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6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的人把复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6篇,供大家参考。
篇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的人把复杂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的讲话虽然针对的是文艺工科技创新导报sciencetechnologyinnovationherald167科技创新导报2014no16sciencetechnolog作但其实质是以文艺工作为核心发动的一场文化建设运动是以文艺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与解决文艺工作者如何代表中国抗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也即新民主主义文化前进方向问题
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
史影响分析
作者：李瑞青来源：《科技创新导报》2014年第16期
李瑞青
(中共延安市委党校陕西延安716000)
摘要：1942年的5月，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多年来，毛泽东的《讲话》）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重温历史，是为了展望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重温讲话的发表过程，思考讲话对中国文化乃至社会、历史的影响，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关键词：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历史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8X(2014)06(a)-0167-02
1942年的5月2日到23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了一次延安文艺工作者盛会，也即延安文艺座谈会。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70年来，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为《讲话》）精神指引下，一代又一代文艺工作者自觉投身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创作出了一大批思想政治立场正确、内涵深刻、艺术魅力感人的优秀作品，推动了文艺事业繁荣与发展，为我国革命、建设、改革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
1《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背景
1.1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前提
（1）从革命背景来讲，1941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已经3年，正是这场民族革命最困难的时候，再加上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物资等方面的封锁，这时，我们急需要符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来指导中国文化的前进方向，需要真正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给内忧外患的人民带来战胜敌人、战胜困难的信心与勇气。
（2）从现实问题来讲，延安文化人中暴露出来的许多问题需要及时厘清与解决。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延安的自由、开放、民主、平等，社会风气清明吸引了大批的文艺工作者，这些人来到延安，并从延安走向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他们运用美术、舞蹈、音乐、戏剧等各种形式，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血祭上海》)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但同时，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群众看不懂、也不适应抗战需要的作品在延安时有发生，有的人心中瞧不上工人农民，即便是穿着农民的衣服表演，演出来人物还是说着、做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话和事。同时，文艺界长期积累的宗派主义等问题也被带到了根据地。延安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在各根据地具有普遍意义，是“五四”以来文艺大众化被许多人片面理解，文艺与工农结合的问题不被重视的集中体现。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予以切实解决。
（3）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时的延安急需要一位，既熟悉党的领导工作，有着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同时兼具文人气质，懂得艺术运作规律的人，把复杂的文坛统一起来。这一责
任只有毛泽东能担负起来。而且早在土地革命战争结束后，他就分出一部分精力来研究文艺工作，到这时，他的文艺思想已经基本成形。
从政治环境来讲，整风运动促成了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
到1942年，毛泽东思想基本成熟，用之统一全党思想开始提上历史日程，这一年2月1日，以此为根本任务的整风拉开了序幕。整风对象包括各个部门的各级干部，中央领导在分工时，文艺界的整风由毛泽东负责，这是召开座谈会的直接原因。
1.2毛**关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准备
（１）现实的准备，座谈会前毛泽东约请了三四十位知名作家、艺术家谈话，在非常宽松的谈话氛围里他收集了大量的文艺方面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文艺观点。和艾青、刘白羽他就分别有过三次深入的谈话。
（２）理论的准备，毛泽东当时委托《解放日报》社长博古翻译了苏联的一系列文艺政策以及马克思、列宁关于文艺的经典著作。座谈会期间，在《解放日报》特设“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刊出，为会议代表的讨论学习提供理论材料，配合了座谈会的召开。
1.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历程
4月27日，以毛泽东和时任中宣部代理部长凯丰个人的名义，发出请柬。出席会议的包括中共中央有关方面负责人和知名的文艺界工作者。
(1)会议的经过及《讲话》的发表
座谈会分三次召开：议题分别是：提出问题，广泛讨论，归纳总结。这是一次名符其实的座谈会、讨论会，与会者围绕文艺的立场、态度、对象、材料、生活、学习等六个问题，先后有40多人次发表意见，相互争论，畅所欲言。毛泽东作主旨讲话和最后总结，也是以平等的身份，商量探讨的语气进行的。
5月2日下午，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小洋楼一楼会议室，召开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发表了主旨讲话（即后来公开发表的正式文本“引言”部分）这次会议的气氛还有些沉闷。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争论得就很激烈了，也很活跃。毛泽东始终在边听边记，偶尔插话，没有正式讲话。争论之后，没有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了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自己来讨论解决，发扬了艺术民主。5月23日下午第三次会议，因为来的人太多，会议临时将会场移到了外面的广场上，依旧是讨论。到了晚上，在三根木椽支起架子挂悬的汽灯下，毛泽东一气讲了4个小时。也就是《讲话》的结论部分。据参加会议的姚时晓回忆，吃晚饭的时候，毛泽东还坐在自己窑洞前的石桌旁对讲话提纲作删改。座谈会后的5月30日，毛泽东又在延安鲁艺文学院提出了“小鲁艺”、“大鲁艺”的观点。
(2)《讲话》的公开发表
毛泽东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事先只有一个提纲。后来在记录稿的基础上和一个阶段的实践检验后，为适应当时的形势要求，深入贯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文艺方向，由毛泽东经过认真地思考、修改于1943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七周年纪念日，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并发行了单行本。
1953年4月，中共中央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在第3卷收入了这一讲话，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它和1943年最初发表的文本相比，在篇幅、内容、文字方面进行了266处修改。
1944年、1945年，1946年讲话先后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海的《新文艺》、及香港发表，将讲话的影响扩大到了国统区，极大的促进了国统区革命文艺的的发展。1945年直到建国后，讲话先后被30多个国家翻译出版，为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讲话也由此成为指导全世界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重要理论文献。
讲话共计19000余字，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结构严谨，逻辑严密，语言通俗易懂，举例生动风趣，论述由浅入深，深刻蕴含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是理论从实际中来，又在实际中指导实践的一个典范。
2《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意义
毛泽东的《讲话》虽然针对的是文艺工作，但其实质是以文艺工作为核心发动的一场文化建设运动，是以文艺建设为切入点，探讨与解决文艺工作者如何代表中国抗战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也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前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一个特殊的时代，运用了用先进的文艺引领先进文化建设的方式，取得了超越文化领域的伟大收获。
(1)开创了延安文艺时代。讲话联系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我们党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和政策。对那些最个性张扬、特立独行、自由散漫的文化人进行了思想改造，使其真正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文艺战士，并由这些战士影响了更广泛的工农兵群体和人民大众，从而提高了革命队伍的绝对执行力和战斗力。讲话吹响了我们党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号角。
在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在整风、及大生产运动的大背景下，“文抗”、“鲁艺”的作家、艺术家们下农村，进工厂，到军营，投身大生产运动。
紧接着，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以新的文艺理论体系，新的人物、新的生活，在世人面前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令黑暗的旧中国耳目一新。在40年代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用文艺统一了思想，唤起了民众的力量。从而使文艺成为与敌人作战的又个一战场。对抗日战争以至整个民族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以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核心内容的党的先进文化思想，就这样统一了当时的文艺界并带来了文艺界的大繁荣乃至整个国家面貌的新变化。也给我们展示了先进文化的伟大力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在讲话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一认识更全面，更科学，也更符合发展了的中国国情。再次用党的先进文化思想解决了国人思想上的困惑，统领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同样，今天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存在先进文化的建设问题。在四大危险与四大考验的执政背景下，我们在文化建设当中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腐败文化盛行，社会道德滑坡，已经影响到了我们的政治、经济、社会建设。如何站在历史的视角，用战略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现实国情与世界环境，认清找准什么样的文化才是今天的先进文化，我们党要怎么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也即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应该走怎样的一条道路，以及如何用先进的文化思想凝聚人心，正确的文化指导方针引导人心的问题，如何保持理性的思维，克服在这一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偏颇甚至是错误，是当前党也包括我们大家应当认真思考面对解决的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文化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才会在先进文化的引导下实现我们的党长期执政，我们的国家也才有长远的未来。
