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意识形态斗争方面调研,供大家参考。希望对大家写作有帮助!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5篇
第1篇: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
[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意识形态工作8个方面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总结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结合我区《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要求,街道党工委高度重视全街意识形态工作,现将2018年上半年意识形态工作汇报如下:
一、集中思想,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
一是按照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的要求,街道党工委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和上级党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决策部署及指示精神,结合单位实际研究具体举措、制定年度工作方案。
二是街道党工委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工委重要议事日程,定期召开党工委会议,结合我街实际工作和实际情况,专题研究意识形态工作,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工作新情况、新动向。
三是街道党工委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作为党工委书记抓党建的一项重要内容,坚持党工委书记负总责、一手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年初党建工作计划及年终党建述职,对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专题汇报。
四是街道党工委将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学习计划中,通过每月一次的集中学习不定期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工作,上半年共组织开展意识形态教育学习2次。
五是组织开展党员干部意识形态教育专题培训,通过党课、主题党日等形式传达新精神、新思想,通过警示教育,切实提高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领域复杂性的警惕性和鉴别力。
二、履行责任,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
一是成立街道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党工委书记担任组长,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记担任副组长,班子其他成员及机关各科室负责人、社区书记作为组员。坚持严格落实“一岗双责”, 一把手履行第一责任人,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要问题亲自过问、重大事件亲自处理。
二是对基层党组织进行政策传达和压力传导并及时进行督查。街道党工委通过会议、座谈等形式对全街机关及社区干部、辖区非公企业、社会组织和社会团体进行政策传达,要求全街上下统一思想,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工作重点,研究探索意识形态工作在各级组织和部门的不同表现和需求,严把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性、原则性和导向性。
三是组织灵活多样的形势政策教育。通过党课、主题党日,普及意识形态工作内容;
通过廉政知识测试等形式,传达意识形态工作精神;
通过座谈、调查等形式,了解并及时回应干部群众关心的意识形态问题,促进意识形态工作多角度、多层次、多方向的建设。
三、坚持原则,加强对各类意识形态阵地的管理
一是建立新时代传习所。做到有固定场所、有专人管理、有活动内容、有鲜明主题、有制度机制;
通过传习所,传理论、传政策、传法律、传科技、传文化;
依托传习促联动、促帮困、促润德、促新风、促疏导。同时,在兵工社区建设传习文化广场,使传习的大门真正向群众敞开。
二是加强对各类艺术文化阵地的管理。对艺术团、文化馆的演出和展出内容严格把关,确保各类会议、展演的内容积极向上,保证意识形态工作方向。
三是加强网络意识形态监管。党工委书记抓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通过约谈、会议等形式对下辖社区和辖区企业的微信公众号、QQ群、网站等网络平台进行严格监管,确保网络信息的安全。
四是加强综治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配合上级部门,加强对属地宗教与宗教思想传播的管理,促进各类宗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抵御不良宗教信息和文化的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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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
意识形态斗争面面谈
王卫斌
【摘 要】无论世情、国情、党情怎样风云变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基因永远不能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本质永远不能变,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无异于是一场壮士断腕、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一场兵不血刃、没有硝烟的综合软实力决战。欲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无后方孤军作战,必须打破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闭门修炼、体内循环,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广泛的群众运动。
【关键词】意识形态;
党风政风;
民风民意
《内经》曰:“风者,百病之始也。”天有八风,经有五风,“八风发邪,以为经风,触五脏,邪气发病”。《类经》云:“从所居之乡来者为实风,从所冲之方来者为虚风。实风主生长,虚风主杀害。”阶级社会也有两风,就是公与私、正与邪两种长期并存、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自然界两种气流风体相互激荡、此消彼长的自然效应,不是实风压倒虚风,就是虚风压倒实风,实风强劲则风清气正、风调雨顺,虚风肆虐必风谲云诡、风潇雨晦。阶级社会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外感内伤的社会效应,不是公心正气压倒私心邪气,就是私心邪气压倒公心正气,从党员干部言行上反映出来就是党风政风,从人民群众态度上反映出来就是民风民意、天命去留、人心向背。
