。但它能够失望的唯一原因，是它还有希望。”

篇九：布热津斯基的博士哲学论文

　　推荐书目柴静《看见》豆瓣阅读《课堂上听不到的政治传奇》《科学发现者》《科学探索者》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

　　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必读书目：

　　《政治学》必读书目

　　1、《政治学》亚里士多德，商务印书馆2、《政府论》约翰·洛克，商务印书馆3、《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卢梭，商务印书馆4、《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商务印书馆5、《民主新论》乔.萨托利东方出版社6、《论民主》科恩商务印书馆1992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必读书目：

　　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3、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4、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5、费正清：《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0年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必读书目1、《邓小平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2、《江泽民文选》（1——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3、《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1995年版。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2003年版。5、《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6、《中国改革开放史》，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必读书目

　　1，《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陈秉公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2，《思想政治教育学前沿》张耀灿主编，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3，《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意识形态功能研究》李辽宁主编，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1月4，《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罗国杰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5，《中国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史》赵康太等主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0月6，《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论》张耀灿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7月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必读书目

　　1、《哲学通论》孙正聿著，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2、《哲学导论》王德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3、《卡尔·马克思传》，戴维·麦克莱伦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4、《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张汝伦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思想录》，帕思卡尔著，商务印书馆，1985年.

　　《马克思主义原著经典选读》必读书目

　　1、马克思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3、《神圣家族》4、《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5、《德意志意识形态》6、《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西方哲学史》必读书目

　　1、《西方哲学史》（英国）罗素著上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2、《万物简史》（美国）比尔·布来森著接力出版社20053、《梦的解析》（奥地利）弗洛伊德著作家出版社19864、《古希腊哲学史纲》（德国）E·策勒尔著山东人民出版社

　　5、《尼采传—一个特立独行者的一生》(法国)丹尼尔·哈列维著贵州人民出版社6、《康德三批判书》（德国）伊曼诺尔·康德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

　　《逻辑学》必读书目

　　1、《逻辑学》，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逻辑教研室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出版。2、朱志凯主编《逻辑与方法》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诸葛殷同等编《形式逻辑原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4、陈波《逻辑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5、《西方逻辑史》，马玉珂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6月出版。6、[德]卡尔·恩吉施著，郑永流译：《法律思维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毛泽东思想概论》必读书目

　　1.Mao:ABiography,rossTerill2.MaoZeDong,DickWilson3.MaoALife,PhilipShort4.TheThoughtofMaoTse-Tung,StuartR.schram5、《毛泽东传》（上下）逄先知、金冲及著6、《外国学者评毛泽东》（四卷）萧延中7、《毛泽东文稿》(8卷)8、《毛泽东选集》（4卷）

　　《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必读书目

　　1、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2、毛泽东思想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3、邓小平理论基本问题.中共中央学校出版社4、从毛泽东、邓小平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北京大学出版社5、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概论.人民出版社6、海外邓小平研究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中学思想政治教学论》必读书目

　　1、《教学论》（美）布鲁纳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美国课程与教学案例透视》(美)温特贝尔特大学认知与技术小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3、《教学理论》施良方崔允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4、《当代西方道德教学理论》袁桂林福建教育出版社5、《道德内化论》胡林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公共关系学》必读书目

　　1、《公共关系学》居延安等著，——2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现代公共关系学》（高等院校通用教材）李健荣、邱伟光著，北京：东方出版社.3、《新世纪的公共关系——研讨与案例》毛经权著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4、《新编公共关系学实用教程》田克俭著，北京：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5、《当代国际公共关系》郭惠民主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公共关系礼仪》必读书目

　　1、《仪礼》彭林注释湖南：岳麓书社2002.3.2、《论语》孔子3、《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4、《魅力何来》靳羽西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4.5、《礼记》曲礼上第一.，〈四书五经〉线装书局.北京：2007.

　　《社会学》必读书目

　　1.戴维·波谱诺：《社会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2.王思斌：《社会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3.郑杭声：《转型中的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4.刘祖云：《发展社会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2月版。5.李强；《应用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2月版

　　《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必读书目

　　1、《尼各马可伦理学》，亚里士多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2、《正义论》，罗而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3、《伦理学原理》，莫尔。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4、《论可能生活》，修订版，赵汀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四书集注》，朱熹，中华书局，1983年。

　　《中国哲学史》必读书目

　　1、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2、国学概论，钱穆，商务印书馆，1997年。3、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4、中国传统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林毓生，三联书店，1998年。5、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必读书目