(2)指导中国文艺革命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讲话》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它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在此后解放区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工作中成为了纲领性文件，是我们党领导文艺事业的经典文献。直至今天其对于我们的文艺工作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其提出的一些观点对我们如何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对于不断克服文艺工作中的不良倾向，应对各种腐朽文化的冲击，以及我们研究问题等方面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讲话发表的过程可以看出，一个伟大的理论的形成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毛泽东以一个政治家的敏锐眼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马克思、列宁的文艺理论的基础上，经过充分的大量的调查研究、与文艺界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结合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和延安文艺最具体的实际，在实践中又进行检验与修正，才形成了科学的、经受住了实践与历史考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伟大的文艺理论，才成就了指导中国文艺革命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这一理论，又是集体智慧结晶的一个典范。还有座谈会中自始至终洋溢的开放、民主、开放的研讨风气，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反思的：我们的国家在出台制定政策制度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秉持这样严谨的态度？我们的党员干部是不是能沉下身子安下心扎扎实实的做调查研究？我们组织的会议与活动可不可以也持这样的一种开放平等的心态？我们从一些形式上打破常规，对于会风甚至于党内的一些风气是不是会有积极影响呢？
《讲话》的社会历史影响。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的进程中来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治理结构是“道统”、“文统”和“政统”三统分立、相互制约的，从这个会议开始实现了“道统”、“文统”归并于“政统”。在当时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直接的组织保障和思想保障，这是中国的革命实践的必然。新中国成立后直到今天我们可以齐心协力地办大事，我国的政治结构，社会治理结构具有非常强大的效率，跟它直接相关，我们的国家也已经形成了与此相适应的深厚的文化基础。现在，我们的这种政治体制、社会管理结构、文化体制已经形成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近些年来取得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与此是密切相关的。我们今天搞改革，要站在我们国家的文化基础之上。要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的方向，探寻适合我国文化基础的改革方式，要在继承基础上加以创新，否则就会出现南桔北枳的现象。我们国家现在在改革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很尖锐。遇到问题不可怕，关键是对于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能不能找到正确的解决办法。我们应该做的是在正视存在的问题的同时，明确改革思路，继续发扬这一制度的优点，着力克服这种体制内中存在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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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抗战时期毛**关于文艺工作者的立场、态度及学习方法的会议讲话..在我看来;它阐述了关于文艺工作者和文艺创作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即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他们是中华民族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创作应该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代表他们的意志..
然后是态度问题..是正面的歌颂、还是反面的暴露;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有赞扬;又有批评;主张积极抗战的赞成;消极抗战的就批评;反对抗战的那就要坚决反对..对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和人民的劳动;我们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需要耐心地教育;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这个改造过程..文艺作品应该使他们团结、进步、同心同德;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先进的东西..
关于工作对象问题..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是工农兵以及干部..因此文艺工作者首先要了解和熟悉他们;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这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甚至痛苦的磨练..
关于学习方法问题..要学习马列主义和学习社会..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即研究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学习社会就是要研究社会各阶层的状况;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文艺工作者把这些弄清楚了;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
关于为哪些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但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大部分是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里还有不少小资产阶级的东西..因此要与工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改造自己的思想..人民的生活是最自然、也是最生动、最丰富的东西;它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的唯一源泉..文艺作品可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能使人民群众惊醒、振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有了这样的文艺;这个任务就能更快地完成..文艺只有在人民大众可接受的普及基础上提高;文艺工作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篇三：《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澤東——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MaoTsetungTalksattheYenanForumonLiteratureandArt(漢英對照)，北京：商務印書館，1972。摘要一、“引言”部分的摘要（一）目的“我們今天開會，就是要使文藝很好地成為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作為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有力武器，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鬥爭。”（P4-6）（二）要解決的問題“為了這個目的，有什麼問題應該解決的呢？我以為有這樣一些問題，即文藝工作者的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P6）1.“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P6）2.“態度問題……問題是在對什麼人。有三種人，一種是敵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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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統一戰線中的同盟者，一種是自己人，這第三種人就是人民群眾及其先鋒隊。對於敵人，對於日本帝國主義和一切人民的敵人，革命文藝工作者的任務是在暴露他們的殘暴和欺騙，並指出他們必然要失敗的趨勢，鼓勵抗日軍民同心同德，堅決地打倒他們……”（P6）3.“工作對象問題，就是文藝作品給誰看的問題……文藝作品在根據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幹部……”（P8-10）4.工作問題。“既然文藝工作者的對象是工農兵及其幹部，就發生一個瞭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藝工作，但是這個瞭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卻是第一位的工作。”（P12）5.“最後一個問題是學習，我的意思是說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切革命工作者都應該學習的科學，文藝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藝工作者要學習社會，這就是說，要研究社會上的各個階級，研究它們的相互關係和各自狀況，研究它們的面貌和它們的心理。”（P16-18）二、“結論”部分的摘要（一）事實“現在事實是什麼呢？事實就是：中國已經進行了五年的抗日戰爭……”（P20）（二）中心問題“那末，什麼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以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P22）1.第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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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我們的文藝是為什麼人的？”（P22）“列寧還在一九○五年就已著重指出過，我們的文藝應當‘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的’。”（P24）“現階段的中國新文化，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眾的東西，現在一定是無產階級領導的。”（P26）“那末，什麼是人民大眾呢？最廣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農民、兵士和城市小資產階級……這四種人，九十中華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廣大的人民大眾。”（P26-28）“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一定要完成這個任務，一定要把立足點移過來，一定要在深入工農兵群眾、深入實際鬥爭的過程中，在學習馬克思主義和學習社會的過程中，逐漸地移過來，移到工農兵這方面來，移到無產階級這方面來。”（P32）2.第二個問題“為什麼人服務的問題解決了，接著的問題就是如何去服務。用同志們的話說，就是：努力於提高呢，還是努力於普及呢？”