“舆论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一定要去占领,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同志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和群众工作,他把有无群众观点作为无产阶级政党跟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把能否同群众打成一片作为辨别真假马列主义者的唯一标准,甚至认为衡量自封的、还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要看开追悼会那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无论逆境还是顺境,宁愿过正也要矫枉,他自始至终没有放松对党内脱离群众错误倾向的警戒防范、对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打扫清洗,从而连续保持了党在思想上、组织上和作风上的纯洁性,开创了一代党政新风,留下了一笔无价红利。
遗憾的是,“世界上的事情,就有这样怪,碰了钉子摸摸头,但是过后又忘了”。当年人民群众推车挑担支援子弟兵、挖坑掘墓埋葬蒋家王朝的情景历历在目,毛**意气风发要打破“历史兴亡周期律”、交好“京城赶考成绩单”的誓言余音未落,曾几何时,“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反躬自省逢恶导非,正本清源去伪存真
“假今之世,饰邪说,文奸言,以枭乱天下,矞宇嵬琐,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乱之所存者,有人矣。”[1]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盘踞在党内和政府机关中的奸伪势力出于狭隘的私心、险恶的用意,竟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片面主张对是非问题不争论、对异质思维让说话、对反常现象不炒热,盲目奉行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自动放弃了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坚守和斗争。他们借着否定**、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名义,打着解放思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幌子,对内独断专行,举枉措直压制端人正士,抵背扼喉窒息忠言德音,刻意放大我国体制弊端、政策失误,虚化、淡化民族精神、传统文化和革命历史;
对外则网开一面,明推暗就纵容异端邪说,放屁添风助涨狐鸣枭噪,公开宣扬西方普世价值、终极模式,突出、强调人性自私论、市场万能论、私有制永恒论。
蝉翼为重,千钧为轻;
黄钟毁弃,瓦釜雷鸣;
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各种负能量、反作用力的遥相呼应、围追堵截下,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思想舆论高地防线轻而易举就被撕开攻破,几近于全面沦陷失守。“所冲之方来者”反客为主,肆无忌惮地直取“所居之乡”的领导权、话语权和影响力,“好比自己挖了战壕,自己不但不能去打敌人;
并且反被敌人用来打自己”。一夜之间,曾经战无必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浸到粪坑里”、“搞得臭得很”,成了一樽失去灵验的“木菩萨”;
曾经神圣、辉煌无比的共产主义理想、社会主义道德和集体主义精神被置于旁枝末节,幻化为一纸过期的“旧船票”。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崇洋媚外、金钱至上、颓废慵懒、黑白颠倒的病态乱象,浸淫着一股卖主求荣、弄虚作假、以恶报恶、以丑为美的歪风邪气,唱主旋律的反被起哄,讲公理的似乎亏了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竟也在全球化、市场化和网络化汹涌大潮的冲击下乱了方寸,在高分贝杂音噪音的干扰下慌了神,普遍表现出价值观失忆、方法论失灵、立足点错位、方向感失明,彻底“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他们开始不信马列信“赵公”、不问苍生问鬼神、不靠组织靠黑社会了,党员同志“让思想冲破牢笼”,逍遥自得地出没酒肆、啸聚赌桌、混迹青楼,广结哥们兄弟、红颜知己;
领导干部“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明目张胆地跟市侩商人、江湖术士、娱乐明星勾肩搭背,摇身一变而为老板、老大和干爹;
人民公仆、群众利益代表者“趁热打铁”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翻身做上了老百姓的大老爷和权贵资本精英的总代理,且美其名曰:“与时俱进” 、“与国际接轨”。
“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2]都一窝蜂掉进了机会主义、实用主义的泥淖中,争先恐后“密切联系白富美”、“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去了。以权谋私、与民争利;
逢场作戏、为官不为;
嫌贫爱富、恃强凌弱;
骄奢淫逸、醉生梦死,凡此种种当年“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由此加速国民党官僚集团崩溃垮台的顽瘴痼疾、软肋硬伤,在当今某些党员干部身上层见迭出,有过之而无不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好吃的肉”都被吃掉后,只剩下了“难啃的硬骨头”;
“皆大欢喜”一时的热闹过后,暴力恐怖、非正常越级上访、群体性恶性事件此起彼伏,“四大考验”、“四种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了全党面前。
“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当今天下并不太平,意识形态领域“接触加遏制”、“夺权先夺人,夺人先夺魂”的较量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受迷惑、被腐蚀;
失民心、被颠覆的风险不见其减、反见其增,“进京赶考”远未结束。纵观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全过程,引狼入室、自毁长城的不归路径昭然若揭,“最后一根稻草”压垮“骆驼背”的动态视图栩栩如生,西方政要布热津斯基对此也说了实话:“在克里姆林宫出现一位修正主义的***造成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同时还剥夺了克里姆林宫对意识形态的仲裁权。它的特别严重的危险在于瓦解世界共产主义共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断言:“在中国,取得经济成功所付出的代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淡化。现代中国仍然会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进入21世纪,但是它将不再是一个完全公有制的国家。”[3]
“末流之竭,当穷其源;
枝叶之枯,必在根本。”反复出现的问题、普遍存在的现象、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的舞榭歌台,就是活生生的现实;
弃之尘埃辉光日新、浸于粪坑芳香如故、危难之时总被念起的“木菩萨”,就是活生生的真佛。我们必须深刻反省:不管白猫黑猫、不问姓社姓资“有奶便是娘”的狭隘唯经济利益观,实乃揠社会主义苗、长资本主义草、荒人民政权田的毒计下策,正是模糊是非观念、诱导私欲膨胀、加剧两极分化的恶源罪薮。我们必须重新认识:“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4]无论世情、国情、党情怎样风云变幻,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基因永远不能改,社会主义国家的思想本质永远不能变,党员干部的优良作风永远不能丢。见兔而顾犬,亡羊而补牢,打响意识形态“民心保卫战”,刻不容缓!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守住阵地占稳高地