　　1.《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战略地缘》，【美】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12.《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美】摩根索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THEGOLBALAGENDA:ISSUESANDPERSPICTIVES，CHARLESW.KEGLEY,JR,EUGENER.WITTLOPR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54.《国际关系:21世纪的政治与经济》【美】威廉·内斯特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5.《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倪世雄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6《政治经济学》必读书目➀《国富论》，作者：亚当•斯密；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7508036085；出版时间2005-3-29；内容：经济学奠基之作，这本书是所有想了解经济学知识的人的必读书。➁《资本论》，作者：马克思；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书号：9787010041155；出版时间：2004-1-2➂《经济学原理》，作者：马歇尔著，廉运杰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9787508036076；出版时间：2005-1-1；内容：供求论、节欲论、生产费用论、边际效用论折中的理论体系，“看不见的手”➃《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作者：凯恩斯著，宋韵声译；出版社：华夏出版社；书号：9787508036106；出版时间：2005-1-1

　　➄《经济学》，作者：萨缪尔森著，萧琛译；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书号：9787115173430；出版时间：2008-1-1

　　《当代西方哲学》必读书目

　　1《西方哲学史》[美国]梯利商务印书馆19992《探索的思想》[美国]威尔·杜兰特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3《萨特研究》柳鸣九编选19814《现代西方哲学的故事》文聘元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5《思想家》麦基编三联书店1987

　　《法学概论》必读书目

　　1、《法学概论》（第10版，2007年9月），吴祖谋，李双元，法律出版社。2、《法学概论》，张建飞，北大出版社，2004年3月。3、《法学概论案例分析教程》，刘佳，中国编译出版社，2004年10月。4、《法学基础概论》（修订版），张恒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1月。5、《法学概论教学案例解析》，徐磊，上海交大出版社，2006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毛泽东文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邓小平文选》《江泽民文选》《毛泽东年谱》《邓小平年谱》《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人民出版社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人民出版社同上同上

　　必读必读必读必读选读必读必读选读选读选读选读选读

　　复印报刊资料《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复印报刊资料《毛泽东思想》复印报刊资料《邓小平理论》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论丛》复印报刊资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复印报刊资料《中国政治》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复印报刊资料《思想政治教育》复印报刊资料《政治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学》复印报刊资料《伦理学》《求是》《马克思主义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伦理学》《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同上中共中央中国社科院马列所中央编译局当代所湖南师大上海社科院哲学所

　　选读（以下同）

　　《道德与文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与政治》《思想理论教育导刊》《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国外理论动态》《政治学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社会主义所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中国社科院世经所高等教育出版社中央编译局当代所中央编译局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

　　阅读书目1.《思想政治工作文献选编》，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2.《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史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张耀灿3.《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基础》，高等教育出版社，罗国杰4.《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著作导读》，高等教育出版社，刘德华5.《思想政治教育案例分析》，高等教育出版社，戴艳军6.《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人民出版社，张耀灿7.《社会学视野中的思想政治工作》，物价出版社，孙其昂8.《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邓球柏9.《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化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11.《精神动力论》，武汉大学出版社，骆郁廷12.《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沈壮海，2002

　　年13.《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郑永廷，

　　1993年14.《比较与创新：中西德育方法比较》，中央编译版社，冯益谦，2004

　　年15.《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哲学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冷浩然，1997

　　年

　　16.《德育环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17.《现代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与方法》，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郑永廷，

　　2001年18.《中国共产党的价值观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李斌雄，2003

　　年19.《人的存在与教育——马克思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学林出版

　　社，2004年20.《德育人文关怀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东莉，2005年21.《文化价值论》，山东人民出版社，司马云杰，1996年22.《道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浙江教育出版社，【美】霍尔，2003

　　年23.《道德教育原理》，浙江教育出版社，【美】杜威，2003年24.《个性道德教育中的社会心理学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苏】谢苗诺夫，1989年25.《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苏】A.N.季塔连

　　科，1984年26.《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对象、结构、基本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

　　版社，【苏】п.м.阿尔汉格尔斯基，1990年27.《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比较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王玄

　　武28.《新中国成立以来高校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石

　　云霞

　　29.《伦理学》，斯宾诺莎30.《伦理学方法》，西季威克31.《伦理学原理》，摩尔32.《道德原理研究》，休谟33.《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1-1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