（P38）“我們的文藝，既然基本上是為工農兵，那末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P38）“一切種類的文學藝術的源泉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作為觀念形態的藝術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人民生活中本來存在著文學藝術原料的寶藏……它們使一切文學藝術形式相形見絀，它們是一切文學藝術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這是唯一的源泉，因為只能由這樣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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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P40-42）“中國的革命的文學家，有出息的文學藝術家，必須到群眾中去，必須長期地無條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農兵群眾中去，到火熱的鬥爭中去，到唯一的最廣大最豐富的源泉中去……”（P42-44）“什麼是文藝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這兩種任務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P46）“我們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P48）“我們既然解決了提高和普及的關係問題，則專門家和普及工作者的關係問題也就可以隨著解決了。”（P52）“這些同志都應該和在群眾中做文藝普及工作的同志們發生密切的聯繫，一方面幫助他們，指導他們，一方面又向他們學習……”（P52）“我們應該尊重專門家，專門家對於我們的事業是很可寶貴的。但是我們應該告訴他們說，一切革命的文學家藝術家只有聯繫群眾，表現群眾，把自己當作群眾的忠實的代言人，他們的工作才有意義。只有代表群眾才能教育群眾，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P54）“我們的這種態度是不是功利主義的……世界上沒有什麼超功利主義，在階級社會裏，不是這一階級的功利主義，就是那一階段的功利主義。我們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功利主義者，我們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廣大群眾的目前利益和將來利益的統一為出發點的，所以我們是以最廣和最遠為目標的功利主義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狹隘的功利主義者。”（P54-56）“任何一種東西，必須能使人民群眾得到真實的利益，才是好的東西。”（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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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進而討論的問題1.“黨內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黨的整個工作的關係問題。”（P58）“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於一定的階級，屬於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並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黨的文藝工作，在黨的整個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確定了的，擺好了的；是服從黨在一定革命時期內所規定的革命任務的。”（P58）“文藝是從屬於政治的，但又反過來給予偉大的影響於政治。革命文藝是整個革命事業的一部分，是齒輪和螺絲釘，和別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較起來，自然有輕重緩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對於整個機器不可缺少的齒輪和螺絲釘，對於整個革命事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P60）“我們所說的文藝服從於政治，這政治是指階級的政治、群眾的政治，不是所謂少數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論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階級對階級的鬥爭，不是少數個人的行為。革命的思想鬥爭和藝術鬥爭，必須服從於政治的鬥爭，因為只有經過政治，階級和群眾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現出來。”（P60）2.“黨外關係問題，黨的文藝工作和非黨的文藝工作的關係問題——文藝界統一戰線問題”（P58）“黨的文藝工作者首先應該在抗日這一點上和黨外的一切文學家藝術家（從黨的同情分子、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家到一切贊成抗日的資產階級地主階級的文藝家）團結起來……”（P62）“在一個統一戰線裏面，只有團結而無鬥爭，或者只有鬥爭而無團
篇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
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感延安，对于全国人民来说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一个向往的地方，因为它是革命根据地，它是毛泽东带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终点，及中国共产党在1935年至1948年的根据地，所以中共政府及亲中共族群视为革命圣地。而延安对于我来说那就是家，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延安人，所以我从小就围绕着毛泽东的各种伟大事迹与他在延安留下的种种足迹。我为自己是延安人自豪，所以当我介绍自己时，我都会在开始就说自己是来自延安的。在70多年前，领袖毛泽东在延安亲自召开了由文艺工作者和中央各负责人的100多人的文艺座谈会，这次会议可以说是改变了对文艺政策方针的制定和对文艺工作者产生了有力的影响。本次座谈会具体是于1942年5月在延安举行的，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其中包括5月2日所作引言和5月23日所作结论两部分。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中阐明了我们共产党对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文艺要为谁服务，怎么去服务。更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高、世界观与文艺创作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毛泽东把所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同我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特征相结合，更在实践中的得到运用和长远的发展。《讲话》精神在我国革命文艺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和极其深远的影响，也是新中国文艺发展的指导方向和准则。它改变了无数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指出内容和形式的问题，指出歌颂与揭露的问题，在这种务实精神的指导下，曾经出现了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暴风骤雨》、贺敬之《白毛女》等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今天，在经济建设的新形势下，涌现出新现象、出现新问题，其中，必然有不如人意的东西。我们的文艺作品，如何歌颂、如何揭露，值得思考。如果片面、偏激，仅仅盯住阴暗面，甚至夸张它、扭曲它，以求引起轰动，吸引眼球，是错误的。很多新闻媒体，不负责任，信口开河，在客观上，就误导了群众的视线；还有一些电视作品，为了提高收视率，不顾及故事的真实性，一味的改编，使未成年人都没有了真正的历史观念，这些都起到反作用
我们的生活是那样子么？我们希望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自己都为社会为别人做了些什么？我们的文艺作品有价值么？我们应该向哪些方面努力？这些问题，都值得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去思考、去行动。
不文明的现象客观存在着，怎样去反映它，并力求向理想的方面转化，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学问。说来容易，做来难。我们要采取积极的和健康的视角，来引导和塑造大众的审美情趣，雅俗共赏地服务于当代，为人民大众造福。只有化消极为积极，化不健康为健康，才符合科学的发展观，才更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从他的这篇讲话中我们就能看到，毛泽东毫无疑问他是历史的巨人，毛泽东是拯救了我们民族的人，他的文艺思想更是唤醒了一大批沉睡中的人们。但是现在，我们却在担忧这种思想离我们还有多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特色文化，真的可以抛弃毛泽东思想和“编写的这本教科书”吗？个人认为是不可以的，越是和平的年代，越是需要这种带着战争豪情的文艺理论去引导大众。别只看这表面的歌舞升平，可谁知道其中有多少危害存在？如果我们就在和平的外衣下，思想渐渐弱化，那么在面临危险的时候，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危险？古人早就告诫我们，要树立忧患意识，这样方可兴国安邦！
我从小的偶像就是毛泽东，因为是他带领我们走向解放，走向发展。毛泽东生于湖南的一个小村庄，他在县城里读书的时候，比毛泽东大9岁的表哥文运昌，借给了他一本郑光应1894年创作的《醒世良言》。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的现代工业技术、政治军事先进。毛泽东一口气通读了十几遍，他意识自己国家正处在民族危难之中，需要新的人才，决心为国奋起。三十年后，在接受美国记者斯诺采在延安时的采访时，他回忆当时场景，还能清晰的背诵出书上开头的句子：“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毛泽东说：“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榜样，为了国家而奋斗。他在延安的讲话，是我国又走向另一个的高潮，所以我们应该在
此中学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每每提到延安，想起延安整风运动时创作的经久不衰的红色作
品，有如饮清泉般甘甜，仿佛在清风习习的林间漫步。当意志消沉时，听听红色歌曲，读读红色作品，身上仿佛有了无穷的力量。当春风得意时，唱唱红色歌曲，看看红色电影，让人心清气爽，戒骄戒躁。延安精神，可谓时代丰碑。作为延安人，一定将延安精神发扬光大！
篇五：《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引言（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1]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到了现在，中国反动派只能提出所谓‚以数量对质量‛的办法来和新文化对抗，就是说，反动派有的是钱，虽然拿不出好东西，但是可以拼命出得多。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
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来到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多起来了，这是很好的事。但是到了根据地，并不是说就已经和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完全结合了。我们要把革命工作向前推进，就要使这两者完全结合起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为了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的呢？我以为有这样一些问题，即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中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或者认识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态度问题，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物所采取的具体态度。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哪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要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