所幸的是,“我们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任何其他政党都比不上的,它最有觉悟,最有预见,能够看清前途”。这一点,即使改革开放的决策人、推动者,他们大都严于律己、知错能改,而且越到晚年越冷静、理性。如邓小平同志坦言:“应该说,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好人没有勇气讲话,好像自己输了理似的。”[5]并反复强调:“一切反对、妨碍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东西都要排除,一切导致中国混乱甚至动乱的因素都要排除。”陈云同志也承认:“‘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正在严重地腐蚀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并一再警告:“在党内,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就不可能有好的党风;
在社会上,忽视精神文明建设,忽视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就不可能有好的社会风气。”[6]
党的十八大以来,***同志洞见症结、直面现实,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明确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严正声明:“对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要正确评价,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犹如一声棒喝叫停了几十年如一日甚嚣尘上的“控诉”、“批判”风潮,断绝了“带路党”、“沉船派”一黑到底、改旗易帜的痴心妄想。并采取了一系列毅然决然措施,在全党大兴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打“老虎”、“苍蝇”,厉行“八规”、“六禁”,力戒“四风”问题。但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意识形态斗争,无异于是一场壮士断腕、触及灵魂的自我革命,一场兵不血刃、没有硝烟的综合软实力决战,上兵伐谋,善用兵者必用谋攻之法以全争于天下。
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先导、先声,正所谓:“壹引其纲,万目皆张”“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7]这个“纲”、“道者”,就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合而为一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因其明确规定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以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前进方向,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奋斗目标,以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为精神追求,以“八荣八耻”为价值导向,广泛反映了我国社会各阶层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基本遵循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规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和主体内容,因而是全党、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最大公约数”,也就是言不相闻、视不相见故为之“金鼓旌旗”、“一民之耳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构严谨、层次清晰、定位精准、系统完整,其内核、实质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一言以蔽之,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如果说意识形态领域是一片庄稼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我们所要种植的庄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是我们所要收获的种子、果实,因为它营养全面、能量充足、适口性好、容易被消化吸收,因而是我们的精神主粮。意识形态各项工作一定要围绕“无非有事于根”这个主题,培壅之、灌溉之、扶植而删锄之。有了收成,还要广而告之,带头吃给人看,证明这个东西好,是纯天然、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食品,力争把种子播撒进每个人的心田,也就是要加强、加快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维护和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借以引领意识形态、疏浚社会思潮,主导价值取向、规范社会关系。
守住阵地、占稳高地是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重点、难点,正所谓:“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8]这个“掌握思想领导”、“掌握思想教育”,说到底就是党要管媒体、党要管意识形态,就是要掌握意识形态主阵地和思想舆论制高点,也就是要掌握意识形态传播的主要媒介载体和思想舆论控制的有利方式方位。印刷媒体、视听媒体和网络媒体都具有信息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等特点,一家家报刊社、图书音像出版社,一座座广播电台、电视台,一个个互联网站、移动通信站,恰似一道道意识形态传播的火力点、思想舆论控制的桥头堡,连接起来就形成了意识形态“兵家必争”的主阵地,各种社会思潮在这里试探、交锋,不同政治势力在这里潜伏、角逐,“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9]因此,沛公军只有守住函谷关、霸上这个桥头堡、主阵地,才能实现“距关,毋内诸侯,秦地可尽王也”的“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目的;
张良、樊哙只有占稳鸿门宴这个制高点,不仅要敢于亮剑,还要善于发声,才能说服对方心腹项伯为我所用,及时营造反制、威慑声势,令项庄不得击沛公,令项羽不敢轻举妄动;
而沛公只有坐稳中军帐、捏紧主帅印,才能摆脱、扭转“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险境危局,成就“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的一番伟业。同理,我们的意识形态主力军只有掌握主要媒介载体,才能防患未然、屏藩表里、御寇宁家;
我们的思想舆论护卫队只有掌握有利方式方位,才能居高临下、扼襟控咽、先发制人;
我们的国家政权机关只有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才能统揽全局、把握先机、决胜千里。