　　社，1982年34.《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4册），学习出版社，1996

　　年35.《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刘少奇选集》（上）36.《思想关系学》，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余仰涛，2000年37.《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邱伟光38.《政治观教育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王玄武39.《道德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宋希仁40.《人生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张孝宜41.《唯物史观通论》，高等教育出版社，林泰42.《现代西方意识心态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车铭洲43.《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王瑞荪44.《伦理学引论》，高等教育出版社，章海山45.《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陈立思46.《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国家教委思政司47.《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论》，湖北人民出版社，王敏48.《思想政治教育载体论》，湖北人民出版社，陈万柏

　　49.《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贺才乐，2004年5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性研究》，学林出版社，石书臣，2004

　　年51.《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论》，湖北人民出版社，张耀灿52.《思想政治教育调查与统计分析》，东方出版社，戴钢书53.《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祖嘉合54.《思想政治教育管理论》，湖北人民出版社，秦在东55.《德育新论》，江苏教育出版社，鲁杰56.《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科学出版社，檀传宝57.《德育哲学引论》，人民出版社，张澎军58.《以德治国论》，湖北人民出版社，梅萍59.《怎样培养真正的人》，教育科学出版社，苏霍姆林斯基60.《道德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涂尔干61.《现代德育课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佘双好62.《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朱贻庭63.《中国伦理学说史》，（上下卷），浙江人民出版社，沈善洪64.《回归道德智慧》，教育科学出版社，吴安春65.《道德学习论》，浙江教育出版社，王健敏66.《主体性道德人格教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肖川67.《德性与教化》，湖南大学出版社，金生鋐68.《冲突与整合》，山东教育出版社，威万学69.《道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姚新中

　　70.《中国德育思想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罗炽71.《道德本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夏伟东72.《价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李德顺73.《思想调节论》，开明出版社，谢祖鹏74.《道德场论》，湖南教育出版社，易法建75.《西方伦理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宋希仁76.《精神与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王坤庆77.《人是什么》，商务印书馆，夏甄陶78.《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袁贵仁79.《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蒙培元80.《什么是教育》，三联书店，邹进翻译，【德】雅斯贝尔斯81.《道德教育新论》，浙江教育出版社，【英】威尔逊82.《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英】彼得斯83.《价值与教学》，浙江教育出版社，【美】路易斯.拉斯思84.《道德教育的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美】科尔伯格85.《移情与道德发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美】马丁.L.霍夫曼86.《道德领域中的教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美】拉瑞.P.纳希87.《道德发展的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美】约翰.马丁.里奇88.《追随科尔伯格》，黑龙江人民出版社，【美】唐纳德.里德89.《人的使命》，商务印书馆，【德】费希特90.《德育过程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苏】，伊.斯.马里延科91.《道德权利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余涌

　　92.《道德哲学史讲义》，三联书店，罗尔斯93.《道德教育的四大境界》，浙江教育出版社，张世新94.《道德经验批判》，上海文化出版社，崔平95.《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崔宜明96.《论可能生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赵汀阳97.《比较教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王玄武98.《“两课”教学法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石云霞99.《交往德育论》，山西教育出版社，彭为名100.《知性教育及其超越》，教育科学出版社，高德胜

　　期刊：1.《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湖北教育报刊社主办2.《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中国职工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主办3.《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中共黑龙江省委高校工委和省教委主办4.《思想教育研究》，全国高等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会主办5.《思想政治教育》，人大复印资料6.《思想理论教育》，上海市高等学校思想理论教育研究会主办

　　下列书目可以任意选择出版社

　　1.《道德情操论》，斯密2.《实践理性批判》，康德3.《伦理学体系》，费希特4.《法哲学原理》，黑格尔5.《功利主义》，密尔6.《论道德的谱系》，尼采7.《进化论与伦理学》，赫胥黎8.《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实质的价值伦理学》，舍勒9.《伦理学中的两个基本问题》，叔本华10.《存在与时间》，海德格尔11.《伦理学问题》，石里克12.《儿童的道德判断》，皮亚杰13.《存在与虚无》，萨特14.《为自己的人》，弗洛姆15.《伦理学和政治学中的人类社会》，罗素16.《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17.《境遇伦理学》，佛莱彻18.《正义论》，罗尔斯19.《自私的基因》，道金斯20.《尼克马克伦理学》，亚里士多德21.《德性之后》或《追寻美德》，麦金太尔22.《超越自由与尊严》，斯金纳

　　23.《一种功利主义伦理学体系概述》，斯马特24.《动机与人格》，马斯洛25.《伦理学与语言》，斯蒂文森26.《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尼布尔27.《文明及其缺憾》，弗洛伊德28.《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29.《伦理学体系》，包尔生30.《无义务无制裁的道德概论》，居友31.《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32.《尼克马克伦理学》，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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