的批评。他们的抗战，我们是赞成的；如果有成绩，我们也是赞扬的。但是如果抗战不积极，我们就应该批评。如果有人要**反人民，要一天一天走上反动的道路。那我们就要坚决反对。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人民也有缺点的。无产阶级中还有许多人保留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都有落后的思想，这些就是他们在斗争中的负担。我们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摆脱背上的包袱，同自己的缺点错误作斗争，使他们能够大踏步地前进。他们在斗争中已经改造或正在改造自己我们的文艺应该描写他们的这个改造过程。只要不是坚持错误的人，我们就不应该只看到片面就去错误地讥笑他们，甚至敌视他们。我们所写的东西，应该是使他们团结，使他们进步，使他们同心同德，向前奋斗，去掉落后的东西，发扬革命的东西，而决不是相反。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陕甘宁边区，在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这个问题和在国民党统治区不同，和在抗战以前的上海更不同。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在抗战以后的国民党统治区，范围曾有过一些扩大，但基本上也还是以这些人为主，因为那里的政府把工农兵和革命文艺互相隔绝了。在我们的根据地就完全不同。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根据地也有学生，但这些学生和旧式学生也不相同，他们不是过去的干部，就是未来的干部。各种干部，部队的战士，工厂的工人，农村的农民，他们识了字，就要
看书、看报，不识字的，也要看戏、看画、唱歌、听音乐，他们就是我们文艺作品的接受者。即拿干部说，你们不要以为这部分人数目少，这比在国民党统治区出一本书的读者多得多。在那里，一本书一版平常只有两千册，三版也才六千册；但是根据地的干部，单是在延安能看书的就有一万多。而且这些干部许多都是久经锻炼的革命家，他们是从全国各地来的，他们也要到各地去工作，所以对于这些人做教育工作，是有重大意义的。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向他们好好做工作。既然文艺工作的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干部，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而为要了解他们，熟悉他们，为要在党政机关，在农村，在工厂，在八路军新四军里面，了解各种人，熟悉各种人，了解各种事情，熟悉各种事情，就需要做很多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需要做自己的文艺工作，但是这个了解人熟悉人的工作却是第一位的工作。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对于这些，以前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我说以前是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什么是不熟？人不熟。文艺工作者同自己的描写对象和作品接受者不熟，或者简直生硫得很。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不熟悉工人，不熟悉农民，不熟悉士兵，也不熟悉他们的干部。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出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出造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
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如果连群众的语言都有许多不懂，还讲什么文艺创造呢？英雄无用武之地，就是说，你的一套大道理，群众不赏识。在群众面前把你的资格摆得越老，越像个‚英雄‛，越要出卖这一套，群众就越不买你的账。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学习，我的意思是说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但是现在有些同志，却缺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但是我们有些同志却把这个问题弄颠倒了，说什么一切应该从‚爱‛出发。就说爱吧，在阶级社会里，也只有阶级的爱，但是这些同志却要追求什么超阶级的爱，抽象的爱，以及抽象的自由、抽象的真理、抽象的人性等等。这是表明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矾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结论（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同志们！我们这个会在一个月里开了三次。大家为了追求真理，进行了热烈的争论，有党的和非党的同志几十个人讲了话，把问题展开了，并且具体化了。我认为这是对整个文学艺术运动很有益处的。我们讨论问题，应当从实际出发，不是从定义出发。如果我们按照教科书，找到什么是文学、什么是艺术的定义，然后按照它们来规
定今天文艺运动的方针，来评判今天所发生的各种见解和争论，这种方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容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我们现在讨论文艺工作，也应该这样做。现在的事实是什么呢？事实就是：中国的已经进行了五年的抗日战争；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动摇和对于人民的高压政策；‚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运动——这个运动在二十三年中对于革命的伟大贡献以及它的许多缺点；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里面大批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的结合；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目前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工作中已经发生的争论问题。——这些就是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就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那末，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工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从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一第一个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
这个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所早已解决了的。列宁还在一九○五年就已着重指出过，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2]。在我们各个抗日根据地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同志中，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不需要再讲的了。其实不然。很多同志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明确的解决。因此，在他们的情绪中，在他们的作品中，在他们的行动中，在他们对于文艺方针问题的意见中，就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当然，现在和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一起从事于伟大解放斗争的大批的文化人、文学家、艺术家以及一般文艺工作者，虽然其中也可能有些人是暂时的投机分子，但是绝大多数却都是在为着共同事业努力工作着。依靠这些同志，我们的整个文学工作，戏剧工作，音乐工作，美术工作，都有了很大的成绩。这些文艺工作者，有许多是抗战以后开始工作的；有许多在抗战以前就做了多时的革命工作，经历过许多辛苦，并用他们的工作和作品影响了广大群众的。但是为什么还说即使这些同志中也有对于文艺是为什么人的问题没有明确解决的呢？难道他们还有主张革命文艺不是为着人民大众而是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吗？诚然，为着剥削者压迫者的文艺是有的。文艺是为地主阶级的，这是封建主义的文艺。中国封建时代统治阶级的文学艺术，就是这种东西。直到今天，这种文艺在中国还有颇大的势力。文艺是为资产阶级的，这是资产阶级的文艺。像鲁迅所批评的梁实秋[3]一类人，他们虽然在口头上提出什么文艺是超阶级的，但是他们在实际上是主张
资产阶级的文艺，反对无产阶级的文艺的，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的，周作人、张资平[4]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在我们，文艺不是为上述种种人，而是为人民的。我们曾说，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东西，不可能属于人民大众。新文化中的新文学新艺术，自然也是这样。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那末，什么是人民大众呢？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我们的文艺，应该为着上面说的四种人。我们要为这四种人服务，就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他们的兴趣，主要是放在少数小资产阶级知识
分子上面。而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同志对于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不能正确解决的关键，正在这里。我这样说，不是说在理论上。在理论上，或者说在口头上，我们队伍中没有一个人把工农兵群众看得比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不重要的。我是说在实际上，在行动上。在实际上，在行动上，他们是否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对工农兵还更看得重要些呢？我以为是这样。有许多同志比较地注重研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析他们的心理，着重地去表现他们，原谅并辩护他们的缺点，而不是引导他们和自己一道去接近工农兵群众，去参加工农兵群众的实际斗争，去表现工农兵群众，去教育工农兵群众。有许多同志，因为他们自己是从小资产阶级出身，自己是知识分子，于是就只在知识分子的队伍中找朋友，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写知识分子上面。这种研究和描写如果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那是应该的。但他们并不是，或者不完全是。他们是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他们是把自己的作品当作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来创作的，我们在相当多的文学艺术作品中看见这种东西。他们在许多时候，对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寄予满腔的同情，连他们的缺点也给以同情甚至鼓吹。对于工农兵群众，则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倘若描写，也是衣服是劳动人民，面孔却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在某些方面也爱工农兵，也爱工农兵出身的干部，但有些时候不爱，有些地方不爱，不爱他们的感情，不爱他们的姿态，不爱他们的萌芽状态的文艺（墙报、壁画、民歌、民间故事等）。他们有时也爱这些东西，那是为着猎奇，为着装饰自己的作品，甚至是
为着追求其中落后的东西而爱的。有时就公开地鄙弃它们，而偏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乃至资产阶级的东西。这些同志的立足点还是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方面，或者换句文雅的话说，他们的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这样，为什么人的问题他们就还是没有解决，或者没有明确地解决。这不光是讲初来延安不久的人，就是到过前方，在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做过几年工作的人，也有许多是没有彻底解决的。要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非有十年八年的长时间不可。但是时间无论怎样长，我们却必须解决它，必须明确地彻底地解决它。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我说某种程度，因为一般他说，这些同志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和国民党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倾向是有的。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比如说文艺界的宗派主义吧，这也是原则问题，但是要去掉宗派主义，也只有把为工农，为八路军、新