刮骨去毒治病救人,全民皆兵众志成城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党的领导干部手握民之司命大权、肩负国家安危之主重任,欲化人必先正己,欲从政必先修身,欲达事必先躬行,打铁还需自身硬,铁肩才能担道义。党要管意识形态、党要管媒体,关键在党要管党、党要管人,关键在从严治党、从严治吏。“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什么人就是风向标,就有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乃至就有什么样的党风。”[10]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要亲君子、远小人,坚持以德为先、量才器使,选好用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知兵之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接班人”;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识贤愚、辨忠奸,实行猛药去疴、重典治乱,除尽肃清无产阶级先锋队伍的“害群之马”、人民政权机关的“寄生虫”。对于庸官、昏官、裸官要劝退,对于奸官、贪官、恶吏要正法,切忌任人唯亲、党同伐异;
买官卖官、带病提拔,确保绝对领导权掌握在绝对可靠人手上。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11]各级党委、党组领导班子要搞马列主义、安定团结、光明正大,注重民主管理、说服教育,及时发现、解决党内矛盾和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促进党的组织健康发展和党员干部健康成长。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党员干部务求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既敢于批评组织和别人的缺点、错误,又虚心接受组织和别人对自己的批评,并勇于正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虚邪贼风,避之有时;
恬淡虚无,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病从安来?”如此通过前拉后推、内修外攘,刮骨去毒与治病救人、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造就一批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思想舆论谋臣猛将,炼就一个威重令行、坚强有力的意识形态领导核心。
“无党性的写作者滚开!超人的写作者滚开!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12]广大媒体从业人员、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工作者身处意识形态斗争第一线,独挡一面错综复杂的思想舆论火线,拱卫一方利害攸关的精神家园,务必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自觉把牢党性和人民性“总闸门”,确保“意识流”源头活水源清流洁。务必坚持因其固然、因材施教、因势利导,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务必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学以致用,不断改进学风文风、创新说法写法。“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3]用字正腔圆的“汉语”讲好中国故事,用言简意赅的“中文”做好中国文章,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驱导力和聚合力。
“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精神产品毕竟是一种“悬浮于空中”、“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特殊商品,具有生产上的相对独立性、营销上的非竞争性和消费上的非排他性,遵循的应是自身固有的内在规律而非市场规律,追求的应是社会效益而非经济效益。但是,意识形态无形,其承载实体、行为主体却是有形的,扶正祛邪,激浊扬清,手中没刀杀不死人,饿着肚子唱不了高调。有关部门还应加大对意识形态建设事业的物质投入,倾力扶持、鼓励冷门研究、精品原创,巩固壮大主旋律发声平台,畅通拓展正能量释放渠道,切实提高硬件装备水平和后勤保障能力。同时还要加强对主流媒体的经营监管,严厉打击有偿新闻、无偿扒稿、收费论文,以及涉“黑暴黄”,务使诚实劳动者不吃亏、投机取巧者不得利,集聚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
“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
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14]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决定意识形态斗争胜负的基本力量、可靠依托。一手独拍,虽疾无声,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欲避免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无后方孤军作战,必须打破自说自话、自弹自唱的闭门修炼、体内循环,实行彻底的人民战争、广泛的群众运动。必须真正尊重、落实人民群众摸“老虎屁股”、说“闲话”的自由权利,真正重视、发挥人民群众反“四风”、除“公害”的智慧威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舆论对冲、信息自净力量,结成千千万万、浩浩荡荡的意识形态统一战线,对政治上层建筑和观念上层建筑进行一键优化、一键清理、全盘查杀,倒逼党员干部不走邪道、不犯颠覆性错误。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支“好箭”,不能总是拿在手里搓来搓去,总是光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必须用了去射“共同富裕”这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体现在能让老百姓上得起学、看得起病、买得起房、养得起老。神秘的改革红利要落实到老百姓的腰包,兑现成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福利。“振困穷,补不足,则名生;
兴利除害,伐乱禁暴,则功成。”只要真心办实事、舍得拿干货,照顾了人民的实际利益,解决了群众的实际问题,自然就会得到他们的信赖拥护,敌对势力费尽心机散布的谣诼不攻自破,炒作的热点不浇自灭,策动的“街头政治”、“颜色革命”也就不挫自败。
“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意识形态斗争没有局外人、没有旁观者,当此政权更迭之险、民族危亡之顷、国家倒悬之急,我们要“作狂澜逆挽之谋,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打偏枪,不放横炮,集中火力排除敌人的毒焰,清洗自己的污浊,奋起救党、救国,即以自救。面对物欲横流的现实世界、杂草丛生的精神家园,我们要“勤力稼穑,勿致荒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自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全党、全社会同心同德、同心同向、同心同行,外备藩篱之固,内修防闲之心,“站立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15]
【全文78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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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战国〕荀况:《非十二子》,《荀子》,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12月版。
[2] 毛泽东:《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人民日报》,1951年5月20日。
[3]〔美国〕兹.布热津斯基:《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10月版。
[4]〔德国〕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5]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6]陈云:《必须纠正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现象》,《人民日报》1985年9月27日。
[7]、[9]〔春秋〕孙武:《孙子兵法》,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年1月版。
[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0]***:《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3年6月28日。
[11]《黄帝内经素问》,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2年3月版。
[12]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列宁选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4]毛泽东:《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15]***:《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3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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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卫斌,男,江西省瑞金市文学院工作人员,兼《瑞金报》记者、《赣州教育》编辑,系江西省作协、全国苏区精神研讨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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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编:342500
通联:江西省瑞金市平安巷92号
瑞金市文学院 王卫斌
电话:0797-*******,134********
Q Q:327702204
户名:王卫斌
开户:中国工商银行江西瑞金市红都大道支行
账号:622202*************
开户: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瑞金市象湖镇支行
账号:622188*************
第3篇: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
-围防由《穹顶之下》谈意识形态斗争
国王永明 宋
伟 万祥文
关键词:思想政治建设意识形态斗争 网络舆情 穹顶之下
中图分类号:E81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ISSN1002—4484(2015)08—0080—01
作者:王永明,山东省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处长,中校;
宋伟、万祥文,山东省军区司令部军务处参谋,上尉
今年两会前期,柴静和她的纪录片《穹顶之下》一夜
之间成为各大新闻媒体头条,视频点击量一夜过亿。生动
著名文化学者鲍鹏山讲的“我们培养了很多高学历的野蛮
’
,
可能说得有些夸张,但确实反映出国民基础教育中过
的叙述、老道的采访、丰富的事例,加之炉火纯青的煽情
技巧,为大家上演了一场完美的“表演”。但跳出感情的框
于追求知识量,而忽略了培养获取知识的方法和科学的思 维方式。因为没有科学的思维方式,知识只是碎片,并不能
支撑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为此,要转变教育
架,客观分析后,《穹顶之下》并没有从一个资深记者的理
性的角度出发,去反映不同阶层、群体、地域、行业对环
观念,重视文化素养培育,才能形成正确的价值判断取向
和深厚的道德底蕴。同时,还要重视社会教育质效,充分 发挥新媒体信息量大、覆盖面广、交互性好的牦占’,使一直
保的诉求和博弈,而是将雾霾描述成一种“道德选择”,
变成一种“良心质问”。接着这种道德选择和煽情的质问 发酵成一系列非理性的争论甚至谩骂。孰是孰非暂且不 论,但其瞬间暴涨的点击量、无节制的传播和引发的非理 性“口水战”,给我们开展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思考却是
深刻的。
滞后的社会教育看得见、感得到、具体化,切实促进知识 的普及、文化的繁荣、社会的和谐。
其实"3下雾霾之重、危害之深,大家早已看在眼中,政 -府和社会各界也高度重视,更在统筹治理上作出了努力,
也取得了不少成绩。可为什么区区一部纪录片就会掀起轩 然大波,引来如此多的对政府的谴责与攻击之音?这与我
片中专门拍摄了一个女性肺癌患者的手术过程,并强
调她只有50多岁、不吸烟、家人也不吸烟,不断诱导观众
认为她的肺癌是雾霾引发的。这一幕不是柴静的专利,而 是许多网络“;
kv”的惯用手法——披露部分事实又忽略关 键信息,从而达到误导的目的,更有甚者,不惜“绑架”道 德与法律。随着这种现象的愈演愈烈,如4.--r.v,.4,g本上规范
类似行为。就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中之重。要不断
们官方的宣传手段和力度不无关系:因为公信力下降了.以
致人们宁愿相信谣言,也不愿相信自己的判断甚至真相。
因此,官方主流媒体必须有所作为,有所转变,重拾为人民 服务的良好形象。要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发出权威声
音,有针对性地解疑释惑,有效引导,化解矛盾;
要讲究宣 传规律和手法,用更容易让社会接受的方式方法,以清新 之风发布党和政府的正面声音;
要充分整合、引领对话能
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努力营造以主旋律统摄多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法规体系,用制度、机制来保障管
理,使之规范有序、高效运行;
要积极推进新闻、出版、网
络管理法律制度和行政法规体系建设,积极推进地方相 关立法工作,促进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特别要高度重视
样化、以多样化滋养主旋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氛围。
******曾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
端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斗争尖锐复杂,无论和平时期
对网络等新媒体的管理,建立健全新媒体从业人员准入制
度.加强对网络舆论导向的关注和有效管理。
柴静在《穹顶之下》中挪揄“空气中都是钱的味道”, 类似的桥段比比皆是,许多人也因此陷入情绪的漩涡。但
还是战争时期,都是各方势力争夺的重要阵地。先进的、
积极的、辨证的思想不去占领,腐朽的、反面的、偏激的思
细细想来,对于一个有车有房收入可观的中产阶层人士来 说,的确“空气的味道”比钱重要,但对于生活在欠发达 地区、为生计而奔波的人们来说,则未必苟同。为什么如此 简单的煽情却能引起如此的“义愤填膺、满腔愤慨”?正如
80己f115/口8
想便会鸠占鹊巢。当务之急,就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 仗,努力认识和把握新兴传媒规律,正确规范和有效引导
舆论,牢牢把握未来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
(责任编辑:何
荷)
第4篇: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
教育系统,意识形态斗争的战场从小到大接受了这么多年教育的你,脑海中或许闪现过这样的问题:教育究竟是什么?教育的功能和意义是什么?