四军，到群众中去的口号提出来，并加以切实的实行，才能达到目的，否则宗派主义问题是断然不能解决的。鲁迅曾说：‚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5]这个问题那时上海有，现在重庆也有。在那些地方，这个问题很难彻底解决，因为那些地方的统治者压迫革命文艺家，不让他们有到工农兵群众中去的自由。在我们这里，情形就完全两样。我们鼓励革命文艺家积极地亲近工农兵，给他们以到群众中去的完全自由，给他们以创作真正革命文艺的完全自由。所以这个问题在我们这里，是接近于解决的了。接近于解决不等于完全的彻底的解决；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就是为着完全地彻底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是要在群众生活群众斗争里实际发生作用的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有宗派主义了。不但宗派主义的问题可以解决，其他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解决了。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解决了，接着的问题就是如何去服务。用同志们的话来说，就是：努力于提高呢，还是努力于普及呢？有些同志，在过去，是相当地或是严重地轻视了和忽视了普及，他们不适当地太强调了提高。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我在前面说的没有明确
地解决为什么人的问题的事实，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了。并且，因为没有弄清楚为什么人，他们所说的普及和提高就都没有正确的标准，当然更找不到两者的正确关系。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用什么东西向他们普及呢？用封建地主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资产阶级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吗？都不行，只有用工农兵自己所需要、所便于接受的东西。因此在教育工农兵的任务之前，就先有一个学习工农兵的任务。提高的问题更是如此。提高要有一个基础。比如一桶水，不是从地上去提高，难道是从空中去提高吗？那末所谓文艺的提高，是认什么基础上去提高呢？从封建阶级的基础吗？从资产阶级的基础吗？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基础吗？都不是，只能是从工农兵群众的基础上去提高。也不是把工农兵提到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高度‛去，而是沿着工农兵自己前进的方向去提高，沿着无产阶级前进的方向去提高。而这里也就提出了学习工农兵的任务。只有从工农兵出发，我们对于普及和提高才能有正确的了解，也才能找到普及和提高的正确关系。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
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拙，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有人说，书本上的文艺作品，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不也是源泉吗？实际上，过去的文艺作品不是源而是流，是古人和外国人根据他们彼时彼地所得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出来的东西。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一切群众，一切生动的生活形式和斗争形式，一切文学和艺术的原始材料，然后才有可能进入创作过程。否则你的劳动就没有对象，你就只能做鲁迅在他的遗嘱里所谆谆嘱咐他的儿子万不可做的那种空头文学家，或空头艺术家[6]。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这
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末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什么是文艺工作中的普及和提高呢？这两种任务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高级的作品比较细致，因此也比较难于生产，并且往往比较难于在目前广大人民群众中迅速流传。现在工农兵面前的问题，是他们正在和敌人作残酷的流血斗争，而他们由于长时期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识字，无文化，所以他们迫切要求一个普遍的启蒙运动，迫切要求得到他们所急需的和容易接受的文化知识和文艺作品，去提高他们的斗争热情和胜利信心，加强他们的团结，便于他们同心同德地去和敌人作斗争。对于他们，第一步需要还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轻视和忽视普及工作的态度是错误的。
但是，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是不能截然分开的。不但一部分优秀的作品现在也有普及的可能，而且广大群众的文化水平也是在不断地提高着。普及工作若是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一月两月三月，一年两年三年，总是一样的货色，一样的‚小放牛‛[7]，一样的‚人、手、口、刀、牛、羊‛[8]，那末，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岂不都是半斤八两？这种普及工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人民要求普及，跟着也就要求提高，要求逐年逐月地提高。在这里，普及是人民的普及，提高也是人民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不是从空中提高，不是关门提高，而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这种提高，为普及所决定，同时又给普及以指导。就中国范围来说，革命和革命文化的发展不是平衡的，而是逐渐推广的。一处普及了，并且在普及的基础止提高了，别处还没有开始普及。因此一处由普及而提高的好经验可以应用于别处，使别处的普及工作和提高工作得到指导，少走许多弯路。就国际范围来说，外国的好经验，尤其是苏联的经验，也有指导我们的作用。所以，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止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正因为这样，我们所说的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比较高级的文学艺术，对于他们是完全必要的，忽视这一点是错误的。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
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如果违背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给予干部的并不能帮助于部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那末，我们的提高工作就是无的放矢，就是离开了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总起来说，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的原料，经过革命作家的创造性的劳动而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在这中间，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无论高级的或初级的，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既然解决了提高和普及的关系问题，则专门家和普及工作者的关系问题也就可以随着解决了。我们的专门家不但是为了干部，主要地还是为了群众。我们的文学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墙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通讯文学。我们的戏剧专门家应该注意军队和农村中的小剧团。我们的音乐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歌唱。我们的美术专门家应该注意群众的美术。一切这些同志都应该和在群众中做文艺普及工作的同志们发生密切的联系，一方面帮助他们，指导他们，一方面又向他们学习，从他们吸收由群众中来的养料，把自己充实起来，丰富起来，使自己的专门不致成为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我们应该尊重专门家，专门家对于我们的事业是很可宝贵的。但是我们应该告诉他们说，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
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末，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他们的工作是没有前途的。我们的这种态度是不是功利主义的？唯物主义者并不一般地反对功利主义，但是反对封建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反对那种口头上反对功利主义、实际上抱着最自私最短视的功利主义的伪善者。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前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而不是只看到局部和目前的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例如，某种作品，只为少数人所偏爱，而为多数人所不需要，甚至对多数人有害，硬要拿来上市，拿来向群众宣传，以求共个人的或狭隘集团的功利，还要责备群众的功利主义，这就不但侮辱群众，也太无自知之明了。任何一种东西，必须能使人民群众得到真实的利益，才是好的东西。就算你的是‚阳春白雪‛吧，这暂时既然是少数人享用的东西，群众还是在那里唱‚下里巴人‛[9]，那末，你不去提高它，只顾骂人，那就怎样骂也是空的。现在是‚阳春白雪‛‚下和里巴人‛统一的问题，是提高和普及统一的问题。不统一，任何专门家的最高级的艺术也不免成为最狭隘的功利主义；要说这也是清高，那只是自封为清高，群众是不会批准的。
在为工农兵和怎样为工农兵的基本方针问题解决之后，其他的问题，例如，写光明和写黑暗的问题，团结问题等，便都一齐解决了。如果大家同意这个基本方针，则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的文学艺术学校，文学艺术刊物，文学艺术团体和一切文学艺术活动，就应该依照这个方针去做。离开这个方针就是错误的；和这个方针有些不相符合的，就须加以适当的修正。三我们的文艺既然是为人民大众的，那末，我们就可以进而讨论一个党内关系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问题，和另一个党外关系的问题，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先说第一个问题。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10]。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臵，是确定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反对这种摆法，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或多元论，而其实质就像托洛茨基那样：‚政治——马克思主义的；艺术——资产阶级的。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过分强调到错误的程度，‛但也不赞成把文艺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革命文艺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
齿轮和螺丝钉，和别的更重要的部分比较起来，自然有轻重缓急第一第二之分，但它是对于整个机器不可缺少的齿轮和螺丝钉，对于整个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不认识这一点，是不对的。还有，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政治，不论革命的和反革命的，都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不是少数个人的行为。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革命的政治家们，懂得革命的政治科学或政治艺术的政治专门家们，他们只是千千万万的群众政治家的领袖，他们的任务在于把群众政治家的意见集中起来，加以提炼，再使之回到群众中去，为群众所接受，所实践，而不是闭门造车，自作聪明，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那种贵族式的所谓‚政治家‛，——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家同腐朽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原则区别。正因为这样，我们的文艺的政治性和真实性才能够完全一致。不认识这一点，把无产阶级的政治和政治家庸俗化，是不对的。再说文艺界的统一战线问题。文艺服从于政治，今天中国政治的第一个根本问题是抗日，因此党的文艺工作者首先应该在抗日这一点上和党外的一切文学家艺术家（从党的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文艺家到一切赞成抗日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文艺家）团结起来。其次，应该在民主一点上团结起来；在这一点上，有一部分抗日的文艺家就不赞成，因此团结的范围就不免要小一些。再其次，应该在文艺界的