问题的答案,自然是多种多样:教育是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教育给予寒门子弟向上流动的机会、教育强化了阶级特权亦或是加剧了阶级固化……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教育系统还是对青少年进行意识形态灌输的渠道,而这种意识形态灌输,在很多时候是为国家权力、统治阶级以及特定的经济生产方式服务的,维持并强化了一整套压迫关系。
那么,如何理解作为意识形态灌输渠道的教育呢?在教育系统这个领域内,是否存在被压迫阶级进行反抗的空间?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两位伟大的理论家——意大利人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a Gramsci)和法国人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曾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虽然他们两人对教育和意识形态的论述有明显不同,阿尔都塞更是视葛兰西为批评的对象,但从根本上说,两人的观点彼此照应、相得益彰,为我们理解教育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启发。
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育系统
在那篇著名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提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远不止于生产资料的再生产,它同时也包括了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有赖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ISAs)。与主要依靠暴力的镇压性国家机器(Repressive State Apparatus, RSA)不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通过意识形态灌输的方式生产、再生产了一代又一代新的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前资本主义时代,主要承担意识形态灌输功能的是教会,而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主导形式是义务教育。
阿尔都塞说: “沿途被赶出来的每一批人,实际上都被提供了与他们在阶级社会必须充当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被剥削者的角色需要“高度发达的”“职业的”、“伦理
的”、“公民的”、“民族的”和非政治的意识;
剥削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一种向工人发号施令和对他们讲话的“人际关系”的能力,镇压的当事人的角色需要有发号施令和强迫“无条件”服从的能力,或是玩弄政治领袖的修辞术进行煽动的能力),而职业的意识形态家的角色则需要一种带着尊重(即带着恰如其分的轻蔑、敲诈和煽动)去影响人们意识的能力,以大谈道德、德性、“超越”、民族和法国的世界地位之类的论调。”
某种程度上,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教育理论带有鲜明的结构主义决定论色彩:人在年少时光中度过了漫长的学校生涯,在这一阶段, 意识形态所发挥的“同化/自然化”(naturalization)作用,使人们难以察觉到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种种条件是如何被生产、再生产出来的。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能被挑战吗?
依照阿尔都塞的理论,我们自然要问:如果我们(包括阿尔都塞本人)都深陷于意识形态教育之中,这个教育系统能被挑战吗?我们如何“逃离”意识形态教育? 阿尔都塞本人已经指出,作为意识形态灌输手段的教育系统,正在受到挑战:
“因此,当世界范围的阶级斗争已经威胁到这种生产方式的存在的时候,空前深刻的危机目前正动摇着全球许多国家的教育制度,并时常伴随着(《共产党宣言》早已宣告过的)动摇家庭制度的危机,因而呈现出它的政治意义。”
这里我们需要澄清几个问题。
第一,如上所述,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镇压性国家机器之间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的运行主要有赖于意识形态灌输、而后者有赖于暴力(当然,两者并不完全互斥)。既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主要不是暴力性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受压迫阶级可以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找到一些意识形态斗争的空间、挑战这一机器本身。因此,用阿尔都塞本人的话说: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许不只是阶级斗争(往往是表现出激烈形式的阶级斗争)的争夺对象,还是阶级斗争的场所。掌握政权的阶级(或阶级联盟)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不能像在(镇压性)国家机器中那样轻易地制定法律,这不仅
是因为以往那些统治阶级能够在那里长时间地保持牢固的立场,而且也因为被剥削阶级的抵抗能够利用那里的矛盾,能够通过斗争攻克那里的战场,从而在那里找到表现自己的手段和机会。”
第二,按照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意识形态是存在于国家机器以及这种机器的实践中的,而这种实践是通过现实的行动(既所谓的“仪式”)来完成的。换句话说,阿尔都塞的这一套理论是非常“唯物”的。麦克菲尔(Ken MacPhail)总结道,“意识形态更多的是一种有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对现实的或真实或虚假的表现。”因此,教育之所以能起到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并非因为它触碰且改变了个人的意识(consciousness),而是因为它再生产了一系列每个人不得不参与的仪式,这些仪式构成了意识形态的实践。
葛兰西与阿尔都塞的异同
另一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同样深入讨论过意识形态和教育的问题。有趣的是,阿尔都塞一直把葛兰西当成自己的论敌。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问: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的意识形态理论有什么差异?这两套理论可以兼容吗?