特殊问题——艺术方法艺术作风一点上团结起来；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分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在一个问题上有团结，在另一个问题上就有斗争，有批评。各个问题是彼此分开而又联系着的，因而就在产生团结的问题比如抗日的问题上也同时有斗争，有批评。在一个统一战线里面，只有团结而无斗争，或者只有斗争而无团结，实行如过去某些同志所实行过的右倾的投降主义、尾巴主义，或者‚左‛倾的排外主义、宗派主义，都是错误的政策。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是如此。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各种力量里面，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在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力量。他们的思想和作品都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比较地倾向于革命，比较地接近于劳动人民。因此，帮助他们克服缺点，争取他们到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战线上来，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任务。四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应该发展，过去在这方面工作做得很不够，同志们指出这一点是对的。文艺批评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我这里只着重谈一个基本的批评标准问题。此外，对于有些同志所提出的一些个别的问题和一些不正确的观点，也来略为说一说我的意见。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
这里所说的好环，究竟是看动机（主观愿望），还是看效果（社会实践）呢？唯心论者是强调动机否认效果的，机械唯物论者是强调效果否认动机的，我们和这两者相反，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的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大众的动机但无被大众欢迎、对大众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我们的文艺批评是不要宗派主义的，在团结抗日的大原则下，我们应该容许包含各种各色政治态度的文艺作品的存在。但是我们的批评又是坚持原则立场的，对于一切包含反民族、反科学、反大众和**的观点的文艺作品必须给以严格的批判和驳斥；因为这些所谓文艺，其动机，其效果，都是破坏团结抗日的。按着艺术标准来说，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这种分别，当然也要看社会效果。文艺家几乎没有不以为自己的作品是美的，我们的批评，也应该容许各种各色艺术品的自由竞争；但是按照艺术科学的标准给以正确的批判，使较低级的艺术逐渐提高成为较高级的艺术，使不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改变到适合广大群众斗争要求的艺术，也是完全必要的。又是政治标准，又是艺术标准，这两者的关系怎么样呢？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一般的宇宙观也并不等于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的方法。
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资产阶级对于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作品，不管其艺术成就怎样高，总是排斥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有些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也可能有某种艺术性。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处于没落时期的一切剥削阶级的文艺的共同特点，就是其反动的政治内容和其艺术的形式之间所存在的矛盾。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这两种倾向，在我们的许多同志的思想中是存在着的。许多同志有忽视艺术的倾向，因此应该注意艺术的提高。但是现在更成为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让我举一些延安的例子。‚人性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
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也是脱离人民大众或者反对人民大众的，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因此在他们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现在延安有些人们所主张的作为所谓文艺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就是这样讲，这是完全错误的。‚文艺的基本出发点是爱，是人类之爱。‛爱可以是出发点，但是还有一个基本出发点。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我们根本上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客观实践出发。我们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会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灭了阶级之后。阶级使社会分化为许多对立体，阶级消灭后，那时就有了整个的人类之爱，但是现在还没有。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作者还有不懂得的吗？‚从来的文艺作品都是写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对一半。‛这里包含着许多糊涂观念。文艺作品并不是从来都这样。许多小资产阶级
作家并没有找到过光明，他们的作品就只是暴露黑暗，被称为‚暴露文学‛，还有简直是专门宣传悲观厌世的。相反地，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文学就是以写光明为主。他们也写工作中的缺点，也写反面的人物，但是这种描写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一半对一半‛。反动时期的资产阶级文艺家把革命群众写成**，把他们自己写成神圣，所谓光明和黑暗是颠倒的。只有真正革命的文艺家才能正确地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这种讲法和前一种一样，都是缺乏历史科学知识的见解。从来的文艺并不单在于暴露，前面已经讲过。对于革命的文艺家，暴露的对象，只能是侵略者、剥削者、压迫者及其在人民中所遗留的恶劣影响，而不能是人民大众。人民大众也是有缺点的，这些缺点应当用人民内部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克服，而进行这种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文艺的最重要任务之一。但这不应该说是什么‚暴露人民‛。对于人民，基本上是一个教育和提高他们的问题。除非是反革命文艺家，才有所谓人民是‚天生愚蠢的‛，革命群众是‚专制**‛之类的描写。‚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也需要尖锐地嘲笑法西斯主义、中国的反动派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事物，但在给革命文艺家以充分民主自由、仅仅不给反革命分子以民
主自由的陕甘宁边区和敌后的各抗日根据地，杂文形式就不应该简单地和鲁迅的一样。我们可以大声疾呼，而不要隐晦曲折，使人民大众不易看懂。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对于人民的缺点是需要批评的，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但必须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用保护人民、教育人民的满腔热情来说话。如果把同志当作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们是否废除讽刺？不是的，讽刺是永远需要的。但是有几种讽刺：有对付敌人的，有对付同盟者的，有对付自己队伍的，态度各有不同。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看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
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不是立场问题；立场是对的，心是好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现不好，结果反而起了坏作用。‛关于动机和效果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现在要问：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当然可能发生错误，但是已经有了事实证明效果坏，还是照老样子做，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总结经验，研究方法，在创作上就叫做表现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共产党人的自我批评方法，就是这样采取的。只有这种立场，才是正确的立场。同时也只有在这种严肃的负责的实践过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确的立场是什么东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确的立场。如果不在实践中向这个方向前进，只是自以为是，说是‚懂得‛。其实并没有懂得。‚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就是重复辩证唯物论的创作方法的错误，就要妨害创作情绪。‛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
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那末，马克思主义就不破坏创作情绪了吗？要破坏的，它决定地要破坏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五我们延安文艺界中存在着上述种种问题，这是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说明这样一个事实，就是文艺界中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同志们中间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他们想：什么无产阶级思想，还不是那一套？他们哪里知道要得到这一套并不容易，有些人就是一辈子也没有共产党员的气味，只有离开党完
事。因此我们的党，我们的队伍，虽然其中的大部分是纯洁的，但是为要领导革命运动更好他发展，更快地完成，就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认真地整顿一番。而为要从组织上整顿，首先需要在思想上整顿，需要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延安文艺界现在已经展开了思想斗争，这是很必要的。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说：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只能依谁呢？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我们希望文艺界的同志们认识这一场大论战的严重性，积极起来参加这个斗争，使每个同志都健全起来，使我们的整个队伍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真正统一起来，巩固起来。因为思想上有许多问题，我们有许多同志也就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并由此弄出许多错误。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11]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
有任何迟疑。如果同志们在新的群众中间，还是像我上次说的‚不熟，不懂，英雄无用武之地‛，那末，不但下乡要发生困难，不下乡，就在延安，也要发生困难的。有的同志想：我还是为‚大后方‛[12]的读者写作吧，又熟悉，又有‚全国意义‛。这个想法，是完全不正确的。‚大后方‛也是要变的，‚大后方‛的读者，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所以愈是为革命根据地的群众而写的作品，才愈有全国意义。法捷耶夫的《毁灭》[13]，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中国是向前的，不是向后的，领导中国前进的是革命的根据地，不是任何落后倒退的地方。同志们在整风中间，首先要认识这一个根本问题。既然必须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就必须彻底解决个人和群众的关系问题。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14]，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知识分子要和群众结合，要为群众服务，需要一个互相认识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许多痛苦，许多磨擦，但是只要大家有决心，这些要求是能够达到的。