在一些根本的问题上,阿尔都塞和葛兰西是有共识的。
比如,两人在讨论意识形态时,都反对严格的经济决定论。对于他们来说,意识形态不是经济基础的被动接受者,意识形态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此外,对于阿尔都塞提出的“意识形态及其实践是为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服务的”这一观点,葛兰西也并不反对。在观察教育机构的变迁时,葛兰西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整套不同级别的、专业化的学校系统,服务于整个职业化的产业系统,或者服务于已经专业化的、有明确界限的职业。”显然,葛兰西理解经济生产的资本化如何带来教育机构的专业化,也理解这一教育专业化的过程如何再生产出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不同产业服务的个体 。
葛兰西似乎也有足够的理由赞同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尤其是教育系统)是斗争的战场”这一论断。葛兰西认为,经济危机本身不能赋予工人阶级力量,更不能赋予他们战斗的精神。因此,葛兰西完全有理由认为,教育是工
人阶级参与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场域(这在葛兰西对教会的讨论中也体现得非常充分)。
但是,葛兰西的意识形态论述也有明显异于阿尔都塞之处。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是“一套需要在历史中被检验的观念体系”。但是对于“唯物”的阿尔都塞而言,最根本上说, 意识形态并非观念,而是实践、仪式和意识形态机器。
这个差异,在两位作者讨论教师的作用时体现得非常明显。对于阿尔都塞而言,尽管一小部分教师可能会教育学生反抗意识形态——“他们算得上是一类英雄”——但是大部分教师却没有意识到,整个教育体系强加给他们的“工作”远比他们自身强大、甚至将他们碾压得粉碎。很多教师也没有意识到,学校作为一种制度的维系和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恰恰是资本主义体系的运作,为它蒙上了“自然而然”的表象,并使得学校的维系和发展在一代又一代的学生身上发挥了意识形态灌输的作用。
但葛兰西不这么看。葛兰西认为,教师们面对着两种意识形式之间的斗争:教师代表的意识和学生代表的意识。理想的、有能力的教师应该规范他的学生,使学生倾向于前一种意识、远离后一种意识,因为儿童的意识并不是个人独立的,而是反映了“儿童在市民社会中参与的环节,以及构成他们的家庭、邻居、村落等等的社会关系。”
与阿尔都塞相比,葛兰西明显对教师——作为一种反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能动个体(agency)——的角色更有信心。但同时,教师的能动性也取决于学校体系的结构。葛兰西指出,不同的学校系统适应于不同阶级的再生产需求:职业学校生产新一代的被压迫阶级,传统学校则生产新一代的统治阶级。
教育作为反压迫的武器:葛兰西的方案
基于这种理解,葛兰西指出,只有创造新形式的学校,才能让被压迫阶级有效地反抗现存教育系统和这一系统所承载的意识形态统治。如阿罗诺维茨(Stanley Aronowitz)所概括的,由于作为被压迫阶级的无产阶级和农民既不具备学习的时间、也不具备学习的文化先决条件,葛兰西提供了一条中间路线:“通过教育的方式,来培养一种特定的知识精英。”此处的“知识精英”概念,并不是
普遍性的,而是立足于特定的社会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培养属于他们自己的、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服务的知识精英。
葛兰西主张,在培育无产阶级知识精英的学校中,当学生在智识、道德、创造力和自主性上达到了一定程度的成熟之后,学校应该“致力于让青年男女加入到社会活动中去”。换句话说,葛兰西实际上支持在无产阶级知识精英的教育中加入实践性的活动——比如,在工厂或者农场里开展田野调查、与劳动者共享生活条件、参与无产阶级的日常工作。葛兰西对教育当中“实践”活动的强调,实际上呼应了阿尔都塞的“唯物”立场,将意识形态解释为仪式和实践。
站在阿尔都塞的角度,我们依然可以对葛兰西的主张提出一些疑问:反抗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究竟是实践所传递的理念,还是实践本身?在阿尔都塞所描述的严格结构化的社会里,无产阶级是不是真的有可能建立起独立的教育系统?但从根本上讲,葛兰西提出的“创造新的学校、为无产阶级培养知识精英”的方案,为阿尔都塞的诊断提供了有益的补充。正是在这一层面上,葛兰西和阿尔都塞这一对“论敌”达成了相得益彰的关系。
第5篇: 意识形态斗争方面的调研
意识形态调研报告一、调研对象
某某市某某局等3个市直部门,某某镇等5个乡镇街道,某某村等12个行政村。
二、存在的问题
1群众的思想观念与加快开展的形势不相适应。表现在:局部群众大局意识、集体观念淡薄,只顾个人眼前利益,不顾国家、集体和长远利益;不讲公德、信用缺失等现象时有发生;一些群众观念更新慢,对调整产业结构认识不够,接受新技术、新事物积极性不高;局部群众小富即满不思进取,局部群众不信科学信迷信,迷信活动有所抬头;还有少数群众法制观念淡薄违法犯罪等。
2、意识形态工作“一手软〞现象与构建和谐社会不相适应。表现在:思想重视不够,有些人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中央及省里的事,离我们距离尚远,无需操心;有些领导干部那么强调经济建设中心任务繁重,无视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协调开展,在理论武装、干部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存在“一手软〞现象;投入严重缺乏,把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经济等业务工作中,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投入较少;管理不到位,不善于研究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工作安排部署多,检查落实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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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意识形态领域干单位伍建设与意识形态领域工作要求不相适应。表现在干单位伍结构不尽合理,人员流动慢,高素质专业人才较为缺乏,干部培训不能经常化、制度化。乡镇文化播送电视站人员缺乏,每个站只有1至2人。在这些人员中,大局部是从事播送电视的,缺乏文化类人才。区文化、体育合设一个局,不利于对口管理。
4、意识形态阵地设施与群众精神需求不相适应。表现在意识形态阵地设施标准低、条件差,现有的播送电视、宣传文化等方面的设施落后,某某市20个乡镇文化站经费来源少,无法很好地发挥宣传教育、引导群众的作用。乡镇文化播送电视台设施(主要是业务楼长期处于闲置状态,无法很好地利用起来。
三、某某市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和体会(一抓协调,形成意识形态工作合力
提高综合协调能力,是加强党在意识形态领域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围绕党管意识形态的原那么,进一步加强领导,始终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主导权。进一步强化政治意识,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决纠正只抓业务工作而无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倾向;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在党委领导下,各有关部门参与,调动党委和企业、农村、社区、学校,以及各级行政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各方面力量共同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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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抓阵地,扩大意识形态工作影响力
进一步抓好已有的有线播送、闭路电视的宣传阵地,电影院、文化站、图书室等文化阵地,抓好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健康娱乐健身阵地等建设和管理,积极探索政府规划、市场运作、群众参与、社会共建模式,结合新农村建设,加大村级民间文艺团队的培植力度,抓好农村图书室建设,加快阵地建设步伐。充分发挥好乡镇文化播送站业务楼的作用,使之成为宣传文化、科学技术效劳阵地,提高意识形态工作影响力。
(三抓基层,增强意识形态工作凝聚力
经济开展形势迫切地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要力促工作重心下移,克服上面热闹,下面清冷的局面,做到“五个增强〞。
一是增强理论工作的说服力。坚持把党委中心组学习作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思想政治建设的重点,完善制度,以用促学,注重实效,形成领导干部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把加强党员教育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作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党课集中教育、党性实践活动的新思路,形成基层党员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大力开展理论下基层活动,把理论宣讲、理论咨询、理论效劳与在职自学、小集中、脱产培训等结合起来,形成基层干部群众理论教育的长效机制。把课堂教学、读书研讨、社会实践有机结合起来,形成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理论教育的长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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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广泛深入地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形势任务教育、政策法规教育、民主法制教育、科学精神教育,找准理论宣传与现实生活的结合点,学会用老百姓的话说老百姓的理,切实解决理论与实际脱节、与群众脱节的问题,克服口号式、说教式、注解式的理论宣传,做到内容实实在在,讲解通俗易懂,语言生动活泼,形式丰富多彩,群众乐于接受,使理论工作真正发挥出强大威力。
二是增强新闻舆论工作的引导力。牢牢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提高舆论引导水平,把表达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更多地报道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动实践和新鲜经验,更多地报道各乡镇各部门的新成绩、新典型和群众关心的问题,努力使新闻宣传具有亲和力,让广阔群众爱听爱看。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积极抢占宣传舆论阵地的制高点。
三是增强思想道德建设的渗透力。把着眼点放在基层,坚持以人为本,突出思想道德建设内涵,在重建设上下功夫。加强和改良思想政治工作,突出做好统一思想、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力量等工作;以诚信建设为重点,切实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根本公民道德标准,突出抓好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干部思想道德教育,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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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增强文艺工作感染力。把文化开展的着力点放在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开展上。努力培养和造就一批优秀创作人才,健全完善鼓励机制,激发广阔文化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和活力,为群众奉献更多优秀的精神文化产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重的原那么,大力开展文化产业,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加强文化阵地建设,提升群众文化活动质量,大力抓好社区文化、农村文化、校园文化建设,把群众文化工作做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形成制度,形成规模,全面开花。
五是增强精神文明创立活动创造力。抓精神文明创立活动分类指导。对城镇而言,着重以创立文明社区为重点,坚持从优美环境、优良秩序、优质效劳抓起,开展争创文明小区、文明居委会、文明楼院、文明和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对行业而言,着重以窗口行业和执法部门为重点,继续组织开展以“提供优质效劳、建立优良秩序,创立优美环境,争创优异成绩,让群众满意,树立良好形象〞为内容的“四优一满意树形象〞活动。对基层而言,着重在基层单位开展“群众最满意的站所庭院〞评选活动。对城区和农村而言,着重在城区和农村开展公民道德教育活动,提高公民文明素质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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