今天我所讲的，只是我们文艺运动中的一些根本方向问题，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今后继续研究。我相信，同志们是有决心走这个方向的。我相信，同志们在整风过程中间，在今后长期的学习和工作中间，一定能够改造自己和自己作品的面貌，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注释[1]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实践论》注[6]。[2]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把一批又一批新生力量吸引到写作队伍中来的，不是私利贪欲，也不是名誉地位，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因为它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一万个上层分子’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这将是自由的写作，它要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经验和生气勃劲的工作去丰富人类革命思想的最新成就，‘它要使过去的经验（从原始空想的社会主义发展而成的科学社会主义）和现在的经验（工人同志们当前的斗争）之间经常发生相互作用。‛（《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6－97页）[3]梁实秋（一九○三——一九八七），北京人。新月社主要成员。先后任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曾写过一些文艺评论，长时期致力于文学翻译工作和散文的写作。鲁迅对梁实秋的批评，《三见
闲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195一212页）[4]周作人（一八八五——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五四运动时从事新文学写作。他的著述很多，有大量的散文集、文学专著和翻译作品。张资平（一**三——一九五九），广东梅县人。他写过很多小说，曾在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兼任教职。周作人、张资平于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先后在北平、上海依附侵略中国的日本占领者。[5]见鲁迅《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37－238页）。[6]参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附集〃死》（《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2页）。[7]‚小放牛‛是中国一出传统的小歌舞剧。全剧只有两个角色，男角是牧童，女角是乡村小姑娘，以互相对唱的方式表现剧的内容。抗日战争初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利用这个歌舞剧的形式，变动其原来的词句，宣传抗日，一时颇为流行。[8]‚人、手、口、刀、牛、羊‛是笔画比较简单的汉字，旧时一些小学国语读本把这几个字编在第一册的最初几课里。[9]‚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都是公元前三世纪楚国的歌曲。‚阳春白雪‛是供少数人欣赏的较高级的歌曲；‚下里巴人‛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歌曲。《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记载一个故事，说有
人在楚都唱歌，唱‚阳春白雪‛时，‚国中属而和者（跟着唱的），不过数十人‛；但唱‚下里巴人‛时，‚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10]见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在这篇论文中说：‚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工人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列宁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11]亭子间是上海里弄房子中的一种小房间，位臵在房子后部的楼梯中侧，狭小黑暗，因此租金比较低廉。解放以前，贫苦的作家、艺术家、知识分子和机关小职员，多半租这种房间居住。[12]见本书第二卷《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注[3]。[13]法捷耶夫（一九○一——一九五六），苏联名作家。他所作的小说《毁灭》于一九二七年出版，内容是描写苏联国内战争时期由苏联远东滨海边区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一支游击队同国内反革命白卫军以及日本武装干涉军进行斗争的故事。这部小说曾由鲁迅译为汉文。[14]见鲁迅《集外集〃自嘲》（《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7页）。
篇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主要内容和意义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宣言书，也是二十世纪中期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的里程碑。《讲话》的诞生，不仅对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起着无可置疑的决定性的指导作用，而且对世界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和革命文艺运动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很早就译传国外。《讲话》正式公开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时隔两年后的1945年12月，朝鲜咸镜南道就把它翻译成朝鲜文，在朝鲜出版。朝鲜是外国宣传和学习《讲话》的第一个国家。一本文艺论著问世后，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引起国外的重视，这在文艺界是不多见的。1946年，战后的日本的进步文艺工作者掀起了文艺革命，他们急切寻求一种适合时局需要的革命文艺理论，于是由“新日本文学会”主编，由千田九一翻译，以《现阶段中国文艺的方向》为书名，出版了《讲话》的日文译本。历史清楚地告诉我们，在1945年的世界大战中，日本是个战败国，而且是被革命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打败的战败国。但是，日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却能抛弃狭隘的民族观念，把世界革命放在第一位，于本国战败后的第二年，就翻译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这在文艺界也是少有的。真正的革命理论，对革命人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它的传播是风快的，而且是没有国界的。随后，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法国、美国、英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印度、古巴、巴西等国家，都先后用本国的文字翻译出版了《讲话》。在印度，除了英文版外，还有孟加拉文、印地文、马拉提文、泰米尔文、泰鲁固文、马来雅冷文等各种印度文字的版本。1952年和1953年，随着《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的出版和翻译，《讲话》便通过各种文字，广传到世界各国，成为世界上拥有最多读者的光辉著作之一。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一传到国外，就惊醒了千千万万进步的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他们生活于不同性质的社会制度，属于不同的种族和民族，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具有不同的文化修养。但是，他们都被《讲话》那简朴的文字、深刻的思想和严密的科学态度紧紧地吸引住了，读后油然产生一种欣喜的敬佩心情，不禁惊呼毛泽东同志对革命文艺思想的见解和重大的贡献。一位印度作家就十分真切地表达了他对《讲话》的感受，他说：“我是在我的第二十六本著作出版后，才读到毛泽东的著名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我真希
望我能在开始写作以前，就已读到这些关于人民作家的立场、态度和写作范围，关于内容和形式问题生动的具体的意见，在读这篇文章时，我觉得象阅读一位‘朋友，哲学家和导师’向希望成为‘人民的和为人民的’作家和朋友所说的一篇亲密的当面的谈话。”这段话完全是肺腑之言，是挚诚的赞美的文字，确切地表明了《讲话》在国外深入人心的程度。其实，积极认真学习《讲话》的不只是文艺工作者，许多知识青年也都渴望阅读。例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学生组织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在一篇题为《早稻田大学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历史》的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决定说：“研究会第一次进行研究的题目，就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从”①一个外国知识青年组织，对《讲话》竟如此倾心，郑重地把它列为学习、研究的头等课题，可见《讲话》在国外影响的广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讲话》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越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的范围，在国内固然是如此，在国外也是这样。它成为国外工人群众的思想武器。如参加早稻田大学学生“中国文学研究会”学习的D工厂工人铃木君就深有体会地说：“我本来是个封建落后的人，使我获得正确认识的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讲话》，它成了促使我转变的关键。”②这一工人的话，具体地道出了《讲话》思想的深刻性、革命性和战斗性。许多国外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毛泽东是代表亿万战斗生活中真正的主人—工农兵说话的。对这一论点，日本铃木君的感受和体会，就是最有力的证据。
《讲话》在国外为什么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讲话》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罗马尼亚作家协会书记托·赛尔玛鲁在纪念《讲话》的文章《十年以后》中就正确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渊源于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运用马列主义文艺理论于中国具体条件的典范”，“是一个具有特别现实意义的丰富的经典著作。”③这概括地说明了，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坚持了文学的党性原则，又发展了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既具体地解决了中国文艺界的实际问题，又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专家竹内好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从内容上说，接触的都是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并且它不是纸上的空论，而是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具体问题的解决，而达到相当高度的抽象理论。”④这就是说，《讲话》是从斗争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它来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最富有生命力和指导意义。象竹内好一样，许多国外的评论家也都十分称赞《讲话》高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正因为如此，无数文艺工作者都把《讲话》当作一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生动教科书，在有关的评论中，经常引用《讲话》里的精辟见解，加强自己的宣传力量。关于《讲话》在马列主义文艺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朝鲜《劳动新闻》上一篇纪念《讲话》发表三十周年的文章，表述得最为确切。文章说：“毛
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从摆在中国革命的文艺面前的迫切要求出发，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文学艺术的对象问题，以及提高文学艺术战斗性和人民性的一系列原则问题作了解答，在马列主义革命原则基础上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就是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马列主义文艺思想的核心，是各国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时刻关心和必须正确解决的问题，是决定每一文艺作品价值高低的准则。这一问题，列宁已以新的方式解决了。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以及在对德国女作家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应该“替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和“艺术属于人民”的光辉思想，而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展和丰富了列宁的这一光辉思想，并进一步具体地提出了与文艺为人民服务这一中心有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诸如作家世界观问题，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批评的标准问题，普及与提高问题等。这一系列重大问题，各国革命文艺工作者在探索，但只有自《讲话》发表后，在世界范围内，才得到比较明确的认识，才得到系统、完整的解决，从而把马列主义文艺理论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如此深刻影响的另一个原因，是外国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从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中，具体地看到了《讲话》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它的发表，开创了中国革命文艺的新时代，在中国文学史上，它象一盏光芒四射的明灯，照亮了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它象甜美的甘露滋润着中国的文苑和艺坛，使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绽开了万紫千红的文艺花朵。《讲话》发表后，无数革命文艺工作者怀着一颗火热的心，积极响应《讲话》的号召，深入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生活，到工厂，下农村，去部队，和工农兵群众打成一片，许多优秀的作品，如《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无敌三勇士》、《吕梁英雄传》、《原动力》、《兄妹开荒》、《白毛女》、《刘胡兰》、《把眼光放远一点》、《同志，你走错了路》、《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在国统区，尽管《讲话》恩想的宣传和贯彻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党的领导下，革命文艺工作者也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如《屈原》、《清明前后》、《升官图》、《还乡记》、《山野))、《虾球传》等。总之，1942年以后，中国文学开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发展时期。国外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文学的这一繁荣景象。日本毛泽东选集刊行会在翻译《讲话》时，全面具体地指出了这一点：“《讲话》发表后已经十二年。这期间，在抗日战争阶段，这篇《讲话》对解放区文艺工作者、对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来说，成为革命文艺工作的旗帜，成为指示新中国的新文艺方向的灯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为《讲话》所长期培养起来的大批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从人民的各个阶层各种
岗位中涌现出来，因而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鼓舞了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对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起了非常巨大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已介绍到日本，给予了日本人民解放斗争以勇气，指出了战斗的方向和方法。”⑤这些评论何等中肯！它代表了世界各国文艺工作者和读者的真切心声，表达了他们对《讲话》指导中国文艺创作所取得的巨大成果的高度赞赏。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一，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考察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成就，是以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依据的；二，中国的这些优秀文艺作品，都是遵照《讲话》的思想原则来进行创作的；三，中国雄壮的文艺队伍是在《讲话》的思想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四，国外翻译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都被认为是领会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的为人民服务的作品。显然，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和读者，不仅重视《讲话》的理论，而且更重视《讲话》的指导意义。他们从学习《讲话》的文艺观点，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盛况，从翻译和研究一部部具体的优秀作品，到对照《讲话》的理论，从而进一步认识到了《讲话》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和伟大的指导意义，从而在内心深处牢固地确立了《讲话》的重要地位。现在，国外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方面，在国家报刊杂志上经常发表介绍《讲话》的文章，另一方面，大量地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优秀作品，这已成为他们引为自豪的使命。
正确、及时地解决了国外文艺界和广大文艺工作者面临的实际问题，这是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在国外所以产生那样深刻影响的第三个原因。毛泽东同志的《讲话》，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超民族、带有世界性的普遍的指导意义。一位印度作家说：《讲话》不仪对中国知识分子很重要，而且对印度知识分子也很重要。日本文艺理论家原藏惟人更深有体会地指出：《讲话》关于深入群众的言论，“不仅是中国的，而应当说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⑥事实上，许多国家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已经这样做了，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果我们概观藏原惟人自己的国家—旧本战后文学的现状，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法西斯反动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民主思想迅速萌芽和不断发展。但是，由于外国的武装干涉，反革命、反人民的邪恶势力仍然十分猖狂。因此，战后的日本文艺战线出现了矛盾尖锐复杂的局面。一方面，革命的文艺家，通过艰苦的创作实践，在为日本的独立、民主、和平与中立而斗争；另一方面，反动的文学家则到处兜售腐朽、没落、散布民族前途绝望悲观心理的文学；再一方面，进步文学队伍里的一些作家，他们虽然向人民靠拢，但世界观仍保留着严重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面临这样复杂斗争的现实，广大文艺工作者经常为文艺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争论，竭力寻求一种真正是以指导他们创作，把日本文艺健康推向前进的光辉理论。毛泽东同
志的《讲话》的译传，正如一道闪电，照亮了日本进步文艺的领空，廓清了灰濛的天宇，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心目豁然开朗，看到了革命文艺发展的道路和方向。在日本，在实践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斗争中，伟大作家德永直的感受最为深刻，成绩也最为卓著。他在《讲话》思想的启发下，坚定走深入工农、深入斗争实际、努力改造世界观这一根木的创作道路。他说：“向群众学习，不断改造自己，同时又进一步走群众路线，事实就是指到工厂或农村，这种从事生产的地方去。”又说“这种事给我教育最深的是中国革命与中国文学，是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⑦而且，他还不断用《讲话》的思想来指导自己具体的创作实践，不断提高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他在那部代表作品《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中，就具体地谈到了《讲话》对他创作的影响。他说：“从第一部到第二部之间，整整空白了四年，其原因都在于作者，一是，作者想努力克服存在于第一部中的缺点—在第一部里，作者企图写出当时日本阶级斗争中所出现的幼稚性，但作者却是以同一水平的幼稚性来描写的；另一个是(其实是一样的)读了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知道自己创作上的缺点，想努力克服它”；又说：“如果第二部比第一部有点进步的话，这都是我受了日本人民英勇斗争的鼓励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启发，努力使自己接近工人和农民的结果。”⑧德永直这样按照《讲话》的思想，内省和磨炼自己的世界观，不断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使《静静的群山》比以前的作品，无论在主题思想和艺术创造方面，都达到了新的高度。由于有德永直这一光辉榜样，所以，在日本，在广大的文艺工作者中，“把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变成自己的血肉”已成为一种急切的希望了。
当然，受到《讲话》启发教育，取得显著成绩的，不止东方各国的文艺工作者；对《讲话》的学习有深切体会的著名作家，也不止日本的德永直。法国女作家安娜·西格斯就深有感受地说过：谁研究了《讲话》，“并把他的体会应用到他的工作和周围环境中去的话，他也就是为自由与和平而努力的文艺工作者了。”⑨安娜·西格斯自己也就是这样的文艺工作者。通过学习《讲话》使她发现了许多以前不知道、但希望知道的问题，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为她提供了不少正确的答案。她说：“毛泽东的讲话在我数年前读到它的时候，曾经帮助了我，它帮助我看到我的若干错误，它今后也将帮助我去避免犯错误。”⑩一个在革命的道路上不断学习《讲话》，从而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文艺工作者，总对《讲话》抱着这样坚定的信念的。
以上大量的事实表明，毛泽东同志的《讲话》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一样，是一部光辉的文献，它发表的四十年来，始终在启迪着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指导着他们的创作实践，成为了各国进步文艺工作者的锐利武器，在世界各地的文艺领域中，
显示出了它的不朽的战斗性和深广的意义。
注：
①②《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3页。③《十年以后》，罗马尼亚作协书记托·赛尔玛鲁，见《新华月报》1952年6月号第202
页。④《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赢，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4页。⑤同上，第99页。⑥《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日本藏原惟人，见《文艺报》1957年第7期第
8页。⑦《毛泽东文艺思想在日本》刘振流，见《文学评论》1960年第3期第108页。⑧《静静的群山》第二部《后记})，德永直，作家出版社，1957年。⑨⑩《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全发表十周年》，安娜·西格斯，见《新华月报》
1952年，6月号第